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年，西汉的历法改制终于完成，正月被确定为一年之首，黄色成为朝廷的标准用色。这标志着西汉对自身“土德”身份的认同，其依据的是一种称为五德终始的古代哲学思想。在这个思想体系中，每个朝代都对应一种属性，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则排列。这一决定象征着西汉对其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正式确定，也意味着刘邦和西汉朝廷逐渐接受了秦朝的遗产。

在公元前207年，刘邦推翻了暴虐的秦朝，建立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帝国。然而，早期的西汉对秦朝的态度复杂而矛盾。尽管刘邦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了成功，但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还需要一个合法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法理上确立汉朝的正统地位。西汉虽继承了大量秦制，但初立之时，刘邦和他的功臣们对秦的态度保留了充分的审慎，这背后既是政治智慧使然，也是一种对历史遗产的微妙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刘邦并未直接承认西汉是从秦朝继承而来。尽管在现实中，汉承秦制是公认的一种现象，但为确保新政权在百姓心中的合法性，刘邦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急于将秦朝立为汉朝的前代王朝。刘邦明白，刚经历了秦末战乱的百姓对秦朝抱有极负面的看法，他需要谨慎处理秦的正统地位。

例如，在汉初的祭祀仪式中，刘邦对待秦朝的态度便显得较为微妙。祭典中，刘邦安排为秦始皇守冢的一户数超过其他战国时期的王国，但同时又小心翼翼地避免称秦朝为正统。这种矛盾的态度表现了汉初朝廷对秦朝感情的复杂性。然而，刘邦和他的文臣们深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与影响力不容忽视。因此在潜移默化中，秦的影子始终伴随着西汉的制度安排。

秦二世胡亥的皇帝身份在汉初的叙事中几乎被抹除。这种行为体现出了汉朝在初期对秦朝嫡统关系的模糊态度。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及西汉政权的稳固，西汉对秦朝的定位开始发生变化。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来看，这种变化尤为显著。司马迁在书中缜密地记载历史，称刘邦为“高祖”，而称呼秦始皇为“始皇帝”，也正式认可了秦二世胡亥的“二世皇帝”身份。这一称呼的变化，反映了汉武帝时期对秦制与秦代历史的再评估与认可。

这种对秦朝的重新评估不仅仅出现在官方的文献记载中，《史记》对秦朝的称谓变化体现了西汉对秦制逐渐认可的态度。汉武帝时期，社会稳定，百姓已经习惯西汉的统治，皇帝也不再视秦朝为完全的否定对象。实际上，汉武帝意识到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对西汉帝国有着巨大作用，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种继承关系，汉武帝对秦朝的态度从敌视转为肯定。

这种变化不仅是社会内部稳定的结果，更是思想文化发展的体现。汉武帝时期，儒学逐渐崛起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历代王朝的正统观念也愈发明确。王朝更注重自身与历史的联系与延续性。因此，汉武帝时期的西汉开始对秦朝给予更加客观的评价与定位，逐渐承认了汉朝与秦制的历史性关联。

五德终始说在这一背景下重新被提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刘歆的观点。刘歆提出的改良版五德终始说，不再采用相克，而是五行相生，这样一来，周朝为木德、延续的是火德的汉朝，秦朝被列入“闰”的位置，成为闰水位。这种创新性的理论不仅缓和了正统说所引起的争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秦朝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

最终，尽管西汉初期对秦朝存在种种否定和排斥，但随着政治文化的发展演进，至东汉时期，秦代两位帝王的历史地位基本被确立。通过不断的史学研究，经典文献的改编，西汉与秦代的继承关系逐渐清晰，西汉对秦制的认同尽管晚来，也成为后世得以承袭的重要遗产。

秦朝与西汉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过程中对前朝遗产的审慎态度与战略性处理。这一历史现象不仅关系到了国家政权的稳定，更对后世各朝处理同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