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觉敏，戴克敏妹妹
戴觉敏，女，1916年9月生，湖北红安县檀树乡上戴家村人。
湖北黄安（红安）县，是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好地方。但在戴觉敏少年时代，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和地主的残酷剥削，黄安人民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
1926年10月，北伐军进抵黄安。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行动，黄安党团特支在戴克敏（戴觉敏的哥哥。曾任红十一军党代表兼三十一师党代表，后任红七十五师政委,1932年因反对张国焘肃反而殉难）的倡导下由秘密转为公开，领导群众掀起了斗地主、打土豪、减租减息的革命热潮。县农会还惩办了吴惠存等10多个罪大恶极的地主。戴觉敏才10岁，听到这个消息，感到从没有过的痛快。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黄麻的地主武装开始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11月3日，中共鄂东特委召开黄安、麻城两县党团会议，决定进行黄麻起义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会后，特委领导人和一部分党员干部带领一些小学生到各区进行宣传。戴觉敏就在这时加入儿童团，开始踏上革命道路。
11月13日晚上，起义军攻占黄安城。14日清晨，红日东升，霞光万道，黄安城头红旗高高飘扬。群众欢欣鼓舞，情绪高昂。戴觉敏和儿童团员们也都到县城欢庆胜利。他们举着小红旗，扛着红缨枪，高唱着革命歌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戴觉敏觉得自己突然像长高了许多。
国民党疯狂地镇压了黄麻起义，白色恐怖笼罩了黄安城。作为起义领导人之一，戴觉敏的哥哥戴克敏和她的父亲戴雪舫都成了国民党悬赏捉拿的对象。敌人抓不到她哥哥和父亲，就对她家和亲友们进行令人发指的迫害。她的四个亲叔叔和一个堂兄先后倒在了地主还乡团的屠刀下。亲人们的鲜血浇灌了戴觉敏胸中对敌人无比仇恨的种子。
1927年冬的一天，一伙民团闯进了她家，先是搜查，随后又追她问哥哥和父亲的下落。因未达目的，民团把戴觉敏和母亲及两个弟弟赶出了家门。
戴觉敏的大弟弟八岁，小弟弟才四岁。姐弟三人偎依在母亲的身旁，无可奈何地看着反动民团查封了家门，满怀仇恨地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小屋。起初，他们住在姑姑家，民团又追到她姑姑家，把他们关押起来。经过亲友多方营救，民团才把他们释放。
为了逃避民团的迫害，为了不再给亲友们添麻烦，母子四人被迫隐姓埋名逃往他乡。
1928年4月，戴克敏率领革命军第二次解放了戴觉敏的家乡，到外婆家把他们母子四人接到了柴山堡。但是，革命军撤离柴山堡后，反动民团再一次把他们赶出了家门，还狠毒地烧毁了她家的房子。母子四人又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这时，父亲请人找到了他们，一家人便随他去到麻城，戴觉敏还被送到县列宁高级小学去读书。
1930年秋，戴觉敏当选为鄂豫皖苏区儿童团团委委员。团委机关有十几名工作人员，其中几名女同志多数年龄是十八九岁，只有戴觉敏最小，才十四岁。尽管如此，戴觉敏还是以最大的热情去开展工作。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她就召集孩子们开大会，建立儿童团，带领他们去砸地主家的神位，破除迷信，宣传妇女要解放，帮助大妈、大嫂们放脚、剪发。她还训练儿童团列队出操、站岗放哨。这些活动受到了领导的好评。
1931年，学校放假时，戴觉敏经常回黄安七里坪去看望母亲和弟弟。有一次，她和堂妹戴醒群回家，路过设在箭厂河的红军医院，忽然听到一阵嘹亮的歌声。她循着歌声望去，只见一队头戴白帽、身着白长衫的男女青年，正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在通往医院的路上。
戴觉敏羡慕极了，问堂妹：“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戴醒群答：“听说是红军总医院护训队的学员。”
这些护训队学员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戴觉敏的脑海中。从此，当红军的念头强烈占据了她的心头。
1932年初春的一天上午，几个红军战士来到学校为红军总医院招收护士。戴觉敏来不及征求父亲的意见，抢先报了名。当他们通知戴觉敏“同意你加入红军”时，她高兴得跳了起来。从此，戴觉敏成了一名光荣的红军女战士。在护训队学习了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和外科学等有关护理知识后，就被分配到病房工作。
不久，她父亲在指挥列宁小学学生防空时负了重伤。临终前，父亲叮嘱戴觉敏，要好好听党的话，努力做好革命工作。父亲的牺牲更加深了戴觉敏对敌人的仇恨。她下定决心：护理好伤员，使他们早日返回战场，多杀白狗子，为父亲报仇，为所有被杀害的亲人们报仇。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部队造成了重大损失，主力部队被迫撤出鄂豫皖，向川陕方向转移，为了保证主力部队全速前进，留下了千余名伤员分散在七个地方，由两个医疗所的医护人员分别护理。戴觉敏被分在二分院坚持斗争。
