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从红74师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师政委李隆贵失踪了！

得知这一消息，程子华、徐海东、郑位三等人纷纷都感到难以置信、扼腕叹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隆贵曾经是他们的老战友，大家一起并肩战斗多年，培养出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1935年4月，红25军在长征途中，曾经在鄂豫陕边区休整一段时间，并且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

根据地当时召开过一次省委会议，选出了徐宝珊担任省委书记，副书记则由红25军政委吴焕先担任，当时的豫陕特委书记李隆贵，被选为省委常委，在六名常委中的位置排名第三。

这个排名看起来不高，要知道当时的红25军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治部主任郑位三，还有后来的红74师师长陈先瑞，当时也不过是省委委员。

换言之，至少在那段时间，李隆贵此时在党内的地位，比徐海东和陈先瑞，还有程子华地位都只高不低。

程子华、徐海东、郑位三他们之所以感到惋惜，不仅仅是他们是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还因为李隆贵进步很快，在最初他仅仅是个红25军的一个班长，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将一个连发展成一个师，成为能独当一面的红军将领。

1935年7月下旬，鄂豫陕特委一觉醒来，发现鄂豫陕省委和红25军不见了。

原来在1935年7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丰峪口召开会议，决定率红25军西征北上，配合主力红军北上的战略行动，与陕甘边红军会合，共同发展和壮大西北地区的革命力量。

会议还决定将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到一起，组成新的特委，率领游击队留下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

由于走得仓促，没有亲自告知，代理省委书记、红25军政委吴焕先在西进途中，给留在陕南的省委常委、执委郑位三、李隆贵、陈先瑞及中共鄂陕特委、豫陕特委写了一封信，对此予以交代。

省委的指示信，最终却没有被送到鄂陕特委、豫陕特委，因为在路上发生了意外。

郑位三

那封信是由便衣队交给第3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的，让他转交给两特委的同志。但在李志英带领游击师特务队在送信途中，特务队队长竟然叛变了。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自己的战友和首长李志英枪杀后，带着省委的信和几个同伙去敌人那里邀功请赏了。

这一来，致使省委的指示没有能够传达到两特委。

主力走了，上级联系不上了，留在根据地的同志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鄂豫陕根据地岌岌可危。

省委和25军的同志也为这些同志捏着一把汗，担心他们撑不住，因为留下的正规武装部队只有一个连的兵力，不过300人。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根据地的同志后来不但坚持下来，还创造出一个奇迹，将队伍扩大到一个师。

当然，这一切跟李隆贵不无关系。

红25军主力离开陕南进入甘肃境内之后，国民党陕西省绥靖公署很快就获知消息。他们早就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红军恨之入骨，但是又无可奈何，因为这个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红25军霸气十足，实在太能打了。

既然现在25军主力已经离开，国民党反动派集中20多个团的兵力，气势汹汹向鄂豫陕根据地扑来。他们在根据地实施“划区清剿”、“分割包剿”，和“各个击破”等手段，企图扑灭革命火种，一举摧毁鄂豫陕根据地。

由于指示信被叛徒劫走，未送到手上，留在根据地的两特委领导人面临困局，他们既不知道红25军主力早就已经撤离了根据地，也不知道省委对他们如何展开下一步斗争的指导。

是继续坚守根据地还是转移？他们只能选择静观其变，暂时按照之前的上级指示精神，按部就班在小范围内开展游击活动。

当时游击大队都分散在各地，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又互不隶属，属于平行关系，整个根据地的斗争一下子失去了统一领导，开始各自为战，互不协调，一切全都乱了套。

因此，在几十倍于我的国民党重兵“围剿”下，根据地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各路游击队也遭受灭顶之灾。

一时间，根据地白色恐怖弥漫，敌人非常嚣张，形势对红军来说岌岌可危。根据地还能不能存在下去？成为未知之数。

在经历了最初各自为战的混乱和短暂的迷茫后，两特委都镇定下来，决定精诚团结、渡过难关，不向敌人屈服。

他们开始派出多路侦察员，到处打听鄂豫陕省委和红25军的下落，以便和他们联系，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9月初，鄂陕特委截获了一份《西京日报》，上面刊登了一则消息，言道红25军主力已经抵达甘肃，但军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看到这个消息，他们的心情十分复杂，既为吴焕先同志的牺牲而难过，又为有了25军的下落而高兴。

鄂陕特委据此判断，红25军肯定是离开陕南去了陕北，已经指望不上了，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存革命火种，保住这块红军在长征中途开辟出来的唯一一块根据地。

特委成员在一起举行会议，做出决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各路游击队集中起来，然后从敌人的包围圈中跳出去，以免被敌人各个击破。

完成集结之后，他们向东移动寻找豫陕特委，以商讨今后的行动方针、两特委集中领导，还有各部队整编等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豫陕特委也从报刊上获悉了红25军西进北上的消息，心有灵犀一点通，豫陕特委也采取了与鄂陕特委相同的举措，将主力第8连编为第1游击大队，向西寻找鄂陕特委。

不久，两特委终于相遇，在商南县梁家坟村会合。9月9日，两特委的负责人在商南县梁家坟召开了联席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鄂陕特委领导人郑位三、陈先瑞，豫陕特委领导人方升普、曾焜等人。李隆贵是以豫陕特委的主要负责人身份参加的会议。

两特委的领导人一致认为，红25军主力已经北上，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不多，而敌军兵力多出我们十几倍，而且武器精良，正在向我们发动疯狂的进攻，当下形势已经十分危急。

