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江西省长倪献策曾在云居山真如禅寺的大雄宝殿前。

他低头合掌，默默发誓：“菩萨若能保我度过此劫，我必言出必行，300万，我批，好好装修你这个庙！”那时，中央纪委的调查组已悄然对准了他。

面对提问，他眼一瞪，胸脯一拍，信誓旦旦：“百分之百，没问题！”结果让人觉得十分好笑。

不到一年，倪献策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刑，迅速从省长的位置跌落。

他46岁被破格提拔为江西副省长，49岁担任江西省长，50岁被免职

逐渐沉沦的开始

倪献策，如同那些最终蜕变成犯罪深渊中沉沦者一样，亦是从一杯无底的贪欲酒开始，越陷越深，最后无力自拔。

1985年6月29日，江西省，省长选举如火如荼进行。

此时，49岁的倪献策，正值仕途巅峰，脸上洋溢着不容置疑的得意与自信。

他作为唯一的候选人，毫无竞争之忧。

站在选举的舞台上，心安理得、气定神闲，悠闲地抽着“三五”牌香烟，烟雾绕绕，眼前已经能看见那个属于他的“省长”桂冠，稳稳地戴在头上。

旁人忙着核对票数、低声讨论，而他却早已抛开一切，走进了主席台侧的小休息室。

室内一片烟雾笼罩，他眼前的光景渐渐模糊。

突然，一个女人的身影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她三十出头，娇媚动人。

圆润的脸庞带着几分成熟的韵味，目光顾盼流转，诉说着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倪献策无法忘怀与她相遇的那一幕。

1985年3月，还是江西省常务副省长的倪献策以推动对外开放、与外商谈经济合作为由，率领一支庞大的代表团，从南昌飞往香港。

那时，江西在香港设立了华赣公司，负责促进江西与港澳地区的联系。

公司内有一个女人，名叫郭晓红，三十有四，风情万种，身材曲线婀娜，擅长与各类商界人士打交道，深得不少男士的青睐。

她的任务是组织港澳同胞来江西旅游，实际上，她的经历却并不那么单纯。

郭晓红并非出生于显赫家庭，也没有强大的背景。

她不过是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曾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呆了三年，接着分配到江西省旅行社，做导游和翻译，从而结识了一些外国人。

为了寻求更好的出路，她几次通过这些外国人担保，想要出国“自费留学”，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不过最后她凭借自己的“努力”，最终如愿以偿，常驻香港。

她的这份“美差”，令人疑惑不已。

难道她真是因学识和能力出众？

那当然不是。

当时的民主鉴定会上，参与者显然感到沉默片刻，才在领导的催促下开始发言：“一朵交际花。”“作风不正派，和外国人有染。”

诸如此类的评价甚至让当时的记录员无法全部整理，只得草草记下。

正是这样一个背景并不光彩的女人，却被派驻到香港，享有了令人咋舌的待遇。

有人曾计算过，她的月收入，竟相当于一位大学教授一年的工资。

每当她从香港回到南昌，本应回到丈夫的家中休息，却偏要选择在江西宾馆开房间，这样便可按规矩领取15元/天的出差补助。

那一次酒宴上，郭晓红迎上倪献策，以敬酒为名，频频送上秋波。

倪献策与她碰杯后，不禁将目光牢牢锁定在她身上。

她回眸一笑，笑容含蓄又挑逗，令倪献策瞬间无法自拔。

或许倪献策自己也未曾意识到，心中的欲望与权力的勾连，已经悄然开始。

不久，倪献策决定提前返回南昌，身边自然需要有人陪同。

有人建议，让郭晓红陪着一起走，理由是她熟悉香港的情况。

于是，两人从香港出发，途经深圳，最终前往广州。

在这段旅程中，他们的关系愈加亲密，情书甚至交到了一个香港小姐手中保管。

倪献策的仕途，正是从这样一段迷雾缭绕、难以言喻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的

十分有“排面”的省长

1985年5月下旬，倪献策如愿走马上任，成为江西省委副书记，并迅速迈上了省长的宝座。

站在权力的高峰，年轻、精力充沛，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干劲十足、前途光明的干部。

1958年，倪献策从中专毕业，凭借着这一点，他似乎成了革命化的标杆。

至于党内外的调查、表格的填写，人们认为这不过是走过场罢了，怎么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呢？

倪献策的早期经历并非平凡无奇，恰恰相反，恰是那个特殊时期，倪献策凭借着一股子“革命激情”，在某钢铁厂的斗争中大放异彩。

那时，他活跃在批斗“党内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的风潮中。

不久，他便迎来了“三结合”的荣誉，且顺理成章地“火线入党”。

在那个时期，倪献策的“革命精神”可谓是不可动摇的。

“喂！倪省长今天到你们那儿检查工作，记得中午安排好！”

自倪献策担任省长以来，这种声音几乎成了江西省各地的常态。

每当他的蓝色奔驰轿车驶入某个地方时，下面的官员便会恭恭敬敬地列队迎接，随后一场盛大的宴会便会在小餐厅里举行，茅台酒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让倪省长感到“宾至如归”，当地政府不惜花费四五百元，点上几道丰盛的菜肴，甚至时常为了招待他，宴席的规模达到了一千元一桌的标准。

