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韦君宜

钱伟长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最近我看了孙星岩同志写他的文章，详细叙述他怎样一心一意向科学高峰上攀登，怎样在国外得到光荣称号。谈到为了抗日他也曾投入“一二·九”运动时，只提了一句。然后又讲他正向科学高峰攀登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恶浪把他卷了进去……一阵飞沙走石的狂风，又向他扑来。”什么恶浪？什么狂风啊？年轻的读者看了真会莫名其妙。

到底怎么回事？说清楚点吧，就是我们的母校，清华搞反右派，把一个科学家冤枉反了进去。而写文章的人到现在还不能明白地说，是恐怕不加隐瞒说出来伤了科学家的心吧。我想说一说，说几句真话，我以为令人伤痛的真话，说出来反使人心平气和一些，人是不能靠着听假话安慰自己的。

我是钱伟长的同学。可他比我高三班，又不是同院同系。所以刚进一年级的时候，我是不认识他的。可是那时候，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开始了，我是个左派学生，在我们左派学生组织里，常常议论各系级里出头露面的学生。记得高年级的左派议论过钱伟长，说他念书是行，可不当左派，他是一心跟着学校当局的。按当时的说法，就是靠“右”了。（其实这种左派想法，今天我们都知道是幼稚到了家。）

但是，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起来之后，许多同学旗帜鲜明地靠“左”了。钱伟长、沈海清、吴瀚……这些高班同学，拍案而起，他们十一人组织了南下宣传抗日的自行车队，骑着车前往南京，要去找蒋介石请愿，要求抗日。钱伟长这时已经大学毕业了，刚考上研究生，他也丢开了学业南下。最后是被国民党军警逮捕，而后强行押解回校。我还记得他们回校的那一天，学生会和民先队在校门口贴上了斗大的欢迎标语：“欢迎劳苦功高的自行车队！”

后来呢，钱伟长就成了左派活跃分子。在生物馆的民先队全体会上，常可以看见他。记得有一回，好像就是为“西安事变”开的什么会上，他坐在我们几个女队友旁边，大声叫着发表意见，笑得特别开心，摇晃着脑袋满脸通红，倒不像高班的研究生，像个低年级调皮鬼。和我同座的王作悄悄说：“瞧他那样子，应该打他一下，再给他一块糖吃。”

抗战开始以后，他跟学校去了联大。我是去延安的。他究竟在哪一年考取了出国公费就不知道了。但是知道他和左派的女同学孔祥瑛好了。

直到解放了，一九四九年我和杨述、荣高棠一起回清华去看望朋友。我们是团中央的，学校里这时还没有人管接待。荣高棠知道钱伟长家，就领着我们去他家了。钱伟长这时已经是教授，他还找了另一个左派教师袁泰来他家，谈这些年的生活和遭遇。袁泰说：“你们走了，我们在学校也不容易。我们几个偷偷地弄书来看，秘密搞读书会哩。”钱伟长也谈这些，说以后咱们要常联系了；又说起在抗战中牺牲的队友，应当记下名字来纪念。那次记得没有别人来，我们在他家扰了他一顿。

后来学校每年校庆招待校友，钱伟长夫妇就好几次自家招待熟人。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年他们准备了好大一盆红焖大虾，来的熟人都有份。

钱伟长当上了清华副教务长，工作上有关系了，常到团中央来。别的大学的领导，很少到团中央来的。他不是光来开会，他有时就在我们这些人家谈天，在团中央食堂和我们一起吃饭。他有时就像当年当学生一样，穿件蓝布大褂，一点留洋的派头也没有。他爱发表对学校教育的主张，爱说必须让学生学活了，不能教他们只知道死知识。我还记得他曾举我们那时一个女生黄为例，说她当时就以拼命用功著称，算好学生，可是过去这么些年了，哪有一点创造呀。他就反对培养这样的死读书的学生。还说他现在负责的机械系二年级，就要让学生学出一点意思来。

除了他常来，还有一个常喜欢来的大学教务长，师大的丁浩川。有一回他们二位在我家碰见了，谈起大学职工的业余生活。钱伟长说：“我们清华可以组成一个教职员篮球队，你们师大也可以来一个。咱们赛一下好吗？”他们这些大学教师，也跳跳蹦蹦哩，可不是呆板的老夫子。

那时候北京市常常举行一些全市规模的活动，钱伟长也总是作为一个积极分子热心参加。记得刚刚决定发面票，专为这事情，在白纸坊印刷厂大礼堂开了一个全市动员大会。彭真同志亲自登台动员，对这个与科学毫无关系的会，钱伟长也当件事情，夫妻一起跑了来。在大会休息时间，他挺痛快地说：“限制点儿吃面，少吃一点面，这有什么问题！像我家里，根本就不存在问题，不用动员。”对这个吃面的事情表示完全拥护。

到一九五三年，我和杨述被调离团中央。我到了作家协会，从此对于大学里的事情就一点也不知道了。正在这时蒋南翔调到了清华大学当校长。只知道钱伟长当上了副校长，我还以为他和老蒋会合作得很好呢。

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大变。有那么多人一下子落入陷阱，被称为资产阶级右派。钱伟长是怎么掉进去的，我完全不知道。只是见到报纸上登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主张教授治校，而这种主张据说是与当时党所主张的由“党委领导学校”唱反调的。我猜测莫非钱伟长主张教授治校了？大概想让懂得教学的来出主意，比一切主意都由不大懂教学的党委拍板强？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没有什么错，可是那时候已经把许多这类爱说话的教授都打进右派里去了。蒋南翔为什么同意这样做呢？我是听说过老蒋自从入主清华，就主张办大学要引进新技术，要学苏联，还提倡在学生中搞“先进集体”，莫非在这观点上，和钱伟长不一致？莫非在教授的作用上看法不同？莫非……莫非……但是不论什么看法，总与什么阶级完全搭不上边啊。那时候我在作家协会也差一点点打成右派，得了个“党内严重警告”，被下放农村，更无法详细了解人家的事情。

几年后，我才由农村、工厂允许回城，后来得再去清华观光。知道了钱伟长划成右派以后，还在系里工作，我想这在划右派的知识分子中要算很占便宜了。但是我自己在作协已经吃够了沾上右派的苦，我再也不敢去他家了。后来知道他继续搞科学，有“三钱”之誉；又知道他离开了清华去上海。这都是好事。可是到底为什么划钱伟长右派，这件事我一直怀着疑问。钱伟长年轻时就不是右派，是左派。当教授以后不止研究科学，还热心国家大事，怎么不是左派呢？尽管老蒋领导我，教育我一辈子，可是总有不能尽同的地方。这件事就想不通。我觉得把科学家说成纯粹向科学攀登的科学家，而且准备以此传世，这不是全面的真实。我们应该把生活的真实，各方面的历史真实，包括科学家作为人的历史，完整地无伪地告诉后辈，这才真正对得起后人。

一九九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