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经常向宋朝派遣贡使。每次朝贡,李朝都派出庞大的使团队伍。他们沿途得到宋朝地方官的优待,至京城也享受很高的礼遇。史书指出“凡蕃使见辞,同日者,先夏国,次高丽,次交趾,次海外蕃客,次诸蛮”。可见,当时越南的使臣是颇受重视的。宋朝皇帝也不断对李朝各代皇帝进行册封,基本上遵循如下的规定李朝皇帝去世后,由太子继位,称权知留后,遣使赴宋通报,是为“告哀”。宋朝遣使前来,一则“吊赠”,即祭奠亡君,赠侍中、南越王的最高爵位,二则晋封新帝。
其后,加封功臣美字,分封食邑多少户即享有多少户所纳之俸禄,但往往是虚衔,所以还要赐实封。加封的职位按以下顺序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府同三司,检校太师,南平王李朝皇帝在位时的最高爵位,宋朝只加赐美字,或加赐食邑皇帝死后,才赠侍中、南越王。宋朝宋太宗时,北宋国力强盛,借黎桓篡位之事,曾对交趾发动了干涉战争,结果,以失败而结束。此后,宋王朝便从现实出发,确立了和平忍让的羁糜政策,并为以后宋朝的各统治者所遵循。
因为宋朝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软弱的朝代,从立国之初,就苦于应付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政权辽和西夏的斗争,而无暇南顾。特别是“擅渊之盟”后,国力更加衰弱,对越南也只能采取这样的羁糜政策。正是由于宋采取这样的政策使越南李朝统治者认为宋室软弱可欺,“有以量宋',,“入寇请地数数见”,严重威胁了北宋西南边疆的安全。公元年,宋廷接到广南西路转运使奏报,言交趾水师侵入如洪寨江口,命巡检使严防邑州、宾州边防。
往天圣公元—年中,郑天益为转运使,尝责其擅赋云河洞。宋仁宗景裕三年公元年,李朝“甲炯及谅州、门州、苏茂州、广源州、大发酮、丹波县蛮寇琶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诸酮,略居人马牛,焚室庐而去”。公元年,宋仁宗下诏,令各路转运使务必重视安南防务。当年三月各路转运使上奏朝廷,近闻交州李德政举兵侵略占城,并图谋宋地。可见,李朝建立之初,就已蓄意侵扰宋朝边境。除此之外,世纪中叶发生在岭南地区的侬智高反宋事件,对李朝与宋朝时期的中越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国广西西南中越边境地区的广源州,从唐代起,就受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北宋神宗元丰四年公元年以前,广源州是一个琶管羁糜州。越南李朝利用北宋政权疲于应付少数民族政权辽和西夏的威胁而无暇南顾之际,千方百计地向北侵略,靠武力将广源州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出现了“自交趾蛮踞有安南,而广源州虽号岂管羁糜州,其实服役于交趾”的局面。侬存福缮甲治兵,坚城自守不再向李朝奉贡。李太宗派兵打压,斩杀了侬存福及其长子侬智聪,侬智高及其母逃脱。公元年,侬智高与其母起兵反李,占据广源州,建“大历国”。
但毕竟侬智高与李朝有杀父之仇,后于公元年,侬智高招纳亡命,“复叛交趾”,占领安德州,建立“南天国”,改元景瑞,自立为帝。李朝再次发兵征讨,而宋朝也指示边境官员加强戒备。侬智高为避免腹背受敌,决定向宋朝“奉表请岁贡方物”。而后横行两广,历时一年之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灾难,也震动了宋朝统治者。此前,宋朝认为侬智高事件为越南李朝内政之事,不愿参与其中而未加理会。如今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于是,向宋朝提出,愿出兵,从钦州入境帮助讨伐。但宋朝大将狄青分析道“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
