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汎森

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毕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2004年当选“中研院”院士，2005年获选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研院”副院长、代理院长，现任台湾综合大学系统主席。专业领域是明清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和史学史，近年来将研究触角延伸到中国的“新传统时代”，包括宋代以下理学思想的政治意涵等问题。

历史是培养人格的宝库，它提供我们各种史例，成为各种人生的模本。

曾经有一位记者访问我，谈如何成为一个领袖，我说我不足以谈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要我勉强举一个例子，小提琴家穆特（Anne Sophie Mutter）说过一段话，要一个人成为航海家，先要给他看航海的美妙，他自己就有办法逐步摸索达到。就是说先要给他一个vision，譬如大船航行世界的壮阔之美。vision一旦刻在心里面之后，他便会设法学航海、造船等以实现这个vision。

历史教导我们许多领袖人物的特质：譬如宏阔的心量，请比自己聪明的人来替自己做事情，集天下人之智为自己办事等。史书里面讲唐朝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以恶感恶”，绝不容纳任何一个比他能力强的人。genius loci是一个拉丁字，近年来慢慢有人在用，就是描述一个特定环境对心智的培养的力量（the spirit of a place）。熟悉近代思想的人都知道，康有为、梁启超跟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这三个人决定了晚清思想的走向。康有为说我们要在大自然里面“观”，看大自然来扩大我的心量，我觉得这就是用大自然的宏阔来扩充心量。康有为在《南海先生口说》跟他弟子的谈话中强调，“观”要在高远的地方看，“我大则事小”，也就是说你的心量如果够大，事情就小。

历史教导人们，做一个领袖人物要有挑战性的目标，如果缺乏一个有挑战性的远景和目标，下面做事的人就没有那种我要完成一些东西的热情。我们今天虽然觉得三民主义没有什么，可是孙中山当时提出三民主义时，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远景（可惜他三民主义没有讲完，孙中山准备了材料要继续写，但陈炯明事件把他材料毁掉大半），让人们觉得我要跟着你走，就像训练跑步有个带跑的人在前面。当时冯玉祥在北方看到《建国方略》时大为感动，终于有个具挑战性的远景与目标。所以一个领袖人物要提出一个具挑战性的远景。

历史中提供许多我们现时不一定会遇到的典型人物，让人们可以随意在历史上找人作模范。接下来我要举几个例子，说明许多古今中外知名的领袖人物多少都会以历史名人为模范。

拿破仑是一个了不得的领袖，而且是非常有魅力的领袖，用韦伯的话讲是说charismatic leadership。拿破仑也继承了时代的资本，即一七八九年革命以来的动荡。如果没有这笔资本，拿破仑可能也只是个普通的军官而已。拿破仑的人物典范是凯撒，他连头发的分法都跟凯撒一样。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是众多以拿破仑为模仿对象的人物之一；越战时期，北越的军事领导人武元甲是历史老师出身，以对拿破仑史事的熟悉运用而起家。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华盛顿在打完独立战争、出任总统之后，选择放弃荣华富贵，回到故乡的庄园。原来华盛顿的学习典范是古罗马的大将军辛辛那提，古罗马那些有名的将军最理想的人格表现就是胜利之后回到家乡营造一个庄园，不要去干涉政府，然后在那边度其一生。

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大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死后，哈佛大学普特南（H. Putnam, 1926-2016）教授写了一篇悼文，说罗尔斯亦步亦趋地学林肯，读了几乎所有有关林肯的东西。他说罗尔斯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概念“重叠意识”（overlapping consciousness），他怀疑是从林肯那边转手而来的。

前述苏东坡学白居易，宋荦学苏东坡，皆可见人物典范的作用。近代学者胡韫玉编了一本《包慎伯先生年谱》，包世臣（一七七五–一八五五）是清代中晚期的经世思想家。清朝考据学独领天下风潮多年，很重要的一个特质是太过专注于专门的细节，而跟现实脱离关系。因为考证学需要庞大的文献证据，要花很多时间在古书之上，所以考证学者的生活，当然脱离现实经世。包世臣的母亲说他“违俗为有用之学”，在考证学风之下，居然认为有用之学是违反潮流的。他做了很多现实的经世致用之务，胡韫玉编包世臣的年谱时，也以他为师。我注意到胡韫玉一生在家乡做了很多跟包世臣一样的事情，就知道他亦步亦趋地模仿包世臣。此外，晚清思想家冯桂芬学顾炎武（亭林），故字“林一”，他也是事事想模仿顾炎武。这一类的例子相当之多，此处便不一一赘述了。

本文选编自《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