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年间，一棵橘树枯死于铜雀台中。

橘树并非河北之物产，是从南方不远万里移植到邺城的“珍树”。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株“异乡来客”面对剧变的环境，无法适应，因而枯萎。但它的死牵动了一位诗人惆怅的心绪。

庭园之中，曹植凝视着枯木，专门写了一篇《橘赋》，其中提到：“飏鸣条以流响，晞越鸟之来栖。”这棵橘树经历了“江洲之暖气”到“玄朔之肃清”的变化，无法开花结果，却依然希冀南方的越鸟前来栖息。

而越鸟，指的是孔雀。

事实上，孔雀已经来到了北方的园林。杨修便曾写过《孔雀赋》：

“魏王园中有孔雀，久在池沼，与众鸟同列。其初至也，甚见奇伟，而今行者莫眡。临淄侯感世人之待士，亦咸如此，故兴志而作赋，并见命及。遂作赋曰：有南夏之孔雀，同号称于火精。寓鹑虚以挺体，含正阳之淑灵。首戴冠以饰貌，爰龟背而鸾颈。徐轩翥以俯仰，动止步而有程。”

根据这篇赋的序言，我们知道，孔雀同样引起了临淄侯曹植的感触，他先写了一篇赋，然后才让杨修也写一篇。可惜曹植的孔雀赋今已不存。

曹植和杨修感慨的是士人的命运如同庭园里的孔雀，这些异鸟一开始因其“奇伟”而受到追捧，可时间一久，人们习以为常，便不去瞧它。再美丽的事物，也敌不过人情冷暖。

温暖和煦的南方，是一个奇妙未知的世界。那里的珍异物种进入中原，虽然命运“凄惨”，却在北人的精神世界留下了难以泯灭的痕迹。

曹植。图源：影视剧照

古时候，孔雀被视为文禽。它有着华丽的外观，羽毛晶莹透亮，要么深蓝，要么翡翠，还会呈现出绚丽的眼纹。

人们尤为喜欢孔雀的尾屏，清代黄濬《红山碎叶》说：“大开屏时灿烂且久，独其冠有毛一丛，状如小翎……声亦清亮而宏达，真尤物也。”

孔雀永远昂首挺胸，目视前方，举止优雅。因此，古人认为，孔雀有九德：“一颜貌端正；二声音清彻；三行步翔序；四知时而行；五饮食知节；六常念知足；七不分散；八少淫；九知反覆。”

作为受人追捧的瑞鸟，孔雀在古代并不罕见。文焕然、何业恒发表的《中国历史时期孔雀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中指出：“目前中国孔雀的分布仅限于云南省南部，但在历史时期远远超出这个范围。”

孔雀主要来自于南方之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滇地）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三国志》也记载：“（交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

但遥远的西域其实也产孔雀。《汉书·西域传》有罽宾国出“孔爵”的记载，孔爵就是孔雀。《后汉书·西域传》说：“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土地暑湿，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

直到清代，乾隆看见哈密进贡的孔雀，兴致大发，写了一首《孔雀开屏》，诗中云：“西域职贡昭咸宾，畜笼常见非奇珍。招之即来拍之舞，那虑翻翱葱岭尖。”乾隆赋诗距今也就两百六十余年，那时新疆还有孔雀生存。

【清】郎世宁：《孔雀开屏图》。图源：网络

《魏书·西域传》说，龟兹国“土多孔雀，群飞山谷间。人取养而食之，孳乳如鸡鹜。其王家恒有千余只云”。在龟兹国，既有在山谷间“群飞”的野生孔雀，还有如鸡群一般养殖的家禽孔雀，最大的规模竟达到了一千多只。《艺文类聚》载，西晋司马炎在位时，“西域献孔雀。解人语，驯指，应节起舞”。可见，西域各国精通饲养孔雀之道。

