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碾庄圩没有什么炮火的声音了，糟糕了，黄百韬十几万人已经失败了，碾庄圩没了炮火了。二十五军的军长陈士章从碾庄圩逃过来了，他告诉我们，黄百韬自杀了。”

黄百韬自戕，陈士章倒是挺能跑，他逃出碾庄圩来到陈官庄向杜聿明汇报，杜聿明文强在淮海战役被俘，陈士章又跑出去了，直到1949年8月才在福建永春被俘虏。

这个陈士章是不是《特赦1949》中那个你侬我侬的陈瑞章，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直没有真心改造好，所以直到1975年才跟文强（《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一起特赦，而且特赦后坚决要去台湾找老蒋，吃了闭门羹后也不肯返回，而是去了美国。

陈士章和不像《特赦1959》中的陈瑞章那样“深明大义”，他在皖南事变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甚至可以说他是方日英的第一帮凶——在三溪镇阻击新四军突围部队的，就是方日英为师长、陈士章为副师长的蒋军四十师。

陈士章被俘后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也象征性地写了一些回忆文章，并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和《纵横》杂志上，他在回忆文章中还不忘大骂淮海战役期间担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负责制定蒋军战略规划）中将厅长郭汝瑰。

因为郭汝瑰的真实身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公开，所以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他是起义将领，却不知道他是受董老直接指挥的高级潜伏者。

因为不知道郭汝瑰的真实身份，陈士章在写回忆录的时候，还在大骂郭汝瑰，说黄百韬自杀，全怪郭汝瑰谎报军情吓蒙了刘峙和邱清泉，以至于黄百韬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据文强回忆，黄百韬的第七兵团之所以在碾庄圩被全歼，主要是刘峙指挥不力，杜聿明说话不好使，邱清泉李弥为了保存实力而不肯全力救援。

杜聿明给李弥邱清泉打电话，命令他们去碾庄圩救援黄百韬的时候，副参谋长文强就在电话机旁，亲耳听到了邱李二人互相攀比扯皮。

邱清泉很坚定地表示不能执行命令：“我的兵力已经消耗得很厉害，如果再抽调两个军迂回，恐怕我的正面不保，一旦敌人从正面突破，徐州也不保！”

李弥也不肯调兵：“如果邱清泉派出兵力，我也派，如果邱清泉不派，我也不派。我只有两个军，邱清泉有六个军，他的力量比我大两倍，他为什么不抽调力量？从我这里调个师，我的力量就更单薄了。”

邱清泉也算杜聿明的嫡系，按理说“老长官”的命令，邱清泉这个凶悍的家伙应该遵命出击才合情理，从什么时候起，邱清泉变得这么胆小了？陈士章认为，那就是被郭汝瑰吓的。

碾庄之战是1948年11月6日开打的，就在两天前，也就是11月4日，刘峙在徐州召集军长以上军官开会，第七兵团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自然也参加了。

刘峙肥头大耳没主意，杜聿明腰疼得坐不直，会议照例由“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做战情报告，陈士章在《第七兵团的毁灭》一文中，说郭汝瑰的报告就像张良在垓下吹箫离散楚军一样，上来就是一通吓唬：“苏联搬走沈阳兵工厂机器和用日本关东军四十个师的武器，装备了林的部队，林攻克沈阳，仅炮弹就缴获了一百二十万发，这些炮弹正源源不断运过来，现在济南丢了，王耀武被生俘，华北、华东、大别山的解放军已经分进合击，就要一口吃掉黄百韬的第七兵团了，而黄维的第十二兵团一时半会儿来不了，黄百韬只能指望孙元良兵团相救了！”

且不说东北野战军有没有四十个师的日式装备，有没有一百二十万发炮弹，郭汝瑰那句“共军以我之武器，攻击我军”，就足以让参会的兵团司令、军长们汗毛倒竖了。

明明是邱清泉李弥离黄百韬近，而且这两个兵团的战斗力也远超孙元良兵团——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只有两个军四个师，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有六个军十六个师，李弥说自己的第十三兵团只有两个军，那是睁眼说瞎话，他实际兵力是四个军十个师。

放着强大的邱李兵团不用，郭汝瑰只建议实力极弱的孙元良救黄百韬，黄百韬灰心丧气，邱清泉和李弥也有了不遵杜聿明之命的理由：郭厅长是代表顾总长和委员长的意见，他没说让我们去救黄百韬，我们当然不救，要救，也得委员长亲自下命令。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证实了这一点：“黄百韬突围不成，乃向邱清泉乞援，清泉竟拒不赴援。此事在别的军事系统看来，简直是笑话，在他们黄埔系却是司空见惯的事。至11月22日，黄百韬弹尽援绝，全军覆没，百韬不愿被俘，乃拔枪自戕而死。当此消息在南京传出时，我们几乎不能相信，有很多人就怀疑邱清泉的抗命是蒋先生授意的；至少蒋先生的命令的语气是可以便宜行事的，清泉才敢如此。因为黄百韬兵团原是‘杂牌’，早在蒋先生蓄意消灭之列，为使邱清泉保存实力而牺牲黄百韬，也并不是费解的事。”

郭汝瑰连吓唬带“瞎指挥”，刘峙对这位“钦差大臣”可谓言听计从，杜聿明和文强向他请示，他却表示自己也要请示老蒋，这样一推二拖，黄百韬就彻底凉了。

不止陈士章对郭汝瑰口出恶言，左右为难的杜聿明也是一肚子怨气，他于11月10日被老蒋招到南京开会，发现郭汝瑰早已经陪伴在老蒋身边，而且照例由郭汝瑰代替老蒋说话：“黄兵团死守碾庄圩，第六十三军守窑湾镇待援；以李弥兵团附第七十二军守备徐州……”

听了郭汝瑰的“战略部署”，杜聿明的鼻子差点气歪，但却敢怒不敢言：“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郭汝瑰当然不会允许黄百韬跑掉，他的作战计划在老蒋和顾祝同看起来“很周密”，在杜聿明看来则是把黄百韬和黄维往死路上赶。

杜聿明像陈士章一样，对郭汝瑰充满了怨气，邱清泉李弥则被郭汝瑰夸大的“敌情”吓晕，一改此前嚣张狂妄，变得缩手缩脚，能不出头就不出头，“驰援”碾庄圩，听见炮声就回撤，于是杜聿明也只能在绝望中听到碾庄圩的炮声逐渐停息，然后就是陈士章哭着报丧了。

陈士章和杜聿明过不去河赖裤子肥（这句俚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不雅），把他们失败的责任推给郭汝瑰，并在回忆文章中屡出恶言，这其实是格局和能力的问题：郭汝瑰的“情报”，应该是二厅（情报厅，郑介民曾任厅长）侯腾提供的，郭汝瑰只不过是有选择地向兵团司令和军长们“通报”而已，至于谁被吓坏、谁被吓蒙，那都跟郭汝瑰没有太大关系。

陈士章和杜聿明、文强在战犯管理所又做了“同学”，但陈士章宁肯跟军统特务沈醉交朋友说心里话，也不愿与杜聿明、文强、黄维打交道，宁愿去找病得只剩半口气的老蒋，也不愿与这些“老长官”在文史专员办公室再做同事。

其实有没有郭汝瑰，蒋军在淮海的败局都已注定，杜聿明陈士章抱怨甚至责骂郭汝瑰完全没有必要：有老蒋的越级指挥，有白崇禧釜底抽薪，再加上刘峙一乱就麻爪，八十万对六十万优势在谁，那还用讨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