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6日，应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陈伯钧等同志的邀请，时任54军军长的丁盛到学院进行了一次关于对印自卫反击战作战情况的报告。

丁盛在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中，负责统一指挥瓦弄地区的作战。瓦弄战役打响后，丁盛所部仅用10个小时，就全歼了印军主力第11步兵旅，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在一年后的这次报告中，丁盛用幽默的口吻，向大家讲述了他在指挥此次战役中的所见所闻。

据丁盛回忆，在自卫反击战之前，上级给他们的任务是生产，要他们自行完成蔬菜、猪肉、粮油供应量的一半。所以，丁盛当时的心思全扎在了完成生产任务上，想着怎么完成年产几百万斤粮食的任务。

总参谋部要他们到前线打仗的命令下来时，部队其实没有准备。丁盛连忙给各部队打电话，要他们紧急集合。

当时有些干部和战士以为只是一次例行训练，等他们跑到边境的营房一看，仓库里满是厚棉衣、皮大衣、手套、四〇火箭筒、甜瓜手榴弹，大家才知道是真的要打仗的，因为他们在四川穿的都是单衣，只有进藏才需要换厚棉衣和皮大衣。

当时，134师和135师高炮部队刚刚完成了在唐山的打靶比赛，正在回来的路上，有的到了西安，有的到了河北。丁盛下令，都不用比了，赶快回来。

由于事发突然，部队紧急集合后，干部和战士和家里都没有时间见面，动员大会也来不及开了，匆匆就上了前线。但是，部队的情绪很高，大家决定中央能把这么保卫边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们，是对54军的信任。

全军出动了一万多人，路上没有开小差的。很多同志都要求参加，甚至哭鼻子，写决心书，一定要求参加。当时行军只能带主食，没有盐和菜，每天就是“吃干饭”。部队从四川盆地进入青藏高原，路途有上千公里，大家坐车都坐迷糊了，但战士们也没有任何怨言。

丁盛感慨说：这就是我们的战士，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结果。

战斗打响后，很快就取得了胜利。美国的《科学箴言报》说，这仗打得“就像小刀切黄油一样”干脆利索。香港《南华早报》说：解放军用事实证明“世界上最大的堡垒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障碍，一下子就可以推开。”《明报》评价此战“史无前例，潇洒至极，漂亮至极”。

但作为一个指挥官，丁盛还是冷静地指出部队在此次作战中的一些不足，比如一些指挥员经验不足，组织太仓促，战士对先进武器的使用不够熟练，部队对“一点两面”、“四快一慢”的精神领会不够等。

丁盛谦虚地说：54军在解放军并不算最一流的部队，是“三等部队”，我们的战斗力比兄弟部队差。如果叫你们沈阳部队或者广州部队，或者其他军区的野战军去打更容易。我们三等部队就打得他们落花流水，要是你们“一等部队”去，更不在话下。

对于这次较量的对手，丁盛的评价也不高，他说：印度人做工事不行，他们不会做工事。他们的工事那么宽，射孔也那么大，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们可以在里面睡觉，也可以打枪。工事的顶上呢，他们又捆不好，马马虎虎。

他们机械地执行命令，我们打这个地堡，按理说另一个地堡要支援才对呀。他不支援，也不走，也不打。打完仗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打，他说上面没有人叫我们打。我说不打也得跑呀，他们说不行，因为上面没有叫我们跑。

我们使用的武器他们不知道，我们用的爆破筒他们都没有用过。因为我们的三个师都是改了装的，连队是自动不强，半自动步枪，班用轻机枪，所以敌人非常害怕，打起来他们就叫唤：不得了，中国军队的装备太强，顶不住……

按理说，丁盛在获得胜利后，应该把敌人吹嘘一番，以显示自己的胜利多么来之不易，为自己表功。但他没有。出于一个军人的严谨和事实求是，他对自己的对手给予了真实的评价，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让丁盛最为印象深刻的，倒不是这次战役的胜利，而是战役中发生的一个故事。当时部队在某地驻扎，一些印度边民时常三三两两地来看他们。有一次，来了一个类似村长或者族长的人，他带了一二十个人来了，还拿着鸡蛋、红薯、香蕉给我军吃。他们提出希望解放军过去解放他们，丁盛说不行，因为总参谋部有规定，只能到哪里哪里，不能过去。

这个族长说：“我们本来不是印度人，我们长期和你们一样。我们有一个传说，说你们是龙族，藏族是龙神，我们是龙尾，所以我们是一家人。”他还说：“你们过去吧，要是没有饭吃，我们村可以供应你们两天的饭，可以给你们杀牛。”

丁盛说：为什么印度群众几次要我们过去呢？主要是我们很好地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不对的纪律是很好的。这是毛主席领导下人民军队的灵魂所在，是我们军队无往不利的法宝，它可以争取群众，瓦解敌人。

丁盛说：要是我们不撤回来，住在那里，那里都是山区，搞革命、搞游击战争是很好搞起来的。这件事给我的一个感触就是：人民是要革命的，这对我们部队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