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元和元年(806年)二月十八日，宪宗向宰相们提出，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端拱无为，两者互有得失，怎样做才是最恰当的呢？

“宰相杜黄裳首以君臣大义激起上心，上既闻黄裳之言，耸听延纳”，于是“选擢宰相，推心委之”。

宪宗曾在元和三年(808年)九月，感触很深地说：

“以太宗、玄宗之明，犹藉辅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圣万倍者乎。”

在宪宗看来，贞观、开元年间的君臣关系是最值得学习和效法的。贞观、开元的政治经验，值得学习的最多，由此宪宗即位以后，遍读列祖列宗《实录》，尤其爱不释手的是《太宗实录》《玄宗实录》及《贞观政要》。

为随时提醒自己处理好君臣的关系。元和四年(809年)，宪宗诏令李绛、崔群、钱徽、韦弘景、白居易等人搜集历代君臣成败经验五十余种，并亲自编选成《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手书于六张屏风之上，宣示臣下，激励自己。每次观览前代兴亡得失，都三复其言，始终把贞观、开元之治作为自己执政奋斗的目标。

元和三年(808年)四月，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元和制举案，宪宗亲自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时，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都在策文中指陈时政之失，言语无所回避，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任考策官，策三人为上策，宪宗“亦嘉之”，诏令中书省“优与安排”。

牛僧孺等人敢于大胆批评朝政，本身是与宪宗主张臣下应直言进谏，并在朝廷上下形成了一个敢于直言的大环境分不开的。

元和三年(808年)制举案的发生，并没有改变宪宗鼓励臣下直言极谏的方针。

为鼓励大臣们直谏，元和四年(809年)三月，宪宗诏令京兆尹查访贞观著名谏臣魏徵的后代。当得知魏徵故居已被转卖时，下令出内库绢二百万赎回，并厚赐魏徵子孙。以此鼓励臣下们直言。

元和五年(810年)，翰林学士李绛曾当面向宪宗指责宦官吐突承璀过于专横，主张应予以惩处。

当时吐突承璀虽然指挥讨伐成德失利，但恩宠不衰，因此宪宗发怒对李绛说：“卿言太过！”李绛泣对宪宗说：

“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避左右，爱身不言，是臣负陛下；言之而陛下恶闻，乃陛下负臣也。”

宪宗听后解怒，对李绛说：

“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闻所不闻，真忠臣也。他日尽言，皆应如是。”

宪宗曾向给事中吕元膺询问时政得失，吕元膺无所讳隐，辞气激切，宪宗十分欣赏，第二日便向宰相建议：

“元膺有谠言直气，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

元和四年(809年)征成德，宪宗拟授宦官吐突承璀招讨处置使，吕元膺等8人联合抗议，认为授宦官此职务不宜，宪宗于是改变了吐突承璀的使号。

吕元膺担任尚书左丞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大胆进谏，曾多次将他认为不合适的诏命封还。

曾有度支使潘孟阳与太府卿王遂为营田之事争持不下，宪宗懒于详辨是非，将两人都以美词赞扬后改授他官。

吕元膺接诏书后加以封还，认为事情应明示枉直，褒功惩过。

江西观察使裴堪奏虔州（今江西赣县）刺史李将顺贪赃的情况，朝廷没有认真复查，便将李将顺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户。

吕元膺认为，无论裴堪所奏是否真实，朝廷都应按制度进行调查复验。不加复验将李将顺贬谪，纵使裴堪所奏属实，这种做法也不可为天下效法。

于是吕元膺再次封还诏书，请宪宗派御史按问，查清事实后予以处理。

给事中段平仲“自在要近，朝廷有得失，未尝不论奏”，宪宗也予以鼓励。御史中丞薛存诚也以敢于进谏、依法办事而著称。

对于那些身居要职，循默守位，不敢进谏的官员，宪宗总是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甚至解除他们的职务。

如郑，宪宗登基前后，立有拥立功劳，元和初年与杜黄裳同为宰相，“谦默多无所事”，从不提出规谏意见，因此被罢免了宰相。

大臣权德舆也因诸事不肯表示意，、“拱默无建言”而被罢免。

对于那些不但不上谏言，反而投君主所好，善于逢迎的人，宪宗尤为厌恶。

元和四年（809年)，宗正少卿李拭闻知宪宗准备以吐突承璀领军讨成德，因而上书请委吐突承璀以禁兵，“使统诸军,谁敢不服”。

宪宗以李拭的奏状出示群臣，并说李拭是奸臣，命令宰臣以后不要重用此人。

宪宗不仅鼓励臣下敢于直言极谏，而且自己注意纳谏，集思广益，随时修正自己的过失。

宪宗一再强调进谏的重要性，但他并不是把劝谏当做一种点缀，当做一种摆设。

而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能够集中臣下的集体智慧，群策群力，实现贞观、开元局面的再现。

因而在宪宗执政的大多数时间，都能虚心接受臣下的进谏，这是宪宗在元和年间能在各方面取得较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作为一个30岁左右的帝王，宪宗有着较强的自尊心，比较爱面子。

所以当臣下的意见比较尖刻时，宪宗有时也会因难以下台的窘迫而发怒。

元和元年(806年)以后，由于宪宗的提倡和鼓励，朝廷上敢于进谏的官员渐渐增多，有些谏言不但尖刻，有时还会与事实有出入。一段时间，宪宗十分恼怒。

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宪宗曾对李绛说：

“谏官多谤讪朝政，皆无事实，朕欲谪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余，何如？”

李绛回答：

“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以壅弊陛下之聪明者。人臣死生，系人主喜怒，敢发口谏者有几？就有谏者，皆昼度夜思，朝删暮减，比得上达，什无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谏，犹惧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

