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社会应该每个人都相互尊重，无论我是否受伤，无论我是否服役。如果你看到有人陷入困境，你应该来提供帮助，或者直接过来搭把手，无论这个人是否装着假肢，"--安德里。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士兵和平民中的残疾人人数迅速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更新和改进有关残疾人的医疗、法律、劳动和日常生活方面的现行立法是当务之急。但显而易见的，社会和国家都没有做好适应新现实、简化和改革机构的准备。

我们与退伍军人交谈，以了解因战争而致残的人的最迫切需求。本材料所基于的研究并不涵盖所有类型的退伍军人的经验，但文中指出了目前的趋势、问题和需要改进的领域。

玛丽亚，23岁。自2016年起担任志愿作战军医，自2022年起担任领土社区志愿编队的作战军医。在2016年第一次受伤--脊柱骨折。2022年，她的骨盆和腿部有骨裂、挫伤和弹片伤。没有登记残疾状况。

德米特罗，24岁。UAF的一个侦查单位的指挥官。他有9处枪伤（在他的四肢和头部，他的两条腿和一个肘部被射穿）。他的两条腿和一只手都戴着外固定装置。被宣布在医学上不适合服役。

安德里，26岁，志愿兵营迫击炮组指挥官，双腿被截肢。

罗曼，22岁。2019年以应征者身份服役，2022年以合同形式作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一员，一条腿被截肢。

博赫丹，56岁，在苏联时期作为士兵服役。自愿在军队征兵办公室登记，并于2014年被动员，作为空降突击旅的一部分参加了反恐行动（ATO），他的右臂和左腕被截肢，右眼失明，头部受伤，被判定在医学上不适合服役。

2023 年 3 月 13 日，乌克兰前线城市克雷米纳附近，一名受伤的乌克兰士兵在救护车上

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正式注册的人，可以获得正式的工资，并可以获得国家保险、医疗和法律（文书工作、通过委托）的帮助、重返社会计划和养老金。然而尽管他们的身份相似，但他们获得政府和社会服务的水平往往是不同的。

德米特罗指出，他在通过各种委员会时没有任何问题。他还可以获得政府在治疗、康复和假肢方面的援助：

“首先因为我是一名军人，所以我在军事医院接受了免费的治疗。我也得到了一个额外的医疗方案——去意大利接受治疗，但我当时因为个人原因拒绝了，当时也有认识的战友们在医院里，后来被送到德国和意大利接受治疗，我是感觉保卫祖国的人们确实得到了照顾。”

德米特罗受过军事教育，有军官军衔，这可能会影响他的经历，也要归功于他以前已经融入军队结构之中了。

研究的另一位参与者罗曼回忆起医生的细心程度： "医生们一直在附近，当我的疼痛又发作的时候，他们会马上说：如果你有疼痛，让我们给你一些止痛药，或者其他药物。" 他还可以选择到国外去安装假肢 "他们从国防部给我打电话，问： '你有兴趣吗？可以选择留在乌克兰装假肢，或者去国外装上假肢’，我说，"那我们去国外吧"。

另一方面，安德里面临着医疗人员的疏忽。他把在其中一家医院住院的经历描述为他康复过程中最糟糕的阶段：

"粗略地说，我只是在那里腐烂，他们什么都不做，没有止痛药，他们有一天终于来我病房了，告诉我说："我们没有止痛药了"。而对于我个人要求给写个处方单，以便我们可以从药房里去买，但医生却拒绝给我们写处方，因此根本拿不到止痛药，我们只得忍受着痛苦。"

2022年5月10日，在马里乌波尔的钢铁厂，一名受伤的乌克兰军人

他猜测这与战争减少了医生的非法收入有关，因为士兵被带到医疗机构，必须免费接受治疗：

"一个年轻人在那里走来走去，浑身散发着香水味，在房间里熏得我几乎无法呼吸，他还有最新的iPhone.... 简而言之，他显然是在那里挣着大钱，而且一直挣得很好，然后士兵来了，你需要免费为他们治疗，这对他们来说完全是无利可图得。"

这样的情况也可能与医务人员没有准备好与士兵一起工作并全面指导康复过程有关。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由于大量伤员造成的医务人员的倦怠和麻木问题，这表明需要在医疗领域进行改革，既要提高人员的技能，又要为与伤员一起工作的医务人员提供高质量的心理支持。

这些经验表明，医疗领域目前有很多问题。它无法完全应对战争的挑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医疗服务的改变对伤员的正确治疗和康复至关重要。

获得残疾身份和获得政府的保险、治疗和养老金，涉及到一个漫长的官僚程序，不幸的是，这个程序远非完美。

在UAF正式注册的士兵有权协助准备文书工作和通过相关委员会。但这个过程可能会变得很漫长，并伴随着很多困难。尽管有证据表明，当士兵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并相对较快地通过官僚程序时，有一些积极的经验，但也有消极的情况，即伤员不得不等待很长时间才能得到帮助并获得保险和退休金。