以一智高横蹂二广,力不能讨,乃假蛮人兵。蛮人贪得忘义,因而启乱,何以御之”宋朝采纳了狄青的建议,止交趾助兵,而命狄青率万大军南下征讨侬智高。侬智高知道自己无法与宋军抗衡转而求救于越南李朝。而李朝也因宋拒其助剿心怀恨意,决定出兵助侬,“诏指挥使武洱将兵救之”。后因侬智高迅速落败,而使李朝的阴谋才未得逞。侬智高大败后逃亡大理国,而大理国为避免与宋交恶,遂擒斩智高函首级于宋,侬智高反宋事件至此被平息。
侬智高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越南李朝与宋朝的关系随着封建统治的巩固,国力的不断强大,越南李朝便积极向外扩张,在此事件中李朝的“积极态度”,一方面是为剿灭侬智高,但更重要的目的恐怕是为了图谋宋地,实现其扩张的野心。公元年,李朝皇帝李德政去世,李日尊继位,是为李圣宗,改国号为“大越”,对宋朝边境的侵略也日甚一日。公元年,李朝苏茂放派兵入侵宋朝邑州。公元年月,交趾寇钦州思凛洞,“伐宋钦州,耀兵而还”。交趾兵与甲炯兵入侵岂州。月苏茂州兵入侵岂州。公元年,李日尊去世,其子李乾德即位,这就是李仁宗。
李仁宗即位时年仅七岁,在好战大臣李常杰的辅佐下,李朝加快了对宋朝侵略扩张的步伐。而此时的宋朝正陷于困境之中宋与辽纷争不息宋朝内部王安石派与司马光派之间政见不全,斗争不止以及中国北方广大地区早灾严重,流民塞道。于是,李朝统治者遂乘机以广西官员沈起、刘彝“在州潜起蛮炯兵,缮舟船,习水战”又“禁州县不与我贸易”等为借口,于宋熙宁八年公元年十一月,“命李长倏、宗宜领兵十余万”,发动突然袭击,大举侵略中国。
越南李朝军队水陆并进,由于是预谋已久,很快便先后攻占了廉州今广西合浦、岂州今广西南宁。据越史记载,李朝军队攻占琶州后,“尽屠其民凡五万八千余口,并钦廉死亡者,几十余万”,李常杰还“俘三州人还。”面对李朝的疯狂入侵,宋朝以郭选、赵离为正副招讨使,调集十余万兵力,反击李朝入侵,于熙宁九年公元年十二月攻入越南。先是在如月江发生战斗,宋军失利,“宋兵死者千余人”。后宋军重新部署,继续进击,在富良江今红河大破李朝水师,李朝皇太子洪真丧命。后“李朝害怕久战不利,遂遣使至宋请求缓兵”。
双方议和,后宋朝撤军。宋朝趁势收回了广源州、苏茂州、门州、枕榔州等本属于中国的领土。后根据知枢密院孙固的意见,放弃广源州,将其“赐予”越南李朝。即便如此,越南在宋朝时所侵占的领土也是相当多的,潘辉注曾说“按李时边疆之事,所得于宋实多……”,刘文利也认为“李朝时,我国得到的土地最多”。边界已在陆地上清楚的划定,越南人认为这条边界既是一种限制,也是种屏障”,自此至蒙元入侵前近二百年时间里,两国再没有发生战争,处于相对和平的时期。两国又从现实需要出发,恢复和调整了两国关系。
“交人自熙宁败降后,亦不复敢猖撅,南睡奠枕且百年”。而此后李朝与宋朝的朝贡往来则保持了基本四年一贡的稳定性,“宗藩关系”得到进一步的稳定。二陈朝与元朝的关系越南陈朝建立后,继续与宋朝保持藩属关系。直到与蒙古军交战之前,仍频繁遣使入贡。宋理宗绍定二年公元,安南遣使于宋,宋朝册封太宗陈日哭为安南国王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年十一月,安南入贡宋理宗端平三年公元年一月,宋赐与安南国王裘衣金带十月,安南入贡宋理宗淳枯三年公元年,宋赐与陈太宗以功臣之号宋理宗淳枯十一年公元年,安南入贡于宋。
后来,由于蒙古势力日益壮大,越南陈朝渐渐开始转向蒙古进贡。同时越南陈朝利用蒙宋之间的矛盾,实行两面政策,既保持与宋朝南宋的友好关系,又与蒙古建立关系。公元年,安南国王陈日哭让位给儿子陈日晃,是为圣宗,自任老皇帝。陈圣宗在遣使入宋的同时,又派黎辅陈到蒙古,定下三年一贡的规例,蒙古也派使者至安南,与陈朝通好。当越南陈朝统治者看到宋朝的灭亡不可避免之时,于公元年起,便不再向宋朝南宋进贡了。
虽然总的来说,越南陈朝与蒙元交往的主流是和平的,但与蒙元发生的三次战争,是越中关系上非常重大的事件,对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一次兀良合台出兵越南。元宪宗七年公元年,为了夹击南宋,蒙古派使者劝说越南陈朝国王陈太宗陈日哭归附。越南面对蒙古的蛮横无理,不但没有妥协,反而把派来要挟的使者监禁起来。同时,陈太宗着手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九月,诏左右将军,将水步军御边,受国峻节制。科十一月,令天下修缮器械”。蒙古军队在兀良合台的率领下,驻扎在交趾北边。