南方也一样。《岭南异物志》 曰：“交趾郡人多养孔雀，或遗人以充口腹，或杀之以为脯腊。”这说明南方人食用孔雀乃是常态。宋代学者周去非曾说过：“孔雀，世所常见者。中州人得一，则贮之金屋。南方乃腊而食之。物之贱于所产者如此。”

在西域和南方摆上餐桌的孔雀，一来到中原，便摇身一变成了金屋里的瑞鸟。人们兴致勃勃地观察来自远方的“异物”，主动将它们融入中国的精神世界。

孔雀在文人笔下，要么傲然独立、引吭高歌、轻舞开屏，如同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要么因其美丽，象征着爱情与姻缘。

前者如唐朝诗人王建所作的《伤韦令孔雀词》：“可怜孔雀初得时，美人为尔别开池。池边凤凰作伴侣，羌声鹦鹉无言语。雕笼玉架嫌不栖，夜夜思归向南舞。如今憔悴人见恶，万里更求新孔雀。热眠雨水饥拾虫，翠尾盘泥金彩落。多时人养不解飞，海山风黑何处归。”孔雀被人养在园林之中，虽锦衣玉食，却仍想着回归南方，如今身形憔悴，被人嫌弃，主人又买了一只新孔雀。而那只老孔雀，华丽已经褪去，不知能否回到家乡。

后者如乐府诗《孔雀东南飞》，首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便足以让人沉浸到一段爱情悲剧之中。

其实，孔雀性格凶猛，盗食农作物，并非人畜无害。但在异域光环的加持下，人们没办法不爱上这样一只美丽的生灵。

孔雀千里迢迢来到中土，如果将其看作是旅客，它们走过的路很长，见过的世面却很少。它们的命运早已注定：三两成行，守卫森严，路途漫长单调，来到一处皇家园林，被最有权势的人赏玩，直至死去。

汉文帝初，陆贾出使南越，南越王“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汉武帝时，帝国经略西南夷，南来北往的道路愈发通畅，孔雀与象牙、犀角、鹦鹉等纷纷来到中原。

三国时期，孔雀已经成为南方进献的常见物产。《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载：“是岁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三国吴孙晧时，孙谞任交趾太守，“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陵”。

【宋】崔白：《枇杷孔雀图》。图源：网络

帝国的扩张，不仅在于版图的扩大，更在于精神世界的膨胀。新征服地区的蛮夷土人，很难作为编户齐民直接提供赋税，却可以满足皇室“充备宝玩”的猎奇需求。人与孔雀的相遇，就像“文明”的眼睛看见了“野蛮”之地。

与孔雀跋山涉水进入王都相反，还有一群人亲身来到“野蛮”之地，剥离想象，观察异域。他们最伟大的创造就是形形色色的“异物志”。

东汉有一个学者名叫杨孚，岭南人，著有《异物志》。原书已佚，有部分内容为后人引用得以保留。杨孚眼中的孔雀是写实的：“孔雀，其大如雁而足高，毛皆有斑文采，形体既大，细颈，隆背，自背及尾背有珠文，五采光耀，长短相次，羽毛皆作员文，五色相绕，如带千钱，文长二三尺，头带三毛，长寸许，以为冠。足有距，栖游冈陵，迎晨则鸣相和。”这说明，人们很早就对孔雀有了充分的认知。

唐人房千里的《南方异物志》的记录最为详细：“孔雀，交趾、雷、罗诸州甚多。生高山乔木之上。大如雁；高三、四尺，不减于鹤。细颈隆背，头裁三毛，长寸许。数十群飞，栖游冈陵，晨则鸣声相和，其声曰‘都护’。雌者尾短，无金翠。雄者三年尾尚小，五年乃长二三尺。夏则脱毛，至春复生。自背至尾，有圆文，五色金翠，相绕如钱。自爱其尾，山栖必先择置尾之地。雨则尾重不能高飞，南人因往捕之。或暗伺其过，生断其尾，以为方物。若回顾，则金翠顿减矣。山人养其雏为媒。或探其卵，鸡伏出之，饲以猪肠、生菜之属。闻人拍手歌舞则舞。其性妒，见采服者必啄之。”这段文字详细介绍了孔雀的分布、形貌、习性、声音、性别、捕捉方法等，堪比百科全书式的介绍。

