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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希伯，1897年出生于奥匈帝国（现今波兰境内）的克拉科夫。那是一个欧洲各地民族独立思想风起云涌的时代，年轻的汉斯·希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沐浴着先进文化和进步思想的阳光雨露成长起来。

求知的渴望驱使他辗转来到德国，并在这里找到了他的政治归宿——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火种点燃了他心中的激情，迅速完善了他的思想体系。

汉斯·希伯对劳苦大众怀有深切的同情，他手中的笔成了穷苦百姓的发声工具，犀利地揭露执政当局的黑暗面。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文笔，他很快在太平洋学会崭露头角，成为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

汉斯·希伯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多次来到中国，对中国和远东问题进行了深入报道，逐渐成为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反法西斯政论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积极支持抗日斗争。

他四处筹募医疗用品，甚至化装成医生，夫人则扮作护士，冒着生命危险将物资送到新四军手中。他还深入延安、皖南新四军军部等地，采访高层领导人，撰写的大量报道发表在欧美报刊上，让世界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

皖南事变后，汉斯·希伯毅然决然地化装到达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并肩作战，共同抵御日、伪军的“扫荡”。他一边行军一边采访，写下了《我与抗战中的新四军》、《战斗在日本战线之后的游击武装力量》等通讯，以及长达8万字的手稿《中国团结抗战中新四军和八路军》。

这些珍贵的文稿通过中共地下交通线送达上海，再转寄海外，最终发表在国外杂志上，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

1941年9月，汉斯·希伯踏上了山东这片热土。他在报道中斩钉截铁地表示：“倘若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顽强抗战，中国的抗战能否坚持至今，实在难以想象。”为了迅速、全面地将全国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事迹传递给全世界，希伯一抵达驻地，便立刻全身心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

他日夜不停地进行采访、写作，肩上背着装有地图、望远镜、搪瓷杯和毛巾的牛皮囊，在部队和村民之间来回穿梭，忙碌的身影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领导为了方便他采访，提出要将自己的一匹枣红马送给他，但被他婉言谢绝了。希伯换上了鲁南特有的铲鞋，行走在乡村和八路军驻地之间的土路上。他的采访对象广泛而深入，不仅包括党政军领导、战士和当地群众，还有被俘的日军士兵。

他甚至亲自参加夜袭战斗，实地观察战士们如何打击敌人、进行战斗。基于这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写出了《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等长篇报道。

他在报道中生动地描述道：“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占领’了山东，但是，我——一个反法西斯的新闻记者，却在这个‘日本占领区’自由自在地旅行，遇到了千千万万武装的抗日战士和人民，到处瞥见日本‘皇军’的破盔烂甲和破裂的‘太阳旗’。我亲身经历的这些事情，很多外国人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日益残酷，形势愈发危急。山东分局机关为保护希伯夫妇费尽心力，但考虑到他们在国际上的重大影响力及地位，还是提出让他们提前回上海的建议。

希伯沉思良久后，决定让妻子秋迪先回去。他说：“一个想有所作为的记者是从来不畏惧枪炮子弹的。让我留下吧！”谁也没想到，这次离别竟然成了他和夫人的永别。

1941年11月，侵华日军调集重兵，包括第十军团主力、第二十二师团3个混成旅团以及伪军5.3万余人，由日军侵华总司令火田俊六坐镇临沂督战，日军山东管区司令土桥中将指挥，对我沂蒙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

当时，分局在撤退途中遭到了日寇的猛烈围攻，战斗从清晨一直绵延至黄昏，战况极为惨烈，战场上尸体遍布，鲜血如河流淌。八路军的领导见状，劝希伯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但他却坚定地拒绝了：“现在正是我需要挺身而出、奋力战斗的时刻。我要与你们并肩作战，共同面对！”

这天晚上，希伯所在的连队在沂南费县交界处的大青山五道沟下的獾沟子附近与敌人遭遇。敌人以一个混成旅的兵力将八路军一个连紧紧包围起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连队战士毫不畏惧，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希伯也拿起枪加入了战斗行列。

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领导果断下令，将连队分成三个小分队，向西南方向突围。希伯被分配到第一分队，本应先行撤离，但他却悄无声息地转身，重新回到了激烈的战斗岗位。

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他不幸身负重伤，鲜血染红了战场，最终他以身殉职，年仅44岁，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汉斯·希伯用他的生命诠释了国际主义战士的崇高精神。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如流星般璀璨夺目，永远照亮着人们的心灵。他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成为中德友谊史上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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