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历史连载214-北大方正之第三代掌舵人-低调的商业领袖-张玉峰

张玉峰说“只要方正得到了发展，我真的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张玉峰说“公司不是道德法庭，也不是检察院，公司只讲怎么能够创造效益。在一些特定问题上，公司只讲谁比谁更重要。”

张玉峰说“人家称我们老师，我们在做人方面一定要为人师表。”

张玉峰说“领导干部敢糟蹋一块钱，手下就敢糟蹋十块钱。”

张玉峰说“能力很重要，但机会比能力更重要。我不承认我比别人强多少。”

张玉峰说“五星级的宾馆我可以住，火车站的长凳子，我也可以躺；我可以穿西服打领带，也可以背心裤衩，夏天在路边和工人下棋。”

张玉峰说“如果我不上大学，我可能是一个农民，和我小时候的同龄人一样，背也驼了，牙也掉了，头发也脱了；如果我不办公司，我仍然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教员，仍然要为生计奔波发愁。鬼使神差，我有了今天的地位和待遇，但我不会忘记，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出差从来只坐经济舱，因为头等舱并不比我早到，我开一辆旧本田车，因为那只是我的交通工具。”

张玉峰给女儿写信说“做企业，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功，失败的是大多数。我希望你们不要只看到成功的光环，还要看到那么多人失败了。”

王选说“方正是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和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的完美结合，张玉峰是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代表。”

王选说“1995年张玉峰任总裁后，在很短时间内使方正股票在香港上市，并实现了研究院和公司的一体化。现在张玉峰任方正董事长，由张兆东任总裁。1995年建立起的领导班子是十年来最好的班子，估计会稳定较长时间。”

北大方正创始人楼滨龙说“我在任北大方正总裁期间,已经控制不了张玉峰和他所掌控的计算机部。”

北大方正第二任总裁晏懋询说“方正的发展离不开张玉峰，方正的发展史也反映了张玉峰的奋斗史，张玉峰是方正贡献最大的人。”

原方正研究院副院长肖建国说“方正是一条船，船上只能有一个船长，船长一定要在船上，船长只能是张玉峰。”

张玉峰：北大教书15年-39岁下海-北大方正12年（方正总裁2年-方正董事长2年）-高阳科技22年（董事局主席21年）

1946年4月18日：张玉峰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家人全是种田的农民。

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张玉峰的课桌不是桌子，是土坯，板凳是自家带的。

中学：在20里外的县城，星期天回家干一天农活，然后，从家背上一个礼拜的干粮回校。张玉峰回忆“根本没有菜，一个墨水瓶里面装点盐、辣椒之类佐餐。”1959年至1961年：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张玉峰饿得不行，把杨槐树花用开水一冲就吃。

1965年：张玉峰穿着对襟棉袄，口袋里装几十块钱，背着一袋干粮来到了北大无线电系。

1965年9月～1970年3月：张玉峰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系学习。张玉峰爱下象棋，曾经是北大冠军。

1970年3月～1978年11月：张玉峰在北大汉中分校工作。

1978年11月：张玉峰回到北京，在北大物理系任教。

下海创业前的张玉峰的普通老师生活：

作为北京大学物理系一个普通教师，每天早上，张玉峰像打仗一样紧张地骑着自行车前面带一个、后面带一个，把两个女儿一个送托儿所、一个送小学。然后匆忙赶往教研室埋头做学问。张玉峰一家四口住10平方米，晚上孩子要睡在他的写字台上，他就没地方看书了，只好摆一张小圆桌，坐在小凳子上备课。张玉峰形容这种生活是疲于奔命。

1986年：张玉峰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5年初：北大教书15年、39岁的张玉峰从物理系借调出来，到学校办公司。“出来办公司，我是深思熟虑的，从系里调出，我义无反顾。”

1985年：张玉峰家乡所在的县在北京开联谊会，张玉峰就对县长讲“两通两海”，讲中关村新兴的信息产业，讲干这行一定能赚钱；张玉峰还在他爱人的叔叔、一个乡镇企业家耳边吹过同样的风，但没人敢给张玉峰投钱。