空前残酷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开始后，上级指示将医院转移到隐蔽的山区去。戴觉敏所在的二分院便进了天台山、老君山一带的大山。
深山中，林木葱茏，荆棘丛生，野草茂盛，便于隐藏。医护人员把伤员安置在山洞和茅棚里，自己则露宿在外面。粮食紧张，大家就全部留给伤员，自己则吃野菜、啃树皮。药品缺乏，就把仅有的灰锰氧、硼酸、雪夫奴尔等留给重伤员，用盐水给轻伤员清洗伤口。
大家还把褥单、衣衫撕开当绷带，把棉衣里的棉花消毒当药棉。敌情严重时，医院把伤员分成重伤连和轻伤连，由医护人员负责保卫，还在山顶上设置监督哨，随时提防敌人的袭击。大家想了许多办法麻痹和迷惑敌人。条件确实艰苦，但是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之间那种深厚的革命情谊却使大家感到十分温暖。
戴觉敏和同志们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到一九三四年下半年，直到红二十五军长征前，戴觉敏奉调跟吴子南等十二人去组建随军医院，才离开了二分院的战友们。
前往军部报到正路经家门口，戴觉敏看到家里亮着灯、窗口映着母亲的身影，很想扑进去和母亲告别一声，但是任务紧急，敌情严重，她只能含着热泪向母亲的身影告别。
红军长征走后，还乡团把她母亲和弟弟又赶出了家门。他们无处栖身，只好到处流浪。不久，她小弟弟便饿死在乞讨的路上，母亲也被痛苦和饥饿夺去了生命。
1934年11月17日黄昏，部队到达信阳。过京汉铁路前，有个干部突然来到戴觉敏她们七个女看护面前，斩钉截铁地说：“前有阻敌，后有追兵，过了铁路还要急行军，你们跟不上队，现在，发给你们每人八块大洋，自己回家谋生去吧。”
7人一下子都被惊呆了，明白过来后，有的流泪，有的叹气。素来胆大泼辣的周东屏索性跟来人吵开了，戴觉敏也高一声低一声地跟他争辩起来。她们讲不出多少大道理，但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才有穷人的活路，才有妇女的解放。
正在争吵时，徐海东军长来了。他问明情况后，说：“这些女孩子都经历过艰苦的考验，既然她们决心很大，就让她们随队一起走吧。”大家这才破涕为笑，纷纷感谢徐军长帮了大忙。
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部队天天急行军，一天走百八十里是家常便饭。部队从信阳南面的东双河与柳林之间穿越京汉铁路、进抵桐柏山区的那个晚上，一直小跑着行军。戴觉敏跌跌撞撞地跟在后边，使出浑身的力气也跟不上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亏得一位男同志拽着戴觉敏跑了一段，戴觉敏才没掉队。遗憾的是，当时天很黑，她没能看清这位战友的面容。
还有一个夜间，军领导指示大家把绑腿解下来，接成一条很长很长的带子，每人挽一段，摸索着前进。戴觉敏又困又乏，虽然两条腿还在朝前走，可眼睛却渐渐睁不开了。突然，脚下一滑，她从沟边摔了下去。
在翻滚中，戴觉敏清醒过来，吓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往上爬，可是沟太深，怎么使劲儿也爬不上去，只好呼救。很快，伸过一只有力的大手，把她拉了上去。但戴觉敏一直不知道这位同志是谁，叫什么名字。革命战友间这生死与共的深情厚谊，激励着戴觉敏更加努力地去工作，去战斗。
离开根据地长征，失去了固定的后勤供应，吃、穿、住都成了使人头痛的事。部队穿越甘肃时，粮食尤其难搞。麦子、土豆、黑豆成了上好的食品，部队经常吃的是树叶、草根。长征途中，大家没吃过几顿热饭，更谈不上吃一顿饱饭了。
行军没有鞋穿，戴觉敏就用布缠着脚走路，可是没走几步，布就破了。后来，一位老大哥似的男同志把没收来的地主的女人衣服和鞋子送给戴觉敏穿。戴觉敏的脚小，鞋却很大，只好在鞋上扎两个眼儿，系上一根带子。脚脖子磨肿了，戴觉敏咬紧牙关命令自己跟上，一次也没掉队。
翻越秦岭时，到处是皑皑白雪，寒气逼人。晚上，大家在雪地里露宿。大家把夹被扯到树枝上当棚子，再把几条夹被摞在一起，几个人挤在一块，互相用体温暖身子。下山时，大家坐着往下滑，还高兴地呼喊：“我们成了雪地轻骑兵啦！”
让戴觉敏感觉有趣的，还有她长征时当演员的事。
红军每到一地都要召开群众大会，主要用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和党的政策。全军只有医院这七个女同志，唱歌跳舞的任务似乎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她们的头上。虽然戴觉敏不擅长此道，但还是壮起胆子现学现演。部队一住下，她们就忙着准备节目，对口唱、小快板、小歌舞什么的，老百姓看后还很欢。
红二十五军这支近三千人的队伍在程子华、徐海东、郑位三和吴焕先等同志的领导下，以坚定的信念，凭着顽强的毅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战胜了长征途中的千难万险，开辟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1935年9月18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延长县永平镇，与陕北根据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成为最早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