然而，我们也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当地群众基础比较好，陕南的群众非常拥护红军，有进一步“扩红”的可能性。

陕南地理环境对于游击战来说真是一块宝地，它北临秦岭、南倚巴山，汉江自西向东穿流而过，悬崖遍布，山高沟深，丛林茂密，非常有利于我们打游击，不适合国民党大兵团作战。而且这里是三省交界处，各方敌人的势力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一盘散沙，我们大可加以利用。

还有，根据地留下的兵力虽然不多，但是有近300名红25军老战士做骨干，部队还有长期打游击的经验。大家一致认为，只要团结协作，坚决依靠当地百姓，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肯定能生存下去，还要争取进一步发展。

会议决定两特委进行合并，成立鄂豫陕特委，郑位三为鄂豫陕特委书记，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为常委。

特委随即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合编各游击武装，组建红74师。

10月6日，红74师正式成立，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方升普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曾焜任政治部主任。

名义上是一个师，其实就是红25军留下来的一个连300余人的骨干力量，加上新近扩红的成果，一共只有600多人。

李隆贵（后排左一）

这个新成立的师只有两个营、一个手枪团和警卫连、通信排、看护排，而且都不满编。

在鄂豫陕特委的领导下，红74师转战于鄂豫陕边的20多个县境，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粉碎了敌人数次围攻，打了不少大胜仗，不断扩红。

1936年4月上旬，红74师先是来到豫陕边，他们化整为零，郑位三和陈先瑞、李隆贵分别率领红一、红五和红六团，活动在鄂陕、豫陕边等地，走一路打一路，专打战斗力差的乌合之众。

沿途他们打垮了商县、庾家河等地民团200人，缴获各种枪支130多支。

中旬，红74师又杀向鄂豫边，先后攻打了西坪、富水关、荆紫关，取得三次大捷，将各地的保安团消灭精光，缴获长枪320多支。

敌人正规军虽然人数多装备好，但是行动迟缓，毫无配合，连74师的影子都望不到。由于74师经常高奏凯歌，导致根据地农民参军积极性高涨，队伍规模迅速发展壮大。74师还收编了多支抗日武装和思想进步的土匪队伍，大大加强了自身力量。

到了1936年11月，红74师已经发展到了4000多人马。

1936年12月中旬，红七十四师迎来了一件提振士气的大喜事，中央来人了。

中央代表带来一部电台，还告诉大家，西安发生了事变，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国共双方建议统一战线，红74师要按照中央指示进行改编。

中共鄂豫陕特委遂按照中央指示对部队进行改编，成立陕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郑位三、副主席李涛，统一指挥陕南的部队；红七十四师改编为抗日南路军(内部仍称红七十四师)，军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辖各团共1700多人。

蒋介石十分介意这支军队的存在，提出让他们离开原根据地。我党中央却想让这支军队留在陕南，向蒋介石表示这支军队是“陕西土著”，不愿意离开本土。

经过多次交涉，抗日南路军终于被允许留在陕南。

1937年4月抗日南路军恢复74师番号，从宁陕移师长安县大峪口。这时候的师政委李隆贵，还在延安抗大学习。

红74师创造了奇迹，在重兵围困下不但保住了革命火种，还将部队扩大数倍，作为师政委的李隆贵受到上级的高度赞扬，组织上安排他在1937年2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大是我党培养高级指战员的学校，正副校长由林彪、刘伯承担任，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罗瑞卿为教育长，刘亚楼为训练部长，从这里走出了无数抗战名将。

正常情况下，有过抗大的培训经历后，李隆贵的前程将会更加灿烂。

学成归来后，李隆贵仍然回到74师担任政委。要知道，红军被统一改编为新四军、八路军指挥的过程中，我军指战员普遍降了两级，比如原来的军团长降为师长，原来的师长降为团长。

不过李隆贵的74师虽然不是正规军，但是并未降级，李隆贵也不应该有什么思想包袱。可就在这时，他却奇怪地失踪了，从此杳无音信。

此次失踪事件发生在大部队转移期间的行军途中。

我军还有一名高级将领在抗战期间失踪的事例，他是115师参谋长周昆。周昆的失踪可能还有其它缘故，跟他一起失踪的还有数万军饷，似乎能追寻到幕后原因。

而李隆贵作为政委并没有掌管军饷，他却神秘失踪，原因何在？

当时部队奉命开往延安，李隆贵跟运输物资的十几个人同行，他们一行人是一起失踪的。身为政委，他不会因为这点物资而逃遁，大概率是辎重队伍中出了叛徒，将其杀害。

据了解，当地治安情况没有问题，并不存在打家劫舍的土匪，也没有国民党军队抓获、杀害我军将领的消息。

不管怎样，1927年就参加革命，参加了黄麻起义，经过了血与火考验的红军高级将领李隆贵，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这块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土地上。

直到今天，李隆贵的下落依然没有弄清，成为我军的历史谜团。

革命成功后，徐海东成为开国大将，当选为中央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郑位三被选为中央委员，享受副总理级待遇。程子华担任过山西省委书记，陈先瑞被授予中将军衔，还担任过北京军区政委。同样是豫陕特委委员的方升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担任过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按照战友们的人生轨迹，李隆贵本该同样是前途无量，如果坚持到建国后，他至少是中将军衔。

时至今日，没有任何确定的证据来证明李隆贵存在叛逃行为，他的失踪也没有给我军造成损失，但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不该被后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