古人对于孔雀的认知也有荒诞之处。比如，唐人段公路引张华《博物志》云：“孔雀不匹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鶂雄雌相视则孕。或曰，雄鸣上风，雌鸣下风亦孕。”也就是说，孔雀不交合，相互唱歌就能怀孕。

还有人认为，孔雀与蛇交配。唐笔记小说《纪闻》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诗人王轩养了一只孔雀，一日，奴仆告诉他：“蛇盘孔雀，且毒死矣。”王轩急忙派手下去救，手下不去，王轩发怒，那名手下则回答：“蛇与孔雀偶。”这种误解大概来自于孔雀叼住蛇玩弄，未及时吃下的场景，人们以讹传讹，便成了共识。

但总体而言，人们已不再仅凭刻板印象去想象南方，而以经验的方式体会南方，这是中原王朝将边疆逐渐纳入自己统治的一个生动缩影。

【清】蒋廷锡：《孔雀图》。图源：网络

唐朝以后，邦国进献的孔雀日渐减少，州郡土贡的孔雀越来越多，这足以说明，帝国的疆域已经扩张到何种程度。尽管人们对孔雀的认识越来越翔实，但在宫廷之中，它的角色定位始终没变过——帝国动物园里的一颗明珠。

帝国越强大，它的动物园就越大，里面的动物就越丰富。在古代，无数忧国忧民之士抱怨过皇家园林的规模，抗议皇帝的铺张浪费，然而大都无济于事。

明朝弘治年间，光禄寺官员胡恭上奏道：“本寺供应琐屑，费出无经。乾明门猫十一只，日支猪肉四斤七两，肝一副；刺猬五个，日支猪肉十两……虎三只，日支羊肉十八斤；狐狸三只，日支羊肉六斤；虎豹一只，日支羊肉三斤；豹房土豹七只，日支羊肉十四斤；西华门等处鸽子房，日支绿豆粟谷等项料食十石。一日所用如此，若以一年计之，共用猪肉、羊肉并皮骨三万五千九百余斤，肝三百六十副，绿豆粟谷等项四千四百八十余石。”

这是一笔相当沉重的负担，但对很多皇帝来说，这笔钱必须得花。

皇家园林里的生灵不仅仅是动物。它们是祥瑞，象征着天下太平；它们是贡品，代表着万国臣服。《宋书·符瑞志》载，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交州刺史垣闳献白孔雀”。孔雀如同一个使节，主动从远方而来，要为王朝增光添彩。

哪怕“异物志”已经剥去孔雀身上神秘的色彩，只要到了进贡的环节，孔雀还得重新再穿上祥瑞的衣服。愈是天上难找、地上难觅，进献之物便愈是受到重视，愈可能出现在朝堂之上，进献者的功劳就愈大，帝王怀柔远人的名声自然就愈响亮。

对于朝贡的邦国来说，进献异兽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因为中原王朝一般会进行回赐，馈赠之物相当可观。而且，来华的使节往往都带着一个商队，进入王都的市场，进行交易。正如《文献通考》所言，“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直慕义而来”。

在这样的天下体系中，还有许多“异兽”的中间商。

公元6至8世纪，中国南方的孔雀通过新罗，源源不断渡海去往日本。在日本人眼中，这样的行为自然是“献”与“贡”。当然，新罗有自己的小算盘。龙朔三年（663），唐军在白江口之战中大败日本，作为联盟的新罗虽然取得了胜利，却也感受到唐朝在东北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仅数年后，咸亨元年（670），唐朝新罗战争爆发，战争持续七年，新罗最终请罪称臣。由此不难看出，新罗向日本赠送孔雀，便是希望化敌为友，强化力量以对抗唐朝。