因派遣的两名使者久未归来,遂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蒙军沿红河流域南下入侵越南,迅速击溃了陈朝军队,直入越南国都。虽然蒙军占领了升龙城,但得到的却是一座空城,只“得前其所遣使于狱中,以破竹束体入肤,比释缚,一使死,因屠其城”。后因为天气郁热,人马困乏,只在升龙停留了九日。而陈朝军队则趁蒙军班师回朝之际展开反攻,蒙军受到重创,兀良合台率残余部队撤回。此为蒙古军队第一次征伐越南,不胜而退。第二次脱欢出兵越南。公元年,越南陈朝第三代国王陈吟即位,是为陈仁宗。
元朝至元二十一年公元年十月,元朝以占城“叛服不常”,决定举兵征伐。镇南王脱欢奉诏取道交趾伐占城并责令陈仁宗“运粮送至占城助军”。而陈朝不准其取道本国,并命兴道王陈国峻统领各路军二十万,提兵界上,准备进行坚决抵抗。从而导致陈朝时中越第二次战争的爆发。至元二十二年公元年,镇南王脱欢率大军由广西自北入越,而唆都则率军由占婆出发攻入越南南部,从而形成南北两路夹击之势。开始之时元军节节胜利,并再次攻陷陈朝国都升龙。并致使陈朝国王之弟陈益翟、上位彰宪侯陈键及僚属黎期等降元。
陈朝军队虽寡不敌众,但仍能不断聚集力量,发动袭击,使元军死伤亦十分严重。加之又适暑雨疫作,军士多疾,遂决定北撤。但又多遭陈军伏击。后唆都战死,脱欢率部分残军返回。至此,第二次战争结束。第三次脱欢再次出兵越南。至元二十三年公元年,基于缓解民力之考虑,以便能以优势兵力再度攻打越南,忽必烈下令罢征。第二年忽必烈即下令发兵再度征讨越南,并做了周详的安排,同时取消早已准备好的征讨日本的计划,以便集中力量攻打越南。至元二十四年公元年十一月,镇南王脱欢大败陈军,于十二月再次攻陷升龙。
但此后因各府、路越南人实行“坚壁清野',,“皆匿其粟而逃”,同时,元军的运粮船又遇伏击,损失殆尽使得元军面临着严重缺粮的困境。。在白藤江一战中元军大败,都元帅乌马儿被俘,损失惨重。至元二十五年公元年三月,脱欢被迫放弃升龙城。并认为“交趾无城池可守`仓庚可食,张文虎等粮船不至,且天时已热,恐粮尽师老,无以支久,为朝廷羞,宜全师而还”,遂决定撤军。但陈朝却于此时重整部队,以遏制脱欢归路。元军撤军途中疲惫不堪,又遭伏兵截击,伤亡很大。
后各路军终从越由陆路撤出,而陈朝送元被俘人员都元帅乌马儿等从水路还国,用兴道王陈国峻之计,夜以善水者潜水凿船,使乌马儿等皆溺死。第三次战争,又以元朝的失败而告终。忽必烈未及发起第四次对越南的战争而逝世。元成宗继位后,改变了对越南的政策,采取了友好睦邻的态度并一直持续到元朝灭亡为止。虽然经历三次的抗战胜利,但陈朝统治者认识到“元军征安南确实三番两次遭到失败,但元朝的势力仍甚强盛,而我南国与中国相较,乃一微不足道的小国,孤立无援,无依无靠倘若长期争战,胜败未知如何,……”,乃主动请和。
仁宗遣杜天觑出使元朝,请求按照前例朝贡。自此后,两国关系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陈朝对元朝贡使不断。中国在西周的时候,实行过贵族分权、封邦建国的思想道德制度,而秦统一六国后,就废封建,设郡县,实行皇帝集权专制的思想道德制度。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与西欧中世纪的领主、封臣封建制是截然相反的制度。一个严格要求统一、集权,另一个则趋向分裂和分散。由于封建和集权是相反的,所以,自秦以降中国基本上就不再封邦建国,虽然汉代实行过郡县和郡国并行制。但郡国制为时较短,且不断“削藩”,因而可以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无封建。
