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辽宁农村，那是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出生那年的春节，买猪肉不用凭票了，黑白电视机里播放着第一届春节晚会。那时我还没有记事，长到五六岁时，一些较深刻的记忆确来自于酒瓶。

那个时候的农村民风比较淳朴，家家户户都没什么娱乐，彩色电视机尚没普及，更没什么网络，所以家庭的热闹不多，全盼着过年过节亲戚朋友们串门走动，婚丧嫁娶的礼尚往来。肉是不用凭票了，但是逢年过节的家庭聚餐，红白喜事的六碗，确实是很有吃头儿，让人神往的。尤其是几个老爷们儿一桌吃饭时，解酒馋要高于解肉馋，吃酒行令，划挙斗酒，比现在网红直播要有意思千倍百倍。

那时啤酒一元一瓶，对于当时收入不多的农村人来说实属奢侈品。白酒要便宜很多。我们农村小孩成长的标志就是会打酱油，打散白酒了。我们非常愿意给家大人打酒，除了能得到家里人夸奖，大多时候还能落下五分钱一角的。当时的小卖店是有白酒坛子的，二角钱一两酒，往往家大人一回打个二两酒，多则四两半斤，打二两时拿着五角钱就能落下一角钱。那时家家打酒之前男女都要较量一翻的。似乎都是这样：女人一定边数落几句边不情愿又无奈的从荷包里小心翼翼的抽出一张小绿票（三套两角面值）或紫纺织票（五角钱）来，狠呔呔的往小孩手里一递：给，给你爸（有时候也有奶奶递票给孙子）打酒去，回来好灌豆杵子（地鼠），男人一般都会对女人憨憨一笑，得意的不行。

我们小时候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克扣点打油酒钱和卖酒瓶子钱。

小时候就盼过年过节，家里来客（东北读：且）一来客了我们就又有收入了。交通不方便，家里来客是个大事，往往为了表示隆重，杀鸡买鱼，炖肉包饺子得张罗两三天的。这时男人就一改往日的憨样，嗓音提高多少度：“来客了，那什么，孩他妈让孩子整两瓶白酒去。”女人这时也贤惠大方起来，笑着从荷包里拽出两张钢票，车床票，甚至大团结：“孩子，去买两瓶好白酒。”于是我们像领命的钦差大臣一样跑着蹦着就去买酒了。

按照那个时候的规矩，大人吃饭，小孩是不上桌的，都要等大人吃完喝尽兴才招呼我们小孩吃饭。等待吃饭是个漫长但也有意思的过程。先是女人做一大桌子菜饭，男人们就分宾主落坐，客气几句就开始漫热了。先是小盅的喝，酒过三巡之后渐入高潮了。先是划挙，一开始还有板有眼的：“一个螃蟹八个爪啊……”到后来都乱令了，也不知道螃蟹长什么样了。再过几分钟就弃文行武了，早就不知酒盅是何物，准是要有个能闹腾的主一手拎起来酒瓶，另一只手掐着对方脖领子，来个愣灌。被灌的主也往往来者不拒，两眼一抹黑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闹的最欢的往往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喝酒时没什么量，藏头缩尾的，这时间就原形毕露了，起哄架秧子，拍手的，叫好的，加刚的，简直晕头转向对影成九人。不灌的那人身子一直，两眼一翻是不能罢休的。喝到尽兴是待客之道，尽兴的标志就是灌完了之后准能想起来七百年糠八百年谷的沉年往事，女人们则边嗔怪，边又劝止，男人们刚才还势同水火，一听收桌就又团结起来一至对外，招乎女人热菜烫酒，煮面条。于是就喝起了唠叨酒，于是酒话，嗔怪，不时爽朗的笑声与残酒剩菜的味道交织一起向着门口，街（读：该）口，村口，一直传到远方，未来……

绿绿的酒瓶，小时候的我经常透过瓶身看世界，世界都是绿绿的，榆树白酒瓶我们小心翼翼的打碎尽量保留厚厚的瓶底，拿来做凸透镜。绿色酒瓶打碎后往往还在盖新房子时代替水沙石用。白酒瓶的碎茬子还能喂鸡磨食……

收桌时，我们最关心的就是酒瓶子的下落。那时的老龙口酒瓶最值钱，五分钱一个，被收酒瓶的人称为玉嘴的，谷酒瓶叫商标的，小金斗什么的是不上品的酒瓶，我们给大人买酒时特意去没有小金斗榆树大曲的店买酒，就为能多赚点玉嘴儿！

而今我已人到中年，当年父亲酒桌上的亲朋，早已老的老去的去。现在的我们，偶尔的来客都凑不齐斗地主了，划挙与酒令早已随着岁月的变迁逐渐远去，消失。除了老龙口其它的白酒已买不到了，小店也都升级为超市。啤酒已不再是奢侈品，而白酒除了上岁数人已经不是农村人的首选了。收废品的依旧走街串巷，已不再收什么玉嘴的商标的酒瓶了。孩子们也不以会打酱油散酒为成长的标志了。

父亲酒柜里还藏着两瓶当年幸存的白酒，望着那一白一绿的瓶身，斑驳的商标，泛黄的酒液，只是它不再醇香，不再浓烈，也只是偶尔耳畔似乎不时还能听到那些渐传渐远的酒令，劝止，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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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彭野，辽宁人，笔名，小野；得人鱼夫，八零后，当过兵，自小酷爱文学，写作诗词，小说。散见于网络，杂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