回忆1946年新开岭战役
贺传忠
当时我们四纵队十师二十九团三营八连按上级部署在宽甸县永岭街打阻击，当骄横的敌25师孤军追至宽甸县地区，与其他各路敌人拉开了距离，我四纵队接到命令，迅速东撤，要把敌25师引到新开岭附近有利地形，待他们直追不舍进入我四纵队包围圈，我们再分批撤离，形成反包围，把它们一举歼灭。
当时四纵队已于宽甸全部东撤，我们三营八连在永岭街最后撤离，没等撤下山头，敌人就像蚂蚁一样蜂拥而至把山头给夺去，我们连被逼到山沟里。这时部队伤亡很大，已顾不了伤员了，连长车永，指导员陈忠玉领着全连在山沟里隐蔽着向东撤。此时天已经黑了，到晚七八点钟时，周围山头上都是敌人火堆，四周已全被国民党25师占领，我们被敌人包围在山沟里，离最近火堆只有三四百米，不到一里路，我们只能隐蔽在山沟树林里。在撤退中我连除了伤亡之外只剩下六七十人，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
连长和指导员研究得想个办法搞点吃的，想起了在撤退路上，山坡上有几十户人家，离我们山沟有二三里路，求求他们能不能给点吃的。连通讯员来通知我到连长那儿去一趟，（我当时是八连二排排长），此时我们二排正在部队隐蔽周围放哨，全排只剩二十几个战士。我到后，连长和指导员还有一排长在等我（三排长在山头撤退时没有下来，死活不知）。
连长说：现在开会研究一下吃饭问题。全连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现在去挖野菜天黑也看不着，再这么挺着，到明天就走不动了，怎么办？撤退时山坡上有几十户人家，到那儿去看看，求求老百姓给点吃的，谁去？我抢先说：我去！一排长说他去！指导员陈忠玉（我原来是他的通讯员）说：别争了，还是叫小贺去吧。连长说，你带一个班向老百姓说明情况，别硬拿。最好做熟了拿回来。我对一排长说，你派人把我五班换下来（五班当时还有六名战士），我带他们去。
这是个小山村，有几十户人家。这时已经九，十点钟，老百姓都已经睡觉，我们摸进去，轻轻把院子的门用刺刀拨开，趴在窗户上，小声说，我们是民主联军，没有吃饭，求求给点吃的。老百姓听我们是民主联军，把门打开，把我们放进屋。我向他们说明情况：大部队都撤走，我这一小部分被拉下，一天没有吃东西。
这家正好是我军的家属，他儿子在民主联军四纵队十二师当兵。当时老百姓家只有苞米面，大豆小米，我说用锅把它们炒熟就行。除了他家，又到邻居家整来一些，还有苞米面，用水合稀了往锅里一倒，摊成饼，邻居家也帮助炒黄豆小米。我们七个人吃饱了，背着四个大半面袋黄豆和小米摊的玉米面饼子回去了。赶到原地都已经两三点钟，全连饱餐了一顿。第二天我们在山林又隐蔽了一天一宿，此时山上敌人已东进，我们已脱离敌人包围圈，便跟随在敌人后面也向东进，找我们的大部队。敌人都是机械化装备，只能走城镇大道，我们部队都在山区和农村，所以我们走的路沿途没有敌人，我们于第五天在山区农村找到了部队。
三营营长王玉堂正准备派人寻找我们八连，这时候我们回来了。我们四纵队继续向东集结，国民党七八个师也在向东推进。这时节已经到十月末，天很冷，部队仍然穿着夏装，单衣，单裤，单帽，单鞋，晚上站岗一小时都挺不了，冻得全身发抖，非常艰苦。此时二十五师抢先进入丹东凤凰城附近的新开岭，并占领了最高山头老爷岭。
老爷岭在日本鬼子占领时期，山顶就修暗堡工事，二十五师占领后，又重新加固了原来工事，在山上安插了一个营的兵力，除了轻重机枪，还有小炮，每个班都配有八八式掷弹筒，火力极强。 老爷岭山尖处最陡，东面下坡有一个小山包，是要塞，我主力部队攻打老爷岭首先要先占领小山包，此时小山包已是敌人火力控制点。当时我们十师二十九团三营八连接到上级命令：攻打新开岭最重要山头老爷岭。