至于日本，一直渴望提高自己在东北亚的影响力，打造一个小型的“天下秩序”。孔雀被带入日本之后，重复着它们在中国宫廷的命运：作为“珍稀异兽”进行展览，供百姓与贵族观看，宣示日本朝廷的神圣性。

【清】邹一桂：《孔雀牡丹图》。图源：网络

两宋以来，曾为蛮荒之地的南方褪去了神秘的外衣，孔雀不再神异、稀奇。

“异物志”的传统保留了下来。宋人范成大写的《桂海虞衡志·志禽》中记载有以孔雀为原料的菜肴，“孔雀……饲以猪肠及生菜，惟不食菘……又以孔雀为腊，皆以其易得故也”。元代贾铭撰写的养生著作《饮食须知》载：“孔雀肉，味咸性凉，微毒。食其肉者，自后服药必不效，为其解毒也。”明代张岱的《夜航船》曰：“孔雀胆大，毒杀人。”

孔雀的羽毛十分绚丽，受到人们喜爱，用处也最多。岭南、交趾一带的百姓常常采集孔雀的金翠尾羽制成孔雀扇。《旧唐书·职官志》载：“凡大朝会，则伞二翰一，陈之于廷。孔雀扇一百五十有六，分居左右。旧翟尾扇，开元年初改为绣孔雀。”翟尾指的是野山鸡的尾羽，为了保证朝仪威严，开元盛世之下改成了孔雀羽。孔雀羽才是上上之选。

《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勇晴雯病补雀金裘”中，贾母介绍了一件金翠辉煌、碧彩闪灼的氅衣：“这叫作‘雀金呢’，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后来，宝玉不慎让氅衣被炭火烧了指顶大的一个洞。晴雯提出，氅衣是孔雀金线所织，也拿孔雀金线用“界线法”织补，或许可以过关。这时麝月笑道：“孔雀线现成的，但这里除了你，还有谁会界线？”可见，社会上层对孔雀羽的喜爱。

清代官服以孔雀翎为冠饰，又称为“花翎”。孔雀尾羽带有“目晕”，其实就是孔雀尾毛上的彩色圆斑，以多者为贵。一开始，清人不欲丧失民族个性，规定亲王、贝勒不得戴花翎，因为这是“臣僚之制”，宗室贵族岂能自降身份。后来，戴花翎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奖赏，宗室贵族也以戴花翎为荣。清后期，花翎更是成了清帝笼络臣子的工具，比如李鸿章戴三眼花翎，曾国藩、左宗棠戴二眼花翎。

【清】沈铨：《玉兰孔雀牡丹图》。图源：网络

历史的河流不断向前，翻天覆地的变迁已在不经意间发生。两宋以后，“文明”不再只是观察南方。越来越多的人涌进“瘴疠横行”的南方地区，将随处可见的草地、灌丛、竹薮改造为耕地，将山林里的乔木变成燃烧的柴火，将溪水流经之地变为人类的聚落。文明到来，野蛮让位。

孔雀本身就是一个娇贵的物种，“生溪洞高山乔木之上……卧沙中以沙自浴，拍拍甚适，盖巢于山林而下浴沙土”，而它们宜居的地方又不断被人类侵蚀。特别是到明清时期，人口膨胀，“野蛮”的领地越来越小，再加上华美的孔雀翎引来人类的大肆捕杀，孔雀的退却早已不可避免。

南方逐渐不见孔雀的踪影，而进贡的孔雀只能来自遥远的东南亚了。

参考文献：

李兰芳：《孔雀考》，《形象史学》，2021年第4期

王子今：《龟兹孔雀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梁山：《孔雀与六到十二世纪的东亚外交世界》，《古代文明》，2017年第3期

林晓光：《六朝宫廷贡物与贵族文学——从夷方珍奇到皇朝符瑞》，《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