从思想道德制度层面上讲,把在国内已不推行的西周封建制和难于继续推行的汉代郡国制延伸到已经分裂、建国、或中央王朝不能直接控制的边远地区,从而形成了与这些地区的“宗藩关系”。从思想观念层面上讲,“发韧于上古时代的`华夷'观念,在汉帝国时期开始引入中华的对外关系中去。……中华与`蛮夷'之间,逐步发展出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即所谓`华夷'秩序”。宗藩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华夷秩序”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产物。
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是儒家“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理念在对外关系中的延伸,要求周边国家对中国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越南独立之初中越两国间建立的“宗藩关系”,随着两国国力的变化而有所变动,但总体来说是比较牢固的。宋初试图重新恢复郡县统治,但后经过战争认识到越南独立己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后,便从现实出发,实行与越的“宗藩关系”。而当越南李朝势力强大之时,随着其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希望突破这种关系,反映在中越关系上是李朝初期对宋朝的不断寇边,以及发展至后来大举进攻,其目的便是不断的开疆辟土,侵略宋地。
这严重威胁着两国的“宗藩关系”。但在遭到宋朝有力的反击之后,“战争也使越南人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强国,最好还是不要向它挑衅。……除了对抗和战争外,惟一可选择的作法就是培育同中国的藩属关系”。在李朝统治的二百多年时间里,中越“宗藩关系”主要呈如下特点第一内容日益丰富,逐渐由简单的上贡、册封,发展到赐实物,派遣吊祭使等诸多方面,并且将这些内容逐渐凝成定制。但是,在朝贡时间、朝贡次数、贡物的多寡等方面仍有一定的随意性。
第二越南李朝在其国势衰弱时通过上贡,从而借助中原王朝的威势来压服周边地区,成为藩属国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方法,而且往往是藩属国的国势愈弱,就愈加希望通过密切的朝贡关系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所以朝贡也就愈加频繁。公元年,陈朝建立,当时中原局势动荡不安,北方的蒙古不断南下侵凌宋室。在这种情况下,越南传统的宗主国宋王朝势微,己无力对越南地区施加实质性的影响,但越南仍依旧制不断向宋室上贡,请求其册封。
这说明,中越“宗藩关系”经过几百年的沿袭和发展,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国家关系模式。由此,宋亡于元时,大量的宋朝遣民浮海到越南也受到很好的安置。而中国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陈朝初期不想也不愿认同其是越南宗主国的地位。这从宋室岌岌可危之际,越南仍频频朝贡,并希望能联宋抗蒙的行动中便可看出。而元朝也并不仅仅满足于将越南陈朝列为其藩属国地位,而是要征服越南,变越南为蒙元版图的一部分。
但由于此时的越南经过李朝的高速发展,至陈朝时国力己比较强大,民族意识更加强烈,同时越南陈朝也充分利用外交与战争相结合的策略与蒙元周旋,并最终取得战争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独立。虽取得胜利,但陈朝深知无法与强大的元朝长久抗衡,于是便积极入元朝贡,积极维护两国之间的“宗藩关系”,这也是其从现实出发,维护越南独立的唯一途径。同时元朝经过元初的四处征战,到其巩固了在中国的统治之后,逐渐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开始注重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