张玉峰回忆下海创业办公司，原因有二：

一、想改变一下生活，希望在经济上能有所改观。二、“在北大，提上教授，觉得教授没有什么，但如果提不上教授，压力就太大了。提上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提不上，可真是有些不得了了。”

张玉峰和张旋龙之Super机的故事

1985年：香港商人张旋龙制作的Super机问世。1986年：Super机来到中关村市场。IBM电脑在北京的价格一台在三万多元，四通卖张旋龙的Super机一台只卖一万多元。Super电脑不仅与IBM电脑兼容，也与长城0520兼容，可以“共享”长城电脑上使用的一切软件。1987年底：张玉峰是通过北大计算中心的张兴华老师介绍，和张旋龙在北大计算中心见面。“说真的，我当时也不是不想帮助北大，主要是我已经答应让四通做独家代理，不好意思再给别人。”张旋龙以南方生意人的一句习惯用语连连向张玉峰抱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初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张玉峰希望经销张旋龙的Super机没有成功。第二次见面：友谊宾馆，张玉峰和张旋龙下象棋，三盘棋一胜一负一和。张玉峰开始跟张旋龙谈生意，“我跟你讲，第一，我是刚起步的公司，最需要赚钱。第二，我是共产党的公司，我是给学校打一份工的，赚的钱能改善学校的教学环境。第三，我只能赚，不能赔。”对于张玉峰提出20台的数量，张旋龙也说出了三点：“张老师，第一，我保证像给四通一样，给你先卖，卖完了再给我钱。第二，保证给你最好的价格，你一定能赚到钱。第三，要是卖不出去，你可以退还我，我保证没意见。”首批20台Super机生意就这样做成，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张旋龙说：“后来张玉峰越做越大，做到比四通还大。”张旋龙说“张玉峰这人很厉害，他也是会相信人。只要相信你，就相信得不得了。”，“他对你一旦相信，就相信到没有防人之心。”张旋龙说“万润南很早就想我到四通当副总裁，我说我不要。我跟你平起平坐多好。让我当副总裁，你还管我。我不要。但是后来，我去当了张玉峰的副总裁，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出，张玉峰有他的魅力。”

创建北达科技服务部的故事：

1987年初：张玉峰遇到了玉渊潭农工商公司总经理付洪江，这个有眼光的农民企业家，在6月份，第一笔给张玉峰投了120万元。此时的张玉峰既希望玉渊潭投钱，又希望它不占公司的股份。后来，这笔投资被定义成了投资性借款。“我们给他们一个固定的回报，如果好，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加。直到今天我都非常感谢玉渊潭付洪江先生，没有这120万，我不敢想象今天的方正是什么样子。”1987年7月21日：“北京市海淀区北达科技服务部”获得海淀工商营业执照。服务部设在北京大学42楼一层楼的文艺室，两间房共60平方米。张玉峰临时从中关村找来几个年青人，拿玉渊潭农工商公司的120万从珠海进了一批计算机，开始做贸易，并给别人做简单的网络。1988年：张玉峰后来回忆说：“当年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收益，但120万做计算机根本就不够。我再一次去找付洪江，我说，不够，真的不够。付洪江很爽快，1988年2月又给我们投了300万。这样加上我们赚的钱，手上一共有500多万。我们又从一家银行贷出了500万，就有了1000万，账面上有1000万的时候，还可以到另外一家银行再贷1000万。在1988年初的时候，我们手里突然有了2000万。2000万在当时真的是一个天文数字，比现在两个亿都要管用。我们迅速地把营业规模扩大了，迅速地从几个人变成了三四十个人。并在街上租了个店面。”自此，北大办的公司来到了“电子一条街”。北达科技服务部为方正后来的发展积累了资金，培养了干部。方正第二任总裁晏懋洵、现任总裁张兆东都是北达最初的创业者。”张玉峰后来回忆玉渊潭的420万元，依然动情不已，“玉渊潭的420万元对公司的起步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从小受的苦让张玉峰后来不觉得吃苦是怎么回事。创业之初，张玉峰去珠海进计算机，从来都不住有空调的宾馆。“你知道南方有多热?要多热有多热。”。

