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历史进程中，嘉靖皇帝执政期间有着不少的变革与争议。嘉靖使劲儿让自己的生父进入太庙，与此同时，还对太庙中配享的人员做出了一连串重大的调整。

【01、配享太庙的人员改动】

在嘉靖九年（公元 1530 年），朝廷里展开了一场有关太庙配享人员的探讨，引起了不小的动静。嘉靖皇帝觉得姚广孝身为佛教徒，跟其他功臣一块儿配享太庙不太恰当，就吩咐大臣们对这事展开讨论。

在那个皇权至高无上的时期，皇帝的看法常常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虽说看似让大臣们进行商讨，然而实际的结果好像早就定好了。说到底，皇帝发了话，下面的人又能有多大的选择空间呢？最后，姚广孝的配享资格被取消了，从太庙配享人员里给“剔除”了。

嘉靖皇帝这么做，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传统礼制角度看，明朝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家思想。按照儒家的礼义规定，太庙是国家祭祀的关键地方，配享在太庙的人得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理念。可姚广孝是佛教徒，把他放进太庙，这就和儒家的礼义产生了矛盾。其次，嘉靖皇帝本人信奉道教，本来就对佛教不太喜欢。受这种个人信仰的作用，姚广孝在太庙中的位置肯定就不稳当了。

嘉靖皇帝的这一决定没遇到啥强烈抵制，原因在于他干这事有挺广泛的舆论支撑。明朝安稳的日子久了，程朱理学当作国家统治思想的地位不断强化。姚广孝是个佛教徒，还曾对儒家发起过攻击，这就让他慢慢招来朝野中不少人的反感。在程朱理学的大环境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越发牢固，而姚广孝的举动显然是和主流思想对着干的。

随着时间推移，政治环境渐渐宽松起来，各地有了怀念建文帝、抵触明成祖夺位的言论。然而，在那时的政治状况下，人们既不敢也无法公然否定明成祖。而帮着明成祖夺位的姚广孝，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背锅侠。在这样繁杂的政治氛围中，姚广孝的形象有了极大的改变，差不多变成了一个反面角色。

第二年，大臣提议后，群臣展开讨论，刘基，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刘伯温，被推到了太庙配享的位置上。大臣们觉得，刘基帮明太祖朱元璋开创基业，多次献出奇妙谋略，在军队里有着“子房”的名号，把他视作西汉的张良。所以，嘉靖皇帝同意了让他配享太庙的提议。

嘉靖十六年（1537 年），太庙配享名单里添了个人，这人就是郭英。郭英是跟着朱元璋打江山的将领，不过他在明初那些功臣里功劳不算突出，而且他历经三朝，按常理在明太祖时，他是没资格配享太庙的。他能进太庙，那是因为他的六世孙郭勋。郭勋在大礼议之争以及太庙改革中给嘉靖出了不少力，立了大功，很受嘉靖的信任与看重。为了报答郭勋，嘉靖皇帝就答应让郭英配享太庙。虽说当时好多大臣反对，可在皇帝的权威之下，这些反对的声音没啥作用。

与此同时，嘉靖皇帝下令，甭管是太祖朝的功臣，还是太宗朝的功臣，都得按照封爵的高低重新排定配享功臣的位次。这么一番调整后，配享功臣的名单总算确定下来了。到这时候，配享功臣有17位。再加上公王配享的21位，也就是15位公王和6位公王夫人，明朝太庙的配享人员总共是38位。打这以后，这个名单一直到明朝玩儿完都没再变过。

【02、明朝配享太庙有何要求？】

明朝的功臣配享跟此前的各个朝代相比，存在两个十分明显的特征。

其一，明朝功臣配享人员是以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为核心来确定的，差不多都是开国功臣，不是开国功臣就没资格配享太庙。在之前的各个朝代，配享太庙的功臣不单单是开国功臣，在国家太平的时候，对国家有重大功劳的人也可以配享太庙。就像唐朝，有些在国家稳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文臣武将，像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并非开国功臣，但也能够配享太庙。然而明朝在这方面比较严苛，只有开国功臣才能有配享太庙的资格。

其二，明朝配享功臣大多为武将，重武轻文的态势颇为显著。刘基、姚广孝虽说算是文臣，可他们能得以配享，靠的是其运筹谋划所立的功勋，这其实跟军功差不多，和武将相仿。而在此前的各个朝代，文臣武将均有配享太庙的可能。当明朝进入太平之态后，文臣的作用愈发突显，地位也逐步提升。不断有大臣建议应当仿照历史上的各朝，增添文臣配享太庙，且不应只限于开国功臣，守城功臣也应纳入其中。但是，这些提议最终都未被接纳，让开国武将配享太庙，成了明朝始终不变的祖宗制度。

这种祖制的产生，和明朝的历史状况以及政治形势紧密相连。明朝刚建立时，饱受战乱之苦，武将们在开拓疆土、守护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朱元璋和朱棣都是凭借武力夺得天下的，他们对武将的看重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情形下，开国的武将们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太庙配享的主要人选。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明朝慢慢变得安稳，文臣的作用愈发显著，可传统的祖制并非能够轻易变动的。

总的来讲，嘉靖年间太庙配享人员的变动，在明朝历史中是一件重要的事儿，给我们研究明朝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