我们应该单独强调 "残疾身份的更新"--要求定期确认残疾人的身份。通过社会医疗专家委员会的过程已经过时，给残疾人带来了很多困难。玛丽亚讲述了这边的情况：

"这不是我自己的经历，但我真的很担心。政府每年都要更新残疾身份，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的大多数战友都安装了假肢，但他们每次都还要接受检查，以确保他们的腿没有重新长出来吗？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废话制度，我真的希望它能改变一下。"

第聂伯罗一家医院的乌克兰军人康复病房

玛丽亚没有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式登记。这意味着她被剥夺了社会保护和政府帮助的权利。政府无法以任何方式追踪此类案件，并为其公民提供适当的保护。玛丽亚告诉记者：

“我从来没有在UAF或国土防御部门服役过。我与官方的机构或作为军队一分子没有任何关系。这始终是一个志愿者的故事。我自费服役的，我们没有合同制士兵拥有的社会保障。”

"我本来应该有一个军人的身份，军事办公室没有给我，因为他们说，我没有受过医学教育。所以他们这几年没有给我登记上"，她解释说。

玛丽亚是一名在前线作战的军医，但由于官僚主义的漏洞，她没有得到适当的社会保护。这涉及到医疗（包括心理）、社会支付、康复、退伍军人的重返社会计划，但也涉及到通过社会医疗专家委员会、获得残疾身份等过程。"这都是自己做的：士兵做了一些事情，志愿者在为假肢募捐。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玛丽亚告诉记者。

为了负担得起治疗和基本需求，她必须工作。这也会影响康复过程：

“我在服务行业工作。这真的很难，因为我的早晨会这样开始：我不能起床，直到我给自己打上一针。不是因为疼痛，我只是身体无法起床。一整天都是——打针、吃药，我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博赫丹的经历也有些不同，因为他是一名ATO老兵。他指出，在当时医疗和假体还不是很先进，获得信息的机会少得多，对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和选择的了解也少：

“当时没有足够的信息：你需要什么，你应该多快退役才能获得假肢。有些人告诉我，当你在武装部队服役的时候不要着急，当你还留在军队里，你会得到照顾和治疗，再加上你还能继续领取工资。另一方面，你必须解决假肢的问题。当时还没有政府计划，只是在开发。据我所知，当时有很多志愿者提供的服务。"

乌克兰士兵在卢甘斯克地区波帕斯纳的前线野战医院接受治疗

当时的人们对获得假肢的整个过程缺乏了解，没有任何咨询或建议：有哪些类型的假肢，哪些假肢适合哪些情况，以及愈合和适应过程如何进行。从我们受访者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虽然现在情况有所改善，但仍然没有清晰易懂的指导，可以指导大家。此外，安装假肢往往需要社会和个人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例如，金钱、保险、法律支持等。

因受伤而致残的士兵也需要心理康复。在这一点上，受访者的经历差异很大。玛丽亚告诉记者，她面临创伤后应激障碍，要进行心理治疗。她说，治疗是帮助她在受伤后不至于崩溃，得以回到平民生活中。尽管如此，她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是通过心理治疗，而是转向自我治疗，这可能导致酒精或药物成瘾：

“这是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什么让我坚持下来的？是治疗和药片，没有它们就不可能做到。我知道有些人会酗酒，或者沾上其他不好的东西......诸如这样的故事很多"。

然而，研究的其他参与者，在康复期间没有得到心理帮助，也讲述了其他的自助方式。例如，其中一些是寻找工作，获得新的职业，自我发展，创造力，以及体育锻炼。

博赫丹说："体育锻炼和有趣的书籍可以分散你的注意力，让你远离不良想法"。

德米特罗也分享了他的经验： "在我住院期间，我开通了一个电报频道，写了一本书。我完成了它，但还没有印刷，而我在尚未正式退役的时候就开始找工作了。"

有些人则通过与他人互动，并帮助那些有类似经历但需要帮助的人，来帮助到自己：

安德烈说：“我只是通过我的例子来展示你可以如何应对。我告诉你，你也可以做到，甚至做的比我更好。我收到过很多问题，战友们问我如何处理某事，或者妻子写信说他们的丈夫有疼痛，不知道如何正确处理。我告诉她们可以展示例如我的网页或其他写的博文来分享经验给他们，也可以让我给他们发短信激励。"

在马里乌波尔的钢铁厂受伤的乌克兰军人

这些经历可能告诉我们什么？首先，这些经历指出政府需要发展军事心理学。尽管不是所有士兵都会接受治疗，也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帮助，但有必要拥有足够的合格的军事心理学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可以从相关专家那里找到必要的支持，而且还可以增加自我帮助的作品、研究和方法，社会将有足够的信息，了解在战争中得到的具体经验。

此外，我们需要克服心理治疗和经历过心理治疗的人的耻辱感。关于治疗师的成见在社会上仍然普遍存在： "只有怪人 "才会去找他们，治疗师拿钱去 "空谈"，而 "强者 "可以自己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大多数人从未获得足够的勇气去接受治疗。