张玉峰和楼滨龙之“汉卡事件”的故事：

1989年：张玉峰决定和原香港金山老板张旋龙分别投资8万美元开发方正金山汉卡，挤占四通打字机市场。1990年：方正金山汉卡由求伯君开发完成，但方正和金山各支一摊搞销售的情况不利于统一价格、共同开拓市场。张玉峰决定和张旋龙再各自投资100万美元，成立合资公司，统一开发和经营，联手共拓市场。楼滨龙开始同意这个计划，随后又反对。“汉卡事件”成为方正第一届领导班子危机的直接导火线。张玉峰向学校陈述了他和楼滨龙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点：公司和王选是真诚合作，还是踢开王选，另搞一套；公司积累下来的有限资金是继续投资到高科技研究开发中，还是投到深圳、惠州的房地产中去。张玉峰认为“汉卡事件”是楼滨龙给他的一个讯号：外面盛传公司实际运作是张玉峰，这对楼滨龙造成了伤害。汉卡尽管对公司是个好项目，但是由张玉峰提出，楼滨龙就是要行使否决权，以此证明一把手的权威。北京大学试图调和公司内部的矛盾，但张玉峰认为，为了方正的事业，矛盾必须解决。张玉峰召集公司所有中层干部开会，会上做了只有两句话的发言，“鉴于目前健康状况，我将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干部联名向学校投诉：公司发展需要张玉峰，公司发展不可能没有张玉峰。1992年6月下旬：公司主要干部向学校发出最后讯号：如果在7月1日前不解决公司问题，7月1日公司营业部将开始放“暑假”。楼滨龙后来评价张玉峰说:“我在任北大方正总裁期间,已经控制不了张玉峰和他所掌控的计算机部。”1992年7月1日：北大辞去楼滨龙的总经理；方正金山汉卡两年中的相关利润达到一亿多元。张旋龙说：“张玉峰这步棋走得太高级了。因为在香港要想上市，不是你什么时候上就能上的，你必须在香港有连续3年的业绩，3年都赚钱，才可以上市。如果没有1992年底来找我金山合资，方正到1995年底就不可能在香港上市。”

张玉峰说第一任总经理楼滨龙“一个人可能是杰出的县长，但让他当省长，他就可能什么都不是了。一个小孩很小的时候，带他的是保姆；这个小孩长大了，指导他的是博士生导师。保姆不能说，这小孩是我带大的，所以，博士生导师也要我来当。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保姆不能当博士生导师，就说这个保姆不是一个好保姆。她是个好保姆，但不能当博士生导师。”

张玉峰至今仍承认：第一任总经理楼滨龙在决定把方正排版系统作为方正最主要产品方面立了大功。

1993年：张玉峰被评为北京大学教授。

企业家选票最多的故事：

1994年：第三届全国科技企业家创业金奖评选活动，张玉峰是100多个企业家里面唯一一个副总裁，其他企业家要么是董事长，要么是总裁。最终，以副总裁身份参加评选的张玉峰却获选票最多。

评选质询中，有评委问张玉峰，你怎样看待中关村说你铁腕，是方正的实权人物。张玉峰回答：“只要方正得到了发展，我真的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又有评委问，既然公司实际上是你在运作，为什么一把手不是你？张玉峰给了他们一个很技巧而又能让他们满意的答复：在奥运会上，不管是王军霞还是曲云霞领跑，最终只要是中国队拿下冠军就是胜利。对方正而言，只要方正是在向前发展，谁是一把手并不重要。

方正和研究所的故事：

1992年：公司内部出现“红旗”到底还能够打多久？研究所的产品有没有生命力？公司要不要再拉出一摊人做同样研究工作的言论。研究所也产生了一些疑虑，譬如说，会不会卖了100套软件，却只对我们说50套。张玉峰提出三句话：一、研究所在公司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二、亲兄弟明算账，不耍阴谋诡计；三、公司讲经济效益，不跟研究所争名。1992年至1995年出现的新矛盾：研究所有人认为公司靠研究所产品发家了，因此有人提出自己办公司，王选教授面临巨大压力；而公司的人埋怨，自己的业务没什么长进，如果在研究所早就是教授了。张玉峰提出：“公司要把研究所看成是公司自己的研究所，研究所要把公司看成是自己的公司。”