宪宗听后怒气顿消。

元和三年(808年)七月，宪宗出行，视察秋稼长势，随行宦官将五坊的鹰、狗等狩猎用物一起带上。

一路上，遇有不少百姓观望。第二天，许多谏官上书，认为秋日狩猎，损害庄稼，有损圣上爱民之心。

宪宗十分生气，上朝时对宰臣们说：

朕昨日出行，实在是阅视秋稼，本非畋猎。今日谏官在外，章疏颇烦，不知意欲何为！

看到宪宗发怒，许多官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此时宰相李吉甫上前，一方面肯定了宪宗阅视庄稼，察民疾苦是正确的，同时又批评宪宗不应当以鹰犬随行。既以鹰犬等狩猎用物随行，有传言天子狩猎便不足为怪。谏官既有所闻，便应尽职进谏。

尽管事实有出人，也应当嘉奖鼓励。李吉甫又指出蒐狩虽为古制，也应有所节制。

天子应胸怀远大，弃常俗之务，这样传闻就会不禁自消。李吉甫的进言，婉转地对宪宗近来畋猎过多进行了批评，宪宗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对，连称：“卿言是也，肤亦深悟矣”。

在元和年间众多的直臣中间，翰林学士白居易是较为突出并受到宪宗赏识的一个。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太原人，生于郑州。

十五六岁时投文顾况，受到赏识。贞元十六年(800年)参加科举考试，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参加制举考试，列入第四等。初始任周至县尉、集贤校理。

从此以后，白居易大量规讽朝政的乐府诗篇，在宫内外广泛流传。

宪宗读了他的诗篇，不仅没有因为白居易的许多直言而恼怒，反将白居易召入翰林院任命为翰林学士，以便于随时听取意见。

白居易入翰林以后，“论执强鲠”，曾经就元和三年(808年)制举案、淮南节度使王锷入相事、禁止诸道进奉、禁止掠良人为奴婢、中使监军、元稹被辱、河北用兵等广泛的问题向宪宗提出谏言，大多都为宪宗所接受。

白居易的谏言，在许多时候往往比较直露而尖锐，有时白居易甚至直接与宪宗争论，直言“陛下错”，使年轻的宪宗下不了台。

元和五年(810年)六月，宪宗曾因白居易的直言而密召宰相李绛入宫，对李绛说：“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

李绛解释道：

“陛下容纳直言,故群臣敢竭诚无隐。居易言虽少思,志在纳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

听了李绛的这番话，宪宗又高兴起来，待白居易如初。

由于宪宗有纳谏的诚意，因而元和年间(806—820年)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层出不穷。

给事中李藩在门下省，制敕有不合适的，即于诏书后批驳，办事人员请以另纸书写，李藩回答：那样就成状文，不是批敕了。

宰相裴垍十分赏识李藩的直言，向宪宗推荐李藩担任了宰相，李藩任相后更是知无不言，深受宪宗器重。元和中期，河东节度使王锷用巨资贿赂宦官求任宰相，宦官请宪宗发密旨给李藩：“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来。”

李藩提笔将宪宗御批“兼”字“相”字涂去，使御旨成为“王锷可宰”，并批敕曰“不可”。

权德舆见之大惊失色:“纵不可,宜别作奏,岂可以笔涂诏耶!”

李藩回答：事情紧急，过了今日便不可改正，天已晚，何暇另外作奏章，于是封敕还上。

说李藩将御旨改为“王锷可宰”，似乎言过其实，不过李藩驳回了宪宗拟以王锷兼相的密旨却是无疑。

在李藩等大臣的反对下，宪宗放弃以王锷兼相的打算。后来李藩虽不再任相，宪宗仍多次召对李藩，讨论政事得失。

纳谏的目的是为了改正过失，宪宗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一般情况下都能接受大臣们的谏言，改正自己的过失。

元和七年(812年)，宪宗曾对宰臣们说：

大凡行事，经常忧思的是不通于情理。一旦有了过失，追悔诚难，古人处此，有何良法?

李绛回答说：

办事情有过差，圣贤明哲也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天子应当经常用群臣来匡正自己的过失。

主上用心治理于宫中，大臣讨论匡正于朝廷。求治于天下未乱之时，消祸患于未萌之际。主上有过，则谏诤以制止，这样上下同体，好像手足与心膂的关系，交互为用，这样才能实现天下康宁。然而，这还只是一般的常理，亦非难以遵守之事。困难的是，当人主有了成绩时，往往骄矜自满，有了错误却护短不肯承认，这是最易犯的错误，因此古人尤为重视有过必改，从善如流。

听了李绛这一番话后，宪宗立即答道：

“朕擢用卿等，所欲冀直言，各宜尽心，以匡不逮，无以护失为虑也。”

元和八年(813年)，宪宗在接受李绛关于采择宫女一事的谏言后，曾真诚地对宰臣们说：

朕常居深宫，不知宫外的许多事情，以后如果有处理不当的事宜，你们必须像此事一样论奏进谏，不要缄默不语，促成朕错。如果朕得到你们的论奏，没有采纳，固执己见，而又有违于道理，你们直须两度、三度进谏以至于更多。联靠你们广视听、开茅塞，以归于道理为目的，望你们能常以此为怀。

宪宗的一番话使李绛等宰臣深为感动，有的大臣竟泪流满面，事后称宪宗的求谏、纳谏，前无古人。

“若书之帛简，足以彰示万世。岂寻常帝王可望清光哉。”

由于宪宗注意求谏、纳谏，听取多方意见，善于集中集体智慧，因而在元和年间特别是元和初、中期，能够不断地发现、纠正自己的失误，最终实现平定藩镇、再振大唐的奋斗目标。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