三营营长王玉堂一大早就来到八连，开指导员、连长、排长参加会，研究具体进攻打法：老爷岭山头最高又陡，东面下坡有一个小山包，是老爷岭敌人火力控制点，我们首先要抢占这个小山包，把全连三挺轻机枪，一个八八式掷弹筒都集中在这个山包上，吸引敌人火力，这个任务由二排担任（当时我是二排排长），一排三排顺着从小山包两侧隐蔽向前进攻包抄。这时山上树叶还没有落，有的已发黄了，正好便于隐蔽，任务就这样定下来。
11月1日上午8时，进攻开始了。我领着二排带着三挺机枪，一个八八式掷弹筒，隐蔽着占领了老爷岭东侧山下的小山包，敌人没有发现我们。副连长刘常和指挥一排从小山包左面隐蔽着向上攻；车永连长指挥三排从小山包右面隐蔽着向上攻；指导员陈忠玉带着连部卫生员担架队在小山坡下隐蔽。 我二排在老爷岭敌人未发现前继续隐蔽，倘若敌人发现了就开火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
当左右两个排隐蔽着向前攻不到10分钟时被敌人发现了，老爷岭上的轻重机枪一起开火，向我左右进攻的两个排扫射过来，压得左右两个排抬不起头来。这时我大喊一声：打！三挺机枪一起向老爷岭扫射，把敌人的火力吸引了过来，此时敌人调转火力用八八式掷弹筒集中在一起，向我守卫的小山头发射，空中炮弹向乌鸦一样落在头上，不到5分钟来了两排炮弹，瞬间三十多人一个排只剩七八个人，我一看不好，山头守不住了，如果敌人这时冲下来占领了我们的山头（小山头离老爷岭只有五六百米远），把左右两个排就堵在里头撤不出来了。我左腿跪在地下，侧着身迎着敌人的炮火把四色联络旗举起向左右两个排发出信号，叫他们火速撤退。在我摆旗时一颗子弹打中了我，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我醒过来时，一看周围是和牺牲的同志在一起，有二十多人，我满口向外吐血，就喊来人！这时指导员和卫生员听到我的叫喊，卫生员小张说：二排长没有死！领着担架队把我抬到指导员在的地方。小张给我包扎伤口，只看背包被炸成一个窟窿，以为子弹从我前胸打进去的，把我胸前衣服用剪子豁开，也没有发现子弹从哪里打进去。
原来我在摆信号旗时侧着身，子弹从左肩打进，穿过肺子贴心脏穿出，是颗炸子儿，在后背炸开，连着把背包炸了个窟窿。 这时天已黑了，看不着人，指导员陈忠玉叫担架把我送到山下营部（一个看山的窝棚，之后担架又返回山上接另一拨伤员）。王玉堂营长来看我，说小贺你受伤了，看满嘴都是血，打在哪儿？他叫营卫生员看看，卫生员说，打在肺子上。当时给我上了点二百二（红汞水）。
王营长问，连卫生员怎么没有给处理伤口？我说：听小张说二百二没有了，棉花也没有了，伤口没法堵，他们只好用担架把我送到营部。当时营部有一个迫击炮班，因炮弹打光了在营部待命，他们共有六个人，这会儿也要往下撤。
营长说，你们把小贺抬着回山后师野战医院。这时营里担架已经没有了，营长叫把他的毯子拿来，四个角叫卫生员用剪子剪成窟窿，叫我躺在毯子里，让他们串上杆子抬着走。炮班六个人，一个扛炮筒，一个扛炮座，一个扛炮腿，一个扛炮箱子，另两个人抬我。没想到我在毯子里，一抬，杆一弯，把我上半身和我的腿一起向上蜷起来，当时蜷的满嘴向外吐血。营长一看不行，说，你们倒换着背着走吧。