玛丽亚说：“我的一些战友说，‘你疯了吧，和别人讲讲话一个小时就花了1000格里夫纳（约187RMB）。'"

为了给士兵提供适当的心理支持，我们还需要创建关于自助和其他帮助重返社会的信息平台。支持退伍军人发起的倡议也很重要，这将有助于士兵和他们的家人相互沟通。

社交隔离

与他人的关系在受伤士兵的康复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些受访者指出，他们的社交圈在受伤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安德里说：“……比方说，改变了我所在的一些社会圈子，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想法相应地改变了。因为我像是处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交圈了。”

受伤后，士兵们可能会面临周围人的不理解、不准备和不愿意倾听他们的故事并提供必要的支持。这可能会导致孤立感和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结论。

"我对其他人有一些距离感，不是敌意而是不信任。我一直都有信任问题。在受伤后，一开始我没有让自己接近其他任何人"，玛丽亚分享道。

2022年4月17日，乌克兰卢甘斯克前线军队医院急诊室入口附近的担架

孤独感可能会导致无法与亲人分享他们的经历，因为他们不愿意给亲人造成伤害并给他们带来压力。

"我的家人，我的亲近的人不知道这件事。在2022年之前，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与军队有关，与服役有关，我的日常已经变成了带着突击步枪去执行任务"，玛丽亚说。

因此，人们可能会自我封闭并与亲朋好友疏远，觉得自己是一种负担，认为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只会妨碍周围的人。。也很难与没有类似经历的人分享他们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他士兵互动，能够互相帮助，分享建议，具有积极的作用。安德烈说：

"我通过个人的例子表明，我做到了。他们只是看到我走来走去，比如，积极地做一些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能意识到他们也可以这样做。当我可以时，我试着让他们参与进来。

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关于残疾人的陈规定型观念也是有害的。其中包括认为残疾与拥有 "高质量 "的生活不相容，习惯于将残疾人视为社会的隐形部分，或者正相反，过度关注、注视着他们的生活、不合适的问题。

"在公共场合，当我拄着拐杖行走或被人用轮椅推着走时，会有点不舒服，因为当你被抬到轮椅上时，周围每个人都在盯着你看"，德米特罗说。

还有一种趋势是对残疾人的过度怜悯和家长式行为。

"你不应该怜悯战士。怜悯是一种羞辱! 你应该理解战士"，博赫丹说。

这种行为可能会压制人们的尊严并增加孤立感。社会必须学会倾听残疾人的经历，尊重他们的成就、抱负、未来计划等。

2022年5月9日，乌克兰军医在前线野战医院治疗在波帕斯纳亚战斗中受伤的士兵

受伤后，所有受访者的日常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既涉及到与医疗需求有关的大问题，也涉及到改变职业的必要性，还涉及到社交圈的变化，以及以前日常生活中自动完成的日常事务。

“我意识到我真的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做更多的事情，比如相处中让周围的人感觉更舒服些”，安德烈说。

在城市中移动也变得更加困难，以及进入商店、餐馆、办公室等地方。日常生活所需的大多数地点，对残疾人来说都很难进入，或者根本无法进入。

“比方说有些商店位于高楼之中，我没法子到这些商店里去”，博赫丹指出。

"还有城市的基础设施，例如在克雷门楚克，它们都无法让残疾人正常进出。为了有一个斜坡上行，你必须用你的牙齿，用你的一切来帮助自己爬上去"，玛丽亚说。

除了包括在城市中移动、办公室的设备等实际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无障碍娱乐场所的可行性。受访者们指出，受伤后他们不能去以前是他们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地方。

一名受伤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军人在卢甘斯克地区与俄罗斯军队交战后抽烟

在这篇报道中，我们描述了士兵们的真实故事，这些故事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总体情况。空间上的不便利是重返社会的一个主要障碍。

一般而言，乌克兰的公共交通、商店、办公室和街道都没有确保残疾人自由行动的设施。此外，非专业人士的刻板印象和不宽容的对待会使情况恶化，并使任何外出的情况变成潜在的不愉快的经历。另一个使生活复杂化的因素是官僚主义--获得和更新残疾身份的过程，获得养老金，保险等。在医疗领域，有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缺乏有经验的专门处理伤员的康复医生。

许多退伍军人在受伤后经历了世界观的重大变化，并改变了他们的社交圈。在某些情况下，这是由于旧的圈子缺乏理解和/或熟人的不容忍表现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的立法机构和程序并不完美，但受访者指出，一般来说，在残疾人工作领域有积极的变化，让他们注意到了医疗和立法方面的明显进步（与2014年相比）。

创建倡议和组织，制定旨在使退伍军人重返社会的研究计划，并吸引人们对包容性社会这一主题的关注，也是非常重要的。改革立法、城市规划、社会和医疗领域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于政府举措和当局。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对我们社会中残疾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今天的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在社会中对残疾人群体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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