张玉峰取代晏懋询的故事：

1995年：方正面临发展的极好机遇和极大的挑战。1995年3-4月：张玉峰多次找第二任总裁晏懋询谈话达几十个小时，表示为了公司的发展，自己可以放弃一切，但必须使方正按一个国际化高科技企业的战略发展。方正换届，学校召开公司干部座谈会。会上，现在的方正研究院副院长肖建国说：“方正是一条船，船上只能有一个船长，船长一定要在船上，船长只能是张玉峰。”1995年6月中旬：北大举行公司130多名中层干部的民意测验会，90%的干部投票支持张玉峰就任总裁，这个结果震动了北大党委。北大时任校长吴树青说：“过去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张玉峰，现在我们才真了解到张玉峰在方正发展中起的作用和他对员工的感召力。”1995年7月1日：49岁的张玉峰在方正公司总裁换届选举中夺得90%的选票，夺下方正第三任总裁“王座”，晏懋询去职。张玉峰就职演说的“再创方正辉煌”博得了方正员工长时间的掌声。

张玉峰就任总裁的一年时间，做了四件大事：

①成立方正研究院；第一件事就是成立方正研究院，把研究所和公司合二为一。“全部待遇透明，一个工资系列。把公司这边的五六个研究部门划归研究院统一管理，因为实践证明王选能带队伍，出成果。”

②方正（香港）有限公司上市；张玉峰辞去方正（香港）有限公司的董事局主席，由王选来做主席。

③成立方正投资公司；④建设南方方正产业基地。

王选教授讲：“方正是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和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的完美结合，张玉峰是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代表。”

张玉峰说王选：

“王选确确实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王选是我们公司的楷模，是一面旗帜，他的奉献精神值得公司每一个人学习。”“我平常很少和王选交流，但是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非常容易勾通。原因很简单，因为方正的发展是我和王选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别人说自己很厉害，但我只知道王选是真厉害，真有本事把队伍带起来，把成果做出来。我信任王选，尊重王选，但我决不掩饰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理智和实事求是是我和王选长期合作的基石。”“公司只可能有一个太阳，不可能有那么多太阳在发光。要宣传王选，宣传王选的目的是要宣传方正的企业文化，宣传方正倡导的职业道德和奉献精神，增强企业凝聚力。”

北大方正集团内部有两个权力中心： ①方正集团的精神领袖王选；②方正集团的经营能手张玉峰。

1985年-1995年：十年间：

1996年：张玉峰接受采访。

1996年5月：张玉峰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张玉峰说“方正起步是靠激光照排系统，而方正的发展是靠方正每年投入巨额资金从事开发研究，才使方正在这一领域十年来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仅1996年，我们对电子照排领域的投入，就超过国家过去20年对北大这个项目投资总和的10倍。”

方正三换总裁、张玉峰担任董事长的故事：

1996年7月：张玉峰就任总裁一年后，向公司推荐了年轻的贺文来接替他。张玉峰表示“换一个总裁，换一下新空气，可能更好。”三个月后，张玉峰又重新开始主持方正工作。“尽管贺文想把工作做好，也很有思想，但他没有运作大公司的经验。”1997年7月1日：张玉峰任命长期的助手张兆东担任总裁，自己担任了董事长。张玉峰说：“张兆东是方正最早的创业者，他人品好，有能力。”面对中关村关于方正总裁换来换去的议论，张玉峰不以为然：“有的公司总裁老不换，公司发展得很好；也有的公司总裁老换，也发展得很好。不能说自己公司总裁老不换，别人总裁老换，别人就有问题；也不能说，我们老换，别人不换，我们就有问题。盖茨一直没有换，微软一直很好；IBM一直在换，IBM越换越好。不能用一个例子说明一切，每个企业有每个企业自己的特点。小平同志讲得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键是要看公司到底是发展了呢，还是没有发展？”

打小报告的故事：

张玉峰最不喜欢打小报告。“公司不是道德法庭，也不是检察院，公司只讲怎么能够创造效益。在一些特定问题上，公司只讲谁比谁更重要。”有人告同事状。张玉峰问“你对你的待遇有没有意见，待遇有意见咱们可以商量，你没意见；工作，你也没有意见。你说你对同事有意见，我明确告诉你，他比你重要得多；如果你一定有意见，我只能要他，不能要你，你离开好了。在某一个细节，你可能是对的，但你对也没有用，他比你更重要。”

