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洛阳城破的硝烟中，李自成部卒从福王府地窖拖出三百车金银。当饥民分到沾着鹿血的碎银时，无人怜悯那位被烹为“福禄酒”的藩王——朱常洵之死非但非冤，更成为明朝宗室制度崩塌的必然注脚。

朱常洵的出生本是一场意外。其母郑贵妃因泼辣性情独得万历帝宠爱，而长子朱常洛生母王氏仅是偶然被临幸的宫女。这种身份差异让万历不惜与文官集团对抗二十年，试图废长立幼。

藩王就藩本是祖制，但朱常洵的洛阳之行被万历刻意拖延。为给爱子铺路，万历四十年修建福王府耗银四十万两，远超潞王府二十万两的标准。更离谱的是，万历以“赐田”名义强征河南、湖广、山东三省良田四万顷，相当于明朝鼎盛时期全国田赋的百分之一。

这些暴行直接动摇国本。崇祯八年陕西流民涌入河南时，洛阳粮价已飙升至每石五两，而福王府粮仓积粟却达百万石。崇祯十三年河南大旱，成为压垮民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李自成十万大军围城时，守城参将罗泰收到密报：福王府地窖藏银折合现银八百余万两，足以支付全国两年辽饷。这个数字刺激了本已绝望的守军——正月十九日夜，北门守军主动献城。

回溯洪武旧制，可见福王悲剧的必然性：亲王岁禄万石，是正一品官员的二十倍；宗室犯罪由专门宗人府审理，地方官无权过问；赐田、盐引等特权形成利益输送链条。

至崇祯末年，宗室人口突破二十万，岁支禄米占全国田赋四成。这种“举天下养朱姓”的制度，最终将大明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北京城破的消息传来，洛阳百姓竟放起鞭炮——这个细节道破了明亡真相：不是李自成太强，而是朱明宗室自绝于民。福王朱常洵用性命验证了一个历史铁律：特权集团的疯狂敛财，终将招致毁灭性的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