对越南三次战争的失利,也使元朝认识到了越南陈朝己具有相当强的国力,加之越南的积极入贡,元朝便也从现实出发,接受越南的朝贡,维持双方和平的关系。从公元年后,陈朝被迫向蒙元称臣,并规定贡期为三年一贡,进一步完善这种贡赋制度。公元年,元帝降诏“既委质为臣,其自中统四年公元年为始,每三年一贡,可选儒士、医人及通阴阳、诸色人匠各三人,及苏合油、光香、金、银、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砒帽、珍珠、象牙、绵、白磁载等物同至。”
对上贡的时间、贡物、贡使人数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公元年,忽必烈又下诏“谕以六事一、君长亲朝二、子弟入质三、偏民数四、出军役五、输纳税赋六、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规定了越南陈朝对宗主国元朝的义务。面对元朝统治者这些无礼的要求,陈朝利用其灵活的外交手段,使其有名无实。虽然承认了是元的藩属,对其称臣纳贡,但陈朝国王始终没有入朝,也拒绝了其他无礼的要求。使中越之间“宗藩关系”的内容始终保持在越南“上贡”、“接受册封”的范围之内。
从以上可以看出,越南李朝与中国元朝都曾试图突破中越间的正常的“宗藩关系”,但最终都没有实现,最后又都回到维护与巩固发展两国“宗藩关系”上来。特别对于越南来说,李陈朝时期对中国的政策便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发展,继续积极维护中国与之的“宗藩关系,'越南李陈朝之所以屡屡“乞贡”,积极主动地维护中国与之的“宗藩关系”原因在于“与中国朝廷交往可以提高它们的威望从伟大的文明中心可获得文化方面的好处而且,居于从属地位,经济上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人赐予它们的贵重礼物多于它们所奉献的,此外,还授它们以某些贸易特许权。”
首先,以朝贡换取中国的册封,思想道德上才算找到有力的靠山,才能巩固其在国内的统治地位。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敬天事大”文化思想的影响,只有受到中国的册封,在越南国内才算是“正统”,才能够,及众”。同时中国皇帝也会因为越南的朝贡和对其进行赐封,来显示自己“天朝大国”的宗主地位。所以两国的朝贡、请封、赐封赠官以及吊祭、袭封的使臣,络绎不绝,这也成为两国外交往还的主要内容。其次,在经济上利用频繁的朝贡来获利。
由于中国王朝对于“藩属国”的朝贡,一贯采取的是有利于对方的“厚往薄来”的政策,不图利,惟“嘉其诚”,而“优诏答之”。如宋仁宗乾兴公元年七月,“三司言交州进奉使李宽泰等各进方物白徽、紫矿、砒帽、瓶香等,贾人计价钱千六百八十二贯。诏回赐钱二千,以优其值,示怀远也。”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年三月,“三司言作坊物料库估交州进奉人使纳卖香价钱三千六十贯,诏回赐钱四千贯”。也就是说中国朝廷对于朝贡国的要求,只在于其“诚”,而不在利,只重礼仪。
越南所贡“方物”,多属“珍奇异物”或“犀象无用之物”,而中国则回赐“皆生生之具”的绞罗绸缎等物。如越南李朝李神宗死后,宋朝派遣朱带为吊祭使前往越南,并赐绢、布各五匹、羊五口、面五石、酒五瓶、纸五束、冥钱五辫、冥彩五束、冥金银五挺等。由此可见,中国赐给越南的多为日用必需品。
而越南所贡的犀、象等不仅是无用之物,而且劳民又伤财。以致于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越南的求贡后来竟然往往“却贡”,尤其对越南常贡的驯犀、驯象,认为“犀达土性,不可豢畜,却不纳,'“诏却安南所贡象”,并“屡却安南贡使”。同时,朝贡又是一条重要的国际贸易渠道,越南封建统治者从中得到许多经济利益。到中国来朝贡的外交使团,不如说是一支国际贸易的商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