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这座城市就像玫瑰花一样绽放。塞尔维亚变得再次年轻，它精力充沛，它甩着头从沉睡中醒来，充满力量地面对清晨，因为德拉加死了，因为这个坏女人被杀死了。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犯下的那些真正的恶行——或者至少是他同意的——监禁、鞭打、腐败和欺诈，都被迅速地遗忘。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在讲起这事的时候，都仿佛认为他被谋杀是因为他是德拉加的丈夫，仿佛他被谋杀次于德拉加被谋杀，仿佛这些谋杀是为了净化瘟疫，而那个瘟疫就是德拉加。这是一个谜。

因为德拉加无足轻重。她是出现在历史中的最消极无意义的人物之一。在她的生命中，似乎她从来没有说过或者做过什么事情能够让人在五分钟后还记得。她代表着散文——代表着它的缺陷，它在如实陈述方面的局限性，它在唤醒和启迪意义上的缺乏。她的敌人发现很难指控她，因为她没有给他们提供可以做出任何推论的材料；出于同样的原因，她的朋友也没法为她辩护。当她走进房间，她没有做什么高贵的事，也没有做什么低贱的事，如果站起来很好，她就站起来，如果坐下去更好，她就坐下去。似乎除了亚历山大没有哪个男人爱她，尽管有些女人对她有一种保护性的友好，但她们谈起她来也不觉得她哪里有趣。这样一个女人不可能犯下严重的罪行，事实上她也从来没有被这样指控过。

她谋划拿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做王位继承人，这可以算作丢人的行为，如果她真的这样做过的话。但是这可以被搁置一边，因为在她当上王后之前，塞尔维亚人对德拉加的仇恨就已经很成熟了。这种仇恨的表面原因是，她作为一个寡妇在贝尔格莱德的生活很不道德。让我们想象一下那确切而言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如果那是真实的话。一个美丽而沉闷的年轻女人住在贝尔格莱德某处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间的墙上挂着很多家庭照片和一两块劣质的鲜艳挂毯，木地板上有一两块同样劣质的地毯。有时，有些男人来找她，他们也许像她一样年轻标致，因为她还没有贫穷到需要接受不合自己心意的情人。接下来是谈天。如果有人不得不倾听它，它的平庸肯定会让人感到痛苦，但这种谈天不是犯罪，也不会危及任何人的安宁或者生命。

他们很快停止说话，开始拥抱，这是很自然的事，大概是纯粹的动物本能。如果德拉加的头号敌人说的最糟糕的事是真的，他们随后去了另外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张床，他们在床上躺下来。一旦他们在那里，自然本能让他们只会做某些动作。如果不是神经过敏，这些动作并不讨厌，有些人觉得它们令人愉快，有些人觉得令人不快，但它们被公认只能由其结果来进行伦理学评价，因为它们自身除了短暂、惊人的意义，几乎没有别的意义。这样的事固然不是人们希望在一个皇室名人的历史中发现的东西。一个王后应该只知道永久的爱情，就像一个国王应该只知道从不失败的勇气。

但是必须重申的是，在德拉加有任何成为王后的可能性之前，她就已经被讨厌——那让人们普遍想象出的场景有非凡的效果。那个场景可能已经导致私生子的出生，但是它没有。它可能已经导致性病的传染，但是它没有。然而，可能性给它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即便如此，塞尔维亚人竟然为这样一个场景而慌乱、疯狂，这个场景仅仅因为蒙上了恐惧的阴影而变暗，这很不寻常，因为他们本来就很熟悉那些在本质上就是黑色的场景。他们习惯于谋杀、从森林树枝间飞出的子弹、勒紧第二天会被宣称为自杀的俘虏的脖子上的绳索。他们习惯于欺诈的审判、撒谎的证人、受贿的法官、冤枉的监禁和被盗的罚款。然而却是德拉加使他们的血液冲到眼睛，使他们看不见东西，她使他们拔出剑来开始完成职务之外的谋杀，因为没有什么理由使他们应当杀死她。

他们可能没有理由让亚历山大活下来，因为他的顽固和他野心勃勃的命运感使他抓紧权力，即使这意味着毁坏国家的和平。但是德拉加本应该安全地被送上火车，送到帕西和尼斯之间的某地度过余生。这些密谋者完全没有理由，在那个充满恐慌的夜晚，在那些临时小桌和珠帘之间跌跌撞撞，不断犯下恶劣的罪行。但要否认这个行动不断变化的影响，那就愚蠢了。首先，行动如预期般朝着堕落的方向发展。密谋者不仅谋杀了国王、王后、首相，还谋杀了军政大臣以及德拉加的两个弟弟。这两个年轻人被带到军团营房，被王宫侍卫队的指挥官盘问，他就是那个从花园对着德拉加开枪的人。“陛下和王后现在死了，”他带着残忍的嘲讽对他们说，“轮到尊贵的阁下来指挥行动了。

不要犹豫。我们是你们忠实的臣民。恳求你们下命令。但是如果我可以冒昧地建议你们，你们最好只要一杯水和一根烟。”然后他们被带到庭院，被一群士兵开枪杀死，指挥的人正是坦科斯奇中尉，“蜜蜂”的朋友，十一年后协助运送了武器给普林西普和他的朋友们。这样的大屠杀之后注定要出现混乱，王宫和被杀大臣们的房子被洗劫一空。但是一天之内军队就被制服了，政府事务的处理也良好地继续了下去。一个临时政府被组建起来，然后政府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宗教仪式，它不是任何弥撒书里面描述的仪式。大臣们和密谋者们都参加了，之后，一个代表团被派到日内瓦去邀请彼得·卡拉乔治维奇登位。彼得·卡拉乔治维奇事前完全不知道这起谋杀，这是无可争辩的。

他的最坏的敌人也从来没有认真地宣称有人请教过他，一些密谋者也承认他们不敢告诉他。当时他已五十七岁，性格刚正不阿，而且他们都很清楚，如果他知道了他们的打算，他会顽固地向当局告发他们。作为一个王位觊觎者，他的生涯很奇怪。他是伟大的卡拉乔尔杰的孙子，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的儿子，他的父亲在1842年到主原则，他被尽可能地当作农民的孩子带大，每天早上都从王宫出发，去国立学校读书。父亲退位后，他被送到日内瓦的一家寄宿学校，那里非常成功地给他留下了终身影响。直到逝世，他都在本性上是一个塞尔维亚人，但也被移植了一个勤勉认真的瑞士清教徒性格。

他到他父亲位于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庄园度假，学习耕作原理；后来他选择成为士兵，在十七岁的时候去往法国，入读梅斯圣西尔陆军军官学校。他参加了普法战争，受了伤，被授予勋章；有次为了逃脱被俘的命运，他在隆冬时节游过卢瓦尔河，这给他埋下了病根，晚年时他因风湿病而瘸腿。还有一段关于他的古怪的短文，描述了他在战役期间某个安静的早上，冲进一个法国镇子的一所房子中，他解释说他在街上听到了脚踏式风琴的音调，乞求他们允许他在上面演奏，然后他度过了快乐的一个小时，呼哧呼哧地弹奏着塞尔维亚的民族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