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交游 之 二十二 范仲淹与欧阳修：“同退不同进”的君子之交 七、“同退不同进”（二）

范仲淹

七、“同其退不同其进”（二）

范仲淹在西北为国守边数年，控制住了局面，实现了所辖区域的安全稳定，史称“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

至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正月，西夏皇帝李元昊请求议和，西北边事稍宁，宋仁宗召范仲淹回京，任国家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副长官“枢密副使”。

三月，欧阳修亦受召回朝，受任“太常丞”官职，实任国家最高监察机构之一“谏院”长官“知谏院”。

欧阳修向宋仁宗上书《论王举正范仲淹等札子》：

臣伏见朝廷擢用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万口欢呼，皆谓陛下得人矣。然韩琦禀性忠鲠，遇事不避，若在枢府，必能举职，不须更借仲淹。

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许其有宰辅之业，外议皆谓在朝之臣忌仲淹材名者甚众。陛下既能不惑众说，出于独断而用之，是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大用。盖枢府只掌兵戎，中书乃是天下根本，万事无不总治。

伏望陛下且令韩琦佐枢府，移仲淹于中书，使得参预大政。

况今参知政事王举正，最号不才，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晓事，缄默无所建明，且可罢之，以避贤路。

或未欲罢，亦可且令与仲淹对换。

当今四方多事，二虏交侵，正是急于用人之际。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协天下公论，不必待其作过，亦不须俟其自退也。况若令与仲淹对换，则于举正不离两府，全无所损。伏望陛下思国家安危大计，不必顾惜不材之人，使妨占贤路。

如允臣所请，即乞留中，特出圣断指挥。或尚未欲施行，即乞降付中书，令举正自量材业优劣何如仲淹，若实不如，即须自求引避，以副中外公议。

取进止。

所上书中称“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许其有宰辅之业，外议皆谓在朝之臣忌仲淹材名者甚众”，而宋仁宗“既能不惑众说，出于独断而用之，是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大用”，应该从枢密院“移仲淹于中书（门下省），使得参预大政”。

宋仁宗从明道二年（1033）三月太后刘娥去世亲政，至此已整整十年，已对国家财政、军事等困难、弊端深有体会：

宋朝立国，为维护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在政治上，于内庭设“中书门下省”（即宰相办公的“政事堂”），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掌管民政，为限制宰相权力，增设副宰相“参知政事”；军事上，废除统领禁军的统帅“殿前都点检”，改禁军“殿前司”、“侍卫司”为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由“三帅”分别统领禁军，各不相属，直接对皇帝负责，为限制三帅的权力，又在设“枢密院”，掌控调兵权；为稳定社会秩序，奉行“养兵”之策，废除府兵制，改为募兵制，每当有灾荒发生，即招“壮民”为兵，以防“民变”，至宋仁宗在位，军人总数已达140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养兵的费用竟占到全部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八；财政上，将财权从中书门下省分出，设置“三司”，掌控财政大权，直接对皇帝负责；大兴科举，广招进士，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众多，“冗员”问题突出，“冗兵”、“冗员”、“冗费”紧密联系在一起，终于造成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

而西夏的崛起和对宋朝的战争，辽国的趁火打劫，“聚兵幽燕，声言南下”，以索取财富，更使宋朝的“贫弱”凸显，也严重震动了宋朝廷和宋仁宗，宋仁宗在形势和欧阳修等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

因之，宋仁宗听从了欧阳修的建议，下诏改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然而，欧阳修的举荐、宋仁宗的任命，却遭到范仲淹的拒绝：“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执政大臣的职位可以谏官的举荐而得吗？“固辞不拜”，且提出愿意与韩琦一起“行边”，继续到边疆任职。

因为范仲淹的坚持，宋仁宗改命他为“陕西宣抚使”，但未及出发，宋仁宗罢免了王举正，再次任命他为参知政事，范仲淹只得上任。

范仲淹不因欧阳修的举荐而接受升职，是二人“君子之交”的又一次体现。

欧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