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经过了最近一二十年的人生波折,我才渐渐明白了,人世间确有“命”这一样东西,当然不是算命先生说的口沫横飞的那种神秘的主宰,它实际上非常简单,就是指你在什么时候,出生在什么地方。一个人的出生,完全是被动的,没有任何人来征求他的同意,他也完全不可能为自己做哪怕是一点点的选择,就是由于某个偶然的机缘,甚至他的父母也没有料到,他一下子获得了生命,赤条条地站到了人世间。仔细想想,这实在是荒谬,我们每一个人,竟都是这样被胡乱推到了人生的起点,开始长长短短、各不相同的跋涉。
当然了,谁都想尽快踏进乐园,享受为人一世的生趣,可人寿那样短暂,倘若你初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已经被扔在了废墟里面,纵是身手再怎样矫健,恐怕也跑不了多远。只能遥遥地看着别人奔向乐园,自己在一旁哀怨吧。有多少次,你用力鞭打生存意志的奔马,在人生道路上尽兴的驰骋,终至人疲马乏,滚鞍下马,却吃惊地发现,你其实还在离起点不远的地方打转转,不过像如来佛手掌上的孙行者,自己做一个好梦罢了,你当初的诞生时间和地点,正牢牢地把你攥在手心里,这就是你的“命”。
不用说,鲁迅也自有这样的“命”。
以上内容,出自于王晓明所著《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的开篇,在五四这个时间读鲁迅,也是一件恰如其分的事情。鲁迅的确有着他的“命”,不仅仅是由于他诞生的时间和地点,有别于大多数人的是,他的身后名,依然也有一种命。
像书中所提到“如果是一个1980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生的年轻人,即不知道过去的时代曾如何神化鲁迅,甚至也只读过很少的鲁迅的文字”,的确是这样,鲁迅似乎已经从教科书中渐渐淡化,留在人们话语当中的,似乎也只有某些被玩烂的“鲁迅曾说”的那些梗,新一代的人,究竟了解鲁迅多少,又能从他的“命”中看到多少,汲取多少呢?
特别是在某一个历史阶段,鲁迅被塑造成为一个典范,成为某一种话语体系下的范式,就等会让那些接受高高在上的鲁迅教诲的人深感不适。没错,当一个人被塑造成什么家、什么家、什么家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最普遍的人的“命”,而被彻底的神话。但神话就像阳光下泛着七彩的泡沫,总有被戳破的时候。现在也该趁着时代不再需要鲁迅的鞭笞时,适当的让他走下神坛,去掉光芒后的鲁迅,才能被还原为一个有“命”的普通人,也才能被客观的看待以及被现代人所接纳。
鲁迅对于现代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这几乎是后人的共识,但很多人也会跳出来说就凭他那些嬉笑怒骂的文字,不过是一些刻薄的批评,算得上什么思想呢?
的确,王晓明在书中也强调“如果跟上一辈中的佼佼者,例如康有为、严复和章太炎,甚至梁启超相比,在思想的宏阔和开拓方面,鲁迅都是明显不如的”。但是“跟他的同辈人相比,更不要说跟直至我们这一代的后辈相比了,他的思想的透彻和特别,一直都是那么耀眼,那么逼人!”
鲁迅的透彻来自于哪儿呢?他的特别之处可能就是在那样一个年代里,能够从“命”中跳脱出来,直达“心”。无论怎么说,人都是生存在一些特定的环境里的,甚至是这些环境——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态的——综合作用的产物,这也就是文初所提到的“命”。
但鲁迅却不完全认同,他判断的第一指标始终都是“人”,是社会中普遍的“人心”。他曾说过:一国能不能“立”,全看这国的“人”能不能“立”。终其一生,他都坚持这个标准。
所以鲁迅的思想,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去探索大时代“命”下的“心”,甚至要把这个心扒开,看看里面更加腐败和黑暗的世界。比如在提到民国的“专制”,鲁迅穿透了当时的社会现象,指出了一个“精英愚弄人民”到“愚民充任精英”的演变过程,民国的专制,就是“造就愚民”和“靠愚民支撑”这二者的循环。
不仅如此,在这个命到心的过程完成后,鲁迅还不满足,他掘进人麻木的更下一层,指出那些大多数人本能中不愿正视的东西,用他的话来说,麻木和顺从的底下,其实多半是“怯懦”,看上去像昏睡,实际却是醒着的,是因为觉得逃生无望,才这么装睡,并因此特别讨厌那些拼命唤醒他们的人。
说到正视,很难不让人想到他振聋发聩的那句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他另一篇题为《论睁了眼看》的文章中,也曾提到“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想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他呼吁人们“去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
其实鲁迅本人,也不能够完全践行这种“直面”,就如罗曼罗兰所说,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这并不容易,甚至是带有极大的痛苦,因为当一个人直面人生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是意义的丧失,面临的是绝望的深渊,在一个终将赴死的人生中。我们该拿什么底气,昂着头直面并允诺一种更加积极的人生呢?