有一个战士，个儿小，两手在腿后叉不到一起，只能把着我的腿扳住，走一气儿向上一颠，我趴在背上就吐他一身血。而且向山坡走又是小树林，晚上没有月亮，也看不着路，他摔个前趴子，我在他后背压在他身上，他把脸都跄破了。我实在不好意思，我说，别走，等着天亮再走。他说，咱没穿棉衣，天这么冷怎么受得了。我说你架着我走吧。于是，他们两人架着我，快到山顶时碰着师野战医院向战场派来的担架队，抬担架的有的是日本人，他们是二战结束参加中日友好同盟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日本人，他们思想进步，有的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抬担架是两个人，他们抬担架是四个人，每人抬一杠头，我由日本人抬到山后一个村子，师部野战医院设在那儿里。我到医院后，安排在老百姓家一铺火炕上，还有二十八团三个伤员，我们四人头朝外躺着，挨着我的是一个连长，他腿部受了重伤，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国民党飞机在这个村子上空扫射，一颗子弹打在我身边连长脑袋上，（脑浆都打了出来）崩了我一身血，他牺牲了。这一天听说新开岭战斗已结束，我军大获全胜。国民党新六军二十五师全部被消灭，除了死伤外，还俘虏了5000余人。
我在野战医院只呆了一天，医生给我检查了一下伤口，给上点二百二。第三天上午10点野战医院伤员全部向后方临江转移，卫生员先把重伤员从老百姓家抬出来，担架不够用就用木板代替担架，我是躺在一块木板上。这时村街上摆了一大片担架，伤员都在上面躺着，天气特别冷，刮着西北风，飘着雪花。
伤员全身都单衣单鞋单帽，有的伤员大声喊：冻得受不了了！我在一块木板上冻得直哆嗦。这时护送担架的二十八团一个排走过来，排长姓杨，走到我跟前看到我冻得直哆嗦，问我是哪个部队的，我说，二十九团三营八连排长，攻打老爷岭时受伤了。他把身上背的毯子给我盖上（这个毯子是美国生产的，他打仗得的）幸亏这个毯子，不然我就冻死了！我问他咋还不走？他说，抬担架的还没来。
我们在街上等了快一个小时，这时看到一二百国民党俘虏和医院工作人员走过来。二十八团压担架的战士在那边指挥：四个人负责一个担架，两个人先抬，走一段路就换一班抬。我是躺在一块板上，得用绳子捆上，四个人抬。这时只听杨排长喊了一声：出发。担架队就一个跟一个的向前走去。我们压担架的战士，枪都上了刺刀，在担架旁跟守。
我原来是在担架队中间，由于我躺在板上不固定，一上下坡我就向一边斜歪，这样就得站下把我重新绑好，慢慢地我就拉在了担架队后面。六七十担架排得很长，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押送的战士不住地大声喊：都跟上！走了一段路，前边有条小河，有十几米宽，水深没膝盖。河上面老百姓用原木架了个小桥，原木用斧子削了一个平面，两根并在一起，很窄，担架走不了，国民党兵都挽上裤腿，光着脚在河水里把担架抬过去。
这时我被拉在最后面，押送的战士已经走到前面，后面只剩下我自己，抬我的四个国民党兵不想在河水里趟过去。有一个说：连长，咱们把他从桥上背过去吧。我一听，立刻警觉起来，有个国民党连长！如果这时他们跑了，把我扔下就糟了。有一个国民党兵向我说，老总，水太凉，我背你过去吧。我说行，快走吧。可由于桥很窄又咣当，背我的国民党兵和我一起掉河里。我大声的喊，来人啦！押送的战士听到拉下一个伤员，向空中打了两枪。这时杨排长也跑来了，一看是我，问怎么回事？我说，他们说河水太凉从桥上把我背过去，从小桥上掉到河里了。杨排长说，快抬上，跟上担架队，前面不远就到地方了。背我的国民党兵和我全身衣服都是水，冻得只打寒颤。
前面不到一里路就是一个村子，是去临江中途设的一个兵站，他们把我安排在一个老百姓家的火炕上，正好是我军家属，他儿子也在四纵队当兵，是十一师的。他把他儿子当兵前穿的衣服找出来给我穿上，把我受伤的衣服给洗晾干了，又把我受伤时前大襟被卫生员用剪子豁开的地方给缝上了。第二天上午，兵站卫生员来给检查了一下伤口，用盐水擦了伤口，卫生员说：红药水都没了，只能用盐水处理。在兵站住了两天，第三天来汽车（汽车是打新开岭新缴的）把我们伤员接走送后方医院。