张玉峰平时随和，下班会和汽车司机下象棋。尊重看门的老大爷，尊重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公司上下很少有人喊他张总，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张老师。张玉峰说：

“不了解情况，不了解得很具体，就随便发表意见，然后，再否定自己的意见，这样瞎指挥慢慢就会丧失威信。”“其实，我真的一点都不霸道，说我霸道真是冤枉。在发表意见之前，我会征求所有人的意见。不是我这个人有多神，而是在底下我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对方正来讲，决策是一个机器，决定可能是从一个人口里讲出来的，但是，这个决定是大家集体作出的。”“桌子底下讲的话，统统都不算数。我们是给北京大学打一份工，打工就要打得高兴。谁也不要搞‘小动作’。”“不当总裁之后，我具体事务少了，就可以静下心来认真想一些事，总结我们方正十多年来成功和失败的原因，规划方正未来发展的蓝图。”“1995年公司上市以后，我极少见记者，极少抛头露面。50岁知天命，我应该认认真真做点事，做完就拉倒。功名如浮云，意思不大。”“如果我不上大学，我可能是一个农民，和我小时候的同龄人一样，背也驼了，牙也掉了，头发也脱了；如果我不办公司，我仍然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教员，仍然要为生计奔波发愁。鬼使神差，我有了今天的地位和待遇，但我不会忘记，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出差从来只坐经济舱，因为头等舱并不比我早到，我开一辆旧本田车，因为那只是我的交通工具。”“从39岁到52岁，我把一生中最有创造力的年华献给了方正，方正是我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是我一生的归宿。”

1998年：北京大学企业并购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后更名方正科技，张玉峰任董事长。

1998年4月20日：每周电脑报的第15期，每周人物-张玉峰。

1999年4月：张玉峰担任方正（香港）公司的执行董事。

1999年4月21日：方正集团任命原中国惠普副总裁李汉生为方正香港副总裁，张玉峰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企业需要在管理上加强，而我们又不具备这种能力。就像过去有人讲张玉峰是土八路，又带了一帮土八路。现在看来光靠土八路还是不行。

1999年5月：张玉峰反省方正的三大教训

1999年8月：《赢周刊》约张玉峰做“非常对话”。在那次多少有些沉重的对话中，张玉峰说：“我们的董事会从前不会投票解决一个问题，从来都是协商，然后一致通过──董事会基本上是各大股东的代表，永远有矛盾是正常的。假如你的一项决策会严重损害公司的利益，我可能打破头也会去反对。现在不是，大家又想不损害公司的利益又想搞好人事关系……”

张玉峰和王选离开方正的故事

北大方正集团内部依然有两个权力中心：①方正集团的精神领袖王选；②方正集团的经营能手张玉峰。两位老人都在方正有着无比的权威，一件事情若是只有一方点头往往干不成。1999年：王选和张玉峰因为经营理念不和产生矛盾。公司内部就分成了两派，“支持技术核心的挺王派”和“支持经营核心的挺张派”。1999年9月16日：方正第二大股东渠万春向北京大学领导、方正集团董事会提议：王选必须辞去方正（香港）董事会主席的职务。1999年9月20日：方正集团总裁张兆东、方正电子公司总裁李汉生、方正研究院院长肖建国等中高层领导联名给北大校方写信，对渠万春的行为提出抗议，并要求张玉峰辞去集团董事长一职，保留王选的职务。1999年10月22日：北大校方介入，将王选和张玉峰剔除方正集团董事会，张玉峰保留上海方正延中董事长，王选保留香港方正董事会主席的职务。2000年4月：王选辞去方正研究院院长并举办了一个小范围通气会。在通气会上，张玉峰说：“方正之所以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指效益滑坡），最主要的责任要由我和王老师来负”，“对于问题，我们不去争论、不去扯皮、不去推诿，要面对问题，就事论事，立足现实，在发展中解决问题。”2000年7月：王选重返方正董事会，张玉峰彻底离开北大方正，出走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