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日本国内一度盛行“天皇退位论”，也就是让裕仁退位，由当时还是少年的明仁担任新天皇，象征日本走进了一个新时代。

1948年7月9日，新任宫内府长官田岛道治曾与裕仁就是否退位进行过商讨。不过，裕仁并没有退位之意，而且提出三条理由：一是“退位有可能动摇帝制”；二是“皇太子（明仁）年纪尚幼且无适合担任摄政之人（当时裕仁的三个弟弟都曾是军人）”；三是“SCAP（驻日盟军）能否允许”。前两条暂且不论，只说第三条，麦克阿瑟确实在10月25日向时任首相吉田茂明确表达过反对天皇退位的意见。当时的驻日美军正想方设法稳定日本政治、经济，一个熟悉的天皇在位对他们有益无害。

另外，裕仁的留任还给日本带来了一个副产品——日本战后政治家难以再度实现军事化，这也是美军允许裕仁继续担任天皇的重要原因。裕仁在公布新宪法时明确发布敕语：“日本国民自觉放弃战争，寄希望于实现以正义与秩序为基调的永久和平，恒常尊重基本人权，基于民主主义治理国家。”裕仁作为天皇的权威以及对政治家的影响是从战前延续下来的，一旦他为“放弃战争”做出承诺，战后政治家出于对裕仁的尊重，就无法在裕仁在世期间修改宪法，重新走上战争道路。恰好，裕仁又是一个极为长寿之人，他的存在能让人永远铭记战后日本是怎样从战前日本的惨剧中一步步走来，警示着一代又一代的日本国民要遵守宪法，不能破坏和平。

客观来说，虽然1947年颁布的日本宪法明确规定天皇不能实际参与政治，但由于裕仁天皇身份的特殊性，他仍然与战后日本政治有着一定的关联。

首先便是日本与美国的安全保障条约问题。1947年5月6日，裕仁与麦克阿瑟进行第四次会面，明确向美军提出“为了日本的安全保障，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代表的美国应当掌握其主导权”，并得到了麦克阿瑟的保证。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左翼运动风起云涌，而同一时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朝鲜半岛北部也在苏联的扶持下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让对共产主义理念非常敏感的麦克阿瑟与裕仁有着相似的危机感，裕仁当然希望在战后日本的改造中更多追随美国而非苏联。7月22日，外务大臣芦田均向裕仁汇报外交工作时，裕仁依旧如同战前一样发布指示：“日本最终还是要与美国同调，与苏联合作实在非常困难。”

1949年11月，裕仁与麦克阿瑟第九次会面，麦克阿瑟认为即便日本与盟军各国日后能够签署和平条约，美军仍有必要驻扎在日本，裕仁表示同意。当时日本舆论的主流是要求日本与盟军签署和平条约以后，美军全面撤出日本，这种看法导致首相吉田茂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支持美军。不过1950年8月，裕仁突然给美国国务卿顾问约翰·杜勒斯（John Dulles，1888—1959，后来就任美国国务卿）发去消息，批评日本国内拒绝给美军提供基地的呼声，某种程度上对吉田茂起到了援助与掩护作用。美国方面眼见日本天皇与首相均支持美军驻留，这才迅速启动和平条约谈判工作。1951年9月8日，日本与盟军的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签订《旧金山和约》，同时日本也与美军达成第一份《日美安保条约》，两份条约的生效宣告日本在1952年4月28日起恢复独立主权。

很明显，裕仁关于日美安保问题的发言已经明显超出了日本新宪法规定的范围，但这些发言都是在很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裕仁的表态也是在顺应当时日本主流政治家与驻日美军的看法，其发言更多是对现实政治的锦上添花。

事实上，不听从裕仁指示的人也不在少数，比如1930年曾经咆哮日本内阁“统帅权干犯”的鸠山一郎就是一个范例。1955年8月20日，鸠山内阁的外务大臣重光葵访问美国之前曾向天皇“内奏”，裕仁曾私下告诉他，“日美合力反共十分必要，（美国）驻屯军不可撤退”。但鸠山一郎不但没有“反共”之意，反而在1956年促成日本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签订《日苏共同宣言》，成功改变了吉田茂时代以日美关系为唯一主轴的外交方针，也为苏联关押日本军人的大批回归打下了基础。鸠山一郎成立的日本民主党以“修改和平宪法”与“恢复军备”为初心，在与吉田茂成立的自由党合并之后，这个初心也进而延续到现代日本第一大党自由民主党身上，对裕仁所仰赖的“和平宪法”构成了一种抵触。

二战结束后，根据传统，日本政治家依然保持着对天皇的“内奏”制度，而且有趣的是，不仅是保守派政治家愿意坚持这种制度，甚至以左翼政党日本社会党为主的片山哲内阁也多次进行“内奏”。每次“内奏”过程中，裕仁都会如同二战时期一样，蜻蜓点水般给一些模棱两可的建议，但有时候也会引起麻烦。比如1973年5月，当时的防卫厅长官增田惠吉在“内奏”之后向媒体公布了裕仁给他的建议：“保护国家乃是大事，不要效仿旧军队之恶，但要取旧军队之善。”由于当时恰逢国会审议两部与防卫厅相关的法律，不免让人感到裕仁又要像战前一样干预政治。于是，时任首相田中角荣立刻撤换了增田惠吉，而且给“内奏”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内奏是为了给象征之陛下提高教养而随时进行之公事任务”，天皇“没有发布任何有可能影响国政之言”。

面对来之不易的和平，裕仁终于放下自己执政前20年的称霸美梦，开始享受起平静的战后生活。日本战后经济迅速腾飞，诸如电视等各种新兴媒体也逐渐普及，但除去一些重要仪式外，裕仁很少出现在国民面前，从二战时期那个整天问来问去的“能动”天皇变成了一个诸事不闻的“静态”天皇。国民最常看到的影像，就是天皇静立于皇居的某一株樱花旁，呆呆地望着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