四纵队野战医院设在鸭绿江边一个叫拉古稍的屯子，有五六十户人家，老百姓家伤员都住满了，伤病员多得就像赶集一样，都是打新开岭下来的，老百姓家住不下就在屯子北山南坡上搭帐篷住，连给伤员做手术都在帐篷里做，当时没有麻药，远远都能听到做手术的伤员喊叫声，可想当时条件多么艰苦。
这时国民党军后续部队四个师已向东推进，我们四纵队在新开岭消灭了新六军二十五师后撤离新开岭，当时南满只有临江是我们后方，四保临江是我们南满部队最困难的时候，打仗下来的伤员都集中在鸭绿江边一带。
1945年小日本投降后，朝鲜美国占领，北朝鲜苏联红军占领，这时国民党飞机经常来鸭绿江一带我们的后方侦察扫射，但他们飞机不敢在朝鲜上空飞行，有一天他的飞机越境，飞到了朝鲜上空，苏联山头的高射炮就开火了，吓得他掉头就飞跑了。这期间我们鸭绿江边伤员太多，晚上用木板船偷运到朝鲜靠鸭绿江边一带的村屯。我在北山坡的帐篷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一看吃饭都很困难，轻伤员排一长队在分盛苞米茬子粥。这天晚上，重伤员用担架抬到船上，轻伤员坐在船上渡过鸭绿江到对过朝鲜屯子，每船二十几个人，江面不宽，远的地方也就一二百米，我上船跟了过去。这个屯子有四五十户人家，每家都住满了，伤员在外面院子里，担架摆了一片，天又冷，伤员穿的都是单衣，我一看不行，又坐船回到拉古稍，在版棚里呆了一夜。
第二天和其它伤员一起向临江走，满路都是伤员，有的拄着拐走，中途天黑了，就住在屯子老百姓家（屯子有我们地方工作人员接待安排食宿）吃顿饭，第二天再走。我走了三天才到达临江，临江此时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指挥中心，我找到兵站（专门接待安排伤员），他们说老百姓家都住满了，现在只能住在日本投降后留下的一个仓库里，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床，地下用苞米杆子铺着，伤员都在上面躺着，也没有药治疗。此时正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时期。也是南满最艰苦最困难时期。
我到临江后的第二天，碰到我们二十九团三营营长王玉堂（打日本时期，他是胶东英雄，老百姓称他“王永堂是老百姓的好儿郎 ”。他受过九次伤，四野大军进关打开封时牺牲了，他的遗像在哈尔滨东北烈士馆存放） 他见到我说，你受伤后，下半夜二十八团攻下老爷岭。我们三营在攻打火车站时，我左手受伤了，打掉两节手指头（四五指），没有大事，这次是我第九次受伤，我很快就好了，就回部队了。
我们关内过来的人，这次打得没剩下几个。他说，我们来东北后这是打的第一次大胜仗，消灭国民党新六军二十五师这个美式现代化装备的精锐部队最能打的一个正编师，我们把他们全部吃掉了。死伤2000余人，俘虏了5000多人，把师长李大麻子打伤活捉着了，但我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党中央毛主席来电表扬了我们四纵队打得好，全军通报嘉奖。你到后方好好养伤，康复后好好工作。干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们俩握手告别，再见！
王玉堂营长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学习榜样，永远也忘不了。没想到再见，是永远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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