即便如此,鲁迅依然是当时的猛士,他不但继承了上一辈人的革命共识,而且还对其进行了深刻的修改。当时对革命的共识大体上是:社会的病根,在于国人的愚昧和孱弱,只有造就新的国人——梁启超所谓“新民”,才可能造就新的国家和世界。而这造就的第一部,就是少数先觉者起而奋斗,以“呐喊”打破“无声”的现实。
但是呐喊多年的鲁迅,从对自我的反思中,发现了内心的黑暗:怯懦和奴性,即便是以战士自居,也无法摆脱这些黑暗的侵袭。所以他修改了从上一辈革命人中继承来的共识。
严复和梁启超们大多只强调从“先觉者的呐喊”到“新民的完成”之间的必然性,却把其间的距离说的很短,而鲁迅则大幅拉长二者之间的距离,说至少会有一段不短的时间,社会进进退退,人心晦暗不明。他甚至说,将来到底有没有光明,其实是不知道的,而且这也不重要,我们是在黑暗中太憋闷了,才奋起呐喊的……
由此,在直面了内心和未来的黑暗之后,鲁迅才真正扛起了英雄主义的巨石,他重新命名了自己的奋斗:“绝望的抗战”。
如果说严复、章太炎、梁启超和孙中山那一代人,是以他们的气魄、理想和不羁的想象力,为现代中国勾勒出了一条通向世界大同的振奋人心的道路,鲁迅则为同时代和以后无数在这道路上遭遇挫折、心灰意冷的跋涉者,示范了一种自我磨砺、化悲观为动力,坚持前行的可能。
越是意识到“悲观”在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重要地位,也就越能意识到鲁迅的思想之于整个现代社会的重要性。
近百年过去了,在阳光灿烂的今日,我们也许还是要问,那个时代的黑暗过去后,鲁迅一代人心中的光明实现了么?
1927年,鲁迅曾经自责地说,自己不过是在制造人肉宴席上的“醉虾”。什么意思?这醉虾不过是隐喻那些脑子昏了,身体却活力满满不断蹦哒的人。就好比曾经朝拜偶像那群年轻人。在信息封闭的社会里,只要稍加管控,禁锢思想、摘除异端,就可造就泡澡厨房酒缸里的“醉虾”。
信息开放的时代,旗号可以改,内容也可以换,但只要原理不变,用种种机械狭隘、非此即彼的套路将人框住,让人对黑深恶痛绝,不断的灌入白,除了白之外什么都看不见,只要这样,就好似可以永远的与黑隔绝,依旧能够制造出大量的醉虾摆上席面。
况且,这种黑白的把戏也被弄得非常隐蔽,只要举起了“某某化”的旗号,打着富裕名义,就会酿出一坛新酒,里面夹杂着生存、发展,也包含了日常的文化、习惯,一坛下去,就足以消磨大多数人的意志,别说直面,连眼睛都眯了,只能在统一的号令下,尽情的蹦哒。
鲁迅口中的“愚民”和“麻木”,早已不是旧时代的刻板枷锁,而表现为现代花花世界里的头脑机械、思路狭隘、眼界单一、观点从众,表现为一种无力、不愿意也不习惯从多方面了解现实、总是被流行意识牵着走的浑浑噩噩的精神状况。
倘若说,百年前摆弄醉虾的酒是浊的,而今,醉虾依然没有变,只是酒变清了而已。
回到文初提到的“命”,海德格尔曾经说:人是被抛入世界、能力有限、处于生死之间、对遭遇莫名其妙、在内心深处充满挂念与忧惧而又微不足道的受造之物。这个受造之物对世界要照料,对问题要照顾,而自己本身则常有烦恼。处于众人中,孤独生活,失去自我,等待良心召唤,希望由此成为本身的存在。
在西方哲学体系中,还有一个词叫做situated freedom,查尔斯·泰勒和西蒙娜·德·波伏娃对此都有过深入的探讨,可以姑且将其称为“处境化自由”,即我们的行为方式以及对世间万物的理解永远受制于我们在这世界经历过的体验。
换句话说,我们都生活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之下,这些条件为我们扩大了些许选择的空间,同时也剥夺了一部分选项。鲁迅只能用笔写他的战斗檄文,而当下的人却敲敲电脑、打打手机就可以实现,
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出生时,世界上早已经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建筑、意识形态、职业、神话、诗歌甚至是病毒等东西,世界并不因我们的出生而重新来过。它是历史的产物,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只有学着去适应世界。不少关乎于我们存在的事物几乎或完全不可控:从我们的性别到身体基本条件,再到出生时间和家庭,这样的不可抗力多少会影响我们将来的选择。
处境化的自由,是给自由施加了一个限制,但也并不是完全的限制,处境就好比是“命”,我们无法选择的那些、无法改变的那些,都是我们所在的处境,但在这些处境之下,我们依然有能力做出选择,有能力对未来和处境施加影响,只不过是不要去期待,会由此而产生某个确定的结果,因为处境下的自由,必然带来的就是结果的变化莫测。
由此一来,那个在命运背后探寻人心的鲁迅,也是存在主义的典范,即便是看到未来命运多舛,前途未必光明的情况下,依旧坚定着自己的内心,并将生命的意义系于自我的选择和创造当中,这也正是在这个时代重读鲁迅带来的全新生机,不论当前已经实现了鲁迅心中的理想,还是依然深处黑暗之中,那种以凡人的生命,对抗命运之轮的勇气,总会迸射出耀眼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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