倪献策自得其乐，坐在桌前，拍拍自己那日渐丰盈的肚皮，脸上带着几分得意与骄傲，嚷嚷着：“老子在上海、广州吃过上千元一桌的，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他甚至在公务场合上，常常脱口而出一些令人震惊的粗俗话语。

“妈的”，“老子”，“滚他娘的”……这些口头禅不经意间便脱口而出，完全不顾忌身边的人。

可以说，倪献策的“直率”甚至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粗鲁和随意。

他的笔头也常常带着些许粗疏，令人捧腹。

比如，他曾将“圣旨”写作“圣纸”；“排忧解难”则写成了“排拢解难”。

倪献策，确是一个绝妙的“能人”，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一根普通的稻草说成金条。

1985年，当他从香港归来，面向几千名干部发表报告时，信口雌黄，说自己带队去香港谈成了7亿元人民币的合同。

听得那些干部们纷纷点头称是，眼中满是赞赏和期待。

毕竟，谁不愿听个好消息呢？

可实际情况却和他说的天差地别。

总共合同金额不过3000万元，还不算其中的某些项目在倪献策去之前早已谈好。

但是那时开始，他发现，谎言越大，越能收获掌声。

倪献策越来越能说会道，尤其是关于自己那无穷无尽的“光辉事迹”。

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其他省市的厅局长都安分守己，而倪献策却主动请缨，要亲自赴会。

会议未了，他就悄然溜去上海，见着那位在上海等他的郭晓红。

回来后，倪献策笑嘻嘻地向大家报告：“这回我在中央争取到两个亿！”

实际上何曾有过那一笔巨款，不过是空口无凭的吹嘘。

倪献策还曾亲自操办的一桩“大事”——成立香港公司。

说是为了适应香港的“规格和派头”，他自荐担任董事长，且还带上了几个厅局长和郭晓红，统统给了个董事的位置。

更绝的是，成立公司需要资金，他便爽快地拍板：“五百万！”

为了摆个“体面”，他们购置了办公桌，价格二万四千港币，椅子六千九百港币一张，烟灰缸四百四十港币，笔架则花了二千六百港币。

如此挥金如土，让人愕然。

当时江西全省，千万百姓的年均收入还不到一百二十元，省长却能做到这样洒脱。

从上任到免职

1985年初，江南洪海电子有限公司的副经理郭勇和福建富兴工业进出口公司，竟然联手在国家禁止进口录像机等商品的背景下，铤而走险，采取了化整为零、伪报隐报等低劣手段，成功走私了价值60万美元的2000台录像机。

所幸，深圳文锦渡海关眼尖手快，及时将这一“交易”截获。

海关依规决定没收走私物品，并罚款150万元。

然而，郭勇显然并不打算就此认栽，他通过姐姐郭晓虹，找到了倪献策。这位省长，面子好使，便成了“救火队员”。

倪献策为了替“心上人”做事，毫不犹豫地动用自己的权力。

先是亲自写信，再是通过电话与省里相关部门负责人联络，竟要求他们想方设法疏通海关，替走私的录像机开路。

他以江西省省长的身份，直接给海关总署打了电话。

那语气，直截了当，好像整个国家的政策都该随他一人之意动摇：“请慎重考虑，避免因处理不当，引发国内外诉讼纠纷，给外资引进带来不良影响。”

可他未曾料到，海关总署并未因他的“特殊关系”而动摇，反而坚决支持文锦渡海关的处理决定，毫不留情地让他白忙一场。

这时，倪献策的脸色便没那么从容了。

恼羞成怒的他，决定另辟蹊径。

他一头扎进了省计委和中国银行南昌市行的办公室，批示支付六十万美元外汇给香港某陈经理。

国家的资财就这样被倪献策糟蹋了。

倪献策与郭晓红的所作所为，注定逃不过人民群众的眼睛。

事情发展得太快，几乎没有任何遮掩之处。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似乎早已嗅到某种异样，派遣了调查组。

调查组足足用了四个多月，走访了500多名干部与群众。

经过一番细致入微的工作，倪献策的罪行浮出水面。

到了1986年7月，郭晓红和郭勇这些“亲信”们，终于逃不过公安厅的审查。

三个月后，1986年10月26日，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的700多名代表齐聚一堂，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罢免倪献策的省长职务。

1987年1月10日，倪献策正在自家中悠闲地度日，突然听到敲门声。

他起身打开房门，只见几名武警战士站在门口，手中高举着“建捕证”。

“经过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你被捕了。”

话音未落，铁链已然扣上。

从当上省长到被罢免，倪献策不过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历史如此神奇，倪献策成了建国以来第一个因腐化堕落而犯罪被判刑的省长。

生活的逻辑，无比简单。

这个世界给予每个人同样的机会，你敢试法，便没有什么能挡得住你落入深渊的脚步。

参考资料：

落花流水一一从省长到囚徒的倪献策．

赵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