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作者：施展
上一节，我们讲到了理性看待美国这个对手，尤其是它在“从0到1”创新上的独特优势。当然了，这种“理性”并不是说我们只能妄自菲薄，而是要把握新的技术变革、产业变革的良机，在新的人类秩序构建中寻求更大的腾挪空间。
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始了
我们知道，产业变革往往是由技术变革引发的。时至今日全球已经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并形成了环环相扣的产业秩序迭代升级。简单来说，就是上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技术会不断扩散，并成为下一轮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或变革前提。
其中第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是纺织业。蒸汽机技术的发明给纺织业提供了新的动力来源，推动了纺织业的高速发展，成功实现了对传统农业社会的深刻改造。时至今日，一些后发国家要想走上工业化之路，仍会选择纺织业作为突破口。
而第二轮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后期，由德国、美国率先发起，核心产业是重化工业。它是包括电子产业、信息产业在内的现代工业经济的基础设施，为后者提供必要的原材料和机器生产能力。但它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庞大的投资。
如果站在全球化的角度看，发展重化工业是不经济的，但它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命脉产业。所以日本、韩国靠国家强行扶持财阀的方式，完成了这一轮革命。而中国则以国内庞大的市场规模作支撑，扶持国企完成了对这一核心业务的布局。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是电子技术，其生产要以重化工业为基础设施支撑，因此中国在这一轮产业变革时同样具有巨大优势。当然这其中会有部分环节对供应链的依赖度相对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因此有向东南亚国家溢出的可能。
目前全球产业秩序已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期，其核心产业是信息技术，核心动力是两条腿支撑的创新：一条腿是从0到1的技术创新，美国具有明显优势；另一条腿是从1到N的商业模式创新，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使之成为最好的试验田。
近几年的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评选就很能说明问题。在这十家公司里，美国占6家，中国占4家，其它国家则无一进入。这样的比例分布，说明本轮工业革命将在中美两个超级大国间展开角逐，而美国的优势更为明显，中国仍处于从属位置。
当然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每一轮产业革命都需要匹配新的组织形态。粗略地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依托蒸汽机技术和工厂组织，第二次依托重化工技术和财阀组织，第三次依托电子技术和跨国公司，第四次则依托信息技术和分布式组织。
前三次工业革命形成的组织形态，我们比较熟悉，那是一种金字塔形的、相对稳定的层级化组织。但第四次工业革命依托的分布式组织则大不一样，它没有塔尖，也没有中心，每个人都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拥有决策、行动的自主权。
这就意味着组织的内外边界开始变得非常模糊，非常灵活，甚至能彻底摆脱空间限制，在多个国家流动性作业。随着互联网+的技术发展，电子产业、重化工产业也开始具备分布式组织的特征，这将对传统的国家管控秩序带来深远的影响。
信息革命时代，中美各擅胜场
刚才我们讲过，在信息化工业革命时代，中美两个超级大国是最主要的玩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会陷入短兵相接的内卷状态，毕竟双方擅长的领域大不相同，彼此的合作互补性反而大于直接竞争。
比如在信息产业的硬件部分。美国在高端制造环节，尤其是芯片领域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但问题在于用户没办法直接使用芯片，必须要通过中国擅长的中低端制造，被组装为终端产品才能进入消费市场。所以说中美需要相互依赖，发挥各自的优势。
再比如软件部分，它体现为对各种数据资源的搜集、挖掘、分析和应用。通过这些应用，我们就可以精准匹配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需求，大幅提升社会运转效率。与此同时，人们的社会运行逻辑也会被数据改变，甚至会创造新的需求。
需要说明的是，数据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有设计出相关算法，并投喂相关的数据进行训练，整合提炼数据背后的逻辑后，这些数据才能有用武之地。相对而言美国在算法方面优势明显，但中国能积累更多的数据，能给算法更多的训练机会。这就是目前的现状。
牛津大学一项研究表明，2016年中国拥有全世界20%的数据，而美国只有5.5%，比中国要低得多。而庞大的数据体量能催生出一系列中国特有的商业模式，形成更丰富的技术应用场景，进而又形成更大的数据规模。
这是一个良性的正循环，但其中也有隐忧，那就是国内互联网公司的国际化程度有限，导致其掌握的数据主要集中在本土，多元性不够。这意味着算法获得的训练样态将相对单一；而对信息技术产业来说，多样性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红利。
因此国内互联网公司不能仅仅看到自己在数据量方面的优势，还要注意到数据样态单一所带来的劣势。而要想克服这一劣势，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大开放力度，加快国际化步伐。
此外，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能迅速补上算法这一课吗？答案是暂时不能。就像任正非先生所说的：“中国的人工智能不可能发展的很快，因为这需要大量的数学家，大量的超级计算机，超级的程序体。”
也就是说，这种研究无法砸钱快上，只能靠学术界的长期积累，量变引发质变。
当然，我们前面说信息时代中美两大玩家各擅胜场，并不意味着要把其它国家彻底排除在外。那么其它国家该如何参与呢？这就需要先分析信息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对此，施展老师展开大胆设想，认为未来一定会有数个国际性的数据公司产生。
这样的数据公司大概率会出现在中美两国，它们将搜集、整合多个国家、族群的数据资源，形成一种公共资源，为全球各行各业所服务。但伴随着这些巨无霸的崛起，新的商业伦理问题就会出现，比如，个人数据权利如何界定，隐私权如何保护等等。
此时，属于第三方国家的机会就出现了。我们常说在游戏赛场上，某个人不能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如果说中美的国际数据公司是球员，那么负责数据产业商业伦理建设的裁判最好来自第三国家，以此来保证整体数据的安全性和公平性。
工作被机器取代后，人该怎么办
前面我们讲的中美技术创新、产业革命等话题，更多是立足于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角度展开的。但对个人来说，我们更应关注时代那粒“灰”变成的那座“山”。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人类开始担忧手头的工作被机器取代后，自己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并非杞人忧天。全球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认为，到2030年可能会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因机器人与自动化而失业。还有的机构预测更惊悚，说未来只要有5%的人类管理机器人生产就够了，剩下的95%人类会变成纯粹的消费者。
但这么高的失业率会让现有的“生产—消费”模式严重失衡。当95%的人不再通过做工取得收入，那么他们该靠什么来进行消费呢？如果这些人失去了消费能力，那么5%的人驱动机器人生产出的产品就卖不出去，整个经济又该如何保持循环呢？
2019年美国政坛新秀杨安泽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主张政府要给所有18-64岁的美国人发放一笔无差别的1000美金的基本收入，以此应对机器人对人类工作的剥夺。
杨安泽把这笔钱称之为“自由红利”，是对因技术进步而被迫失业的不幸者的补偿，毕竟一个失业的煤炭工人是很难通过再教育学习当上软件工程师的。杨安泽的这一方案提出后，迅速赢得了扎克伯格、马斯克等企业界大佬的支持。
但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首先，每年向国民无条件发放的这笔钱从哪里来？其次，为什么要拿这笔钱分给国民，这算不算劫富济贫，奖勤罚懒呢？最后，如果每个人都能轻易拿到这笔钱，大家会不会失去工作动力直接躺平，会不会阻碍社会进步？
对第一个问题，杨安泽建议美国停征所得税，改征增值税。一直以来工人们老老实实地交所得税，但老板却能采取各种避税措施。改征增值税后他们就没法避税了，只能乖乖地为生产、流通环节的增值部分交税。这笔税收可用来作自由红利。
第二个问题，给国民发这笔钱是否正当。杨安泽认为像亚马逊、谷歌等巨头公司采用大量的自动化技术，导致传统产业消亡、工人失业。与此同时它们却将大量收益转移海外，避开美国税收。而自由红利，就是要纠正这种极大的不公平。
最后，人们拿到这笔钱会不会直接躺平，进而阻碍社会发展呢？杨安泽认为未来社会应是“人本资本主义”，即人的价值更为重要。当自由红利能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后，人们就更愿意去冒险，去创新，这显然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有利。
和现有的社会机制相比，杨安泽的方案仍处于脑洞阶段，但它无疑勾画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方向，一种更积极的未来。
好，讲到这里，《破茧》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施展老师的这本书写作于2019年，当时的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这些“黑天鹅”事件就像一面面放大镜，暴露出中国高速发展三十年中掩盖的诸多问题，也引发了网络上人们的激烈争论。
如果仔细看这些争论，我们就会发现大部分是缺乏理性的意气之争，如同鸡同鸭讲，根本无法达成有价值的共识。网上的种种乱象，折射出当人们陷入由推荐算法造就的信息茧房时，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存在着多么大的偏差，并且固执得有多么可怕。
为此施展老师写这本书，就是要提醒大家该如何突破信息茧房，看清真实世界，从而探索出一条更理性、更持久的发展之路。当诸多的理性汇集在一起，我们才能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中求同存异、达成共识，迎接新的秩序，破茧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