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否定回族的民族身份，称回族在民国时期是“信回教的汉人”。

这的确是部分事实。民国时期，孙-蒋官府推行大汉人主义，在民族政策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开始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后推行“五族共和“，当国民党实力大幅上升后，主张民族宗支论，推行民族同化法，想将其他民族同化于汉人。

“回族是信回教的汉人“，这种说法的广泛流行，主要是第三阶段下的产物。

第一阶段：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时间：1894-1912年

旗帜：铁血十八星旗，十八星代表十八个汉人占主的省份，基本上同明朝版图重合

武昌起义时的十八星旗

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普遍是汉民族主义者，他们受到太平天国的影响，是反清复明的部分延续，他们认为只有汉人是中华，满蒙不是中华，所以要“光复中华”，否定其他民族，想要“驱除鞑虏”，是驱除，而不是推翻，就是把满蒙等民族驱赶回老家，然后建立一个以汉人为主的十八省国家。

这批革命党人是激进的、血腥的，带有浓烈的汉民族主义色彩。

省略二百字，被审核了，自己想象吧。

孙中山、宋教仁、陶成章、邹容

由于革命党人普遍是南方人，大多来自粤浙湘，例如：孙中山（广东）、黄兴（湖南）、章太炎（浙江）、宋教仁（湖南）、胡汉民（广东）、陶成章（浙江）、蒋介石（浙江）、蔡元培（浙江）、汪精卫（广东）、邹容（四川），这些地方只有极少量回族，他们对回族缺乏直观的认识，他们对回族的认识是很浅薄的，生活中主要感受到的异族是满城/驻防旗营里的满蒙八旗。

孙中山只是从流言、书籍、报刊中认识到回族，他认为回族也是受大清压迫的族群，肯定了回族的革命性，他对回族有一段著名的言论，

“回民在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加入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

第二阶段：五族共和

时间：1912-1927年

旗帜：五色共和旗，五色象征五族：红（汉）、黄（满）、蓝（蒙）、白（回）、黑（藏）

国歌：重修国歌，加上了”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一语

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及秦晋相继宣布独立，南方普遍是倾向革命的，普遍是汉民族主义者，而北方则暧昧的多，保守的多。

满、蒙、回、安多藏人等四大族都是北方民族，清廷对北方的经营也更长久、更牢固，且北方受儒教影响更深远，忠君爱国思想依然有很大影响力。

河南、直隶京畿要地一直被清廷掌握。

满洲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说“东省人士拥戴君主,矢死不能移,公也,非私也”，赵尔巽率兵屠戮围剿革命党人，站稳了脚跟，他希望以盛京为都，拥立皇族，另立朝廷。

儒教发源地山东，先宣布共和独立，十几天后，保皇党获胜，取消独立。

陕甘总督长庚，在平息宁夏叛乱后，准备率甘军勤王讨逆，他命令回族马安良招募回兵，组建精锐西军马步十四营西征。

最强大的是袁世凯的北洋军，北洋军同时受到汉民族主义和忠君的儒教伦理（张勋最为明显）影响，与革命党南北对峙。

省略十余字，被审核。

清帝国有解体的危险。

为了不让国家解体，为了尽快实现共和，革命党人选择与清廷妥协，清帝逊位，同时革命党人放弃了复仇思想，暂时接受了五族共和思想，宣称的领土也由十八省的小明朝扩大成了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大清。

《清帝逊位诏书》说“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孙中山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区成为一个国家，合汉、满、蒙、回、藏诸族成为一个民族，——是曰民族之统一“

这一阶段，民国是承认回族的民族身份的，但民国领袖们认识到的回族是一个大回族，即把所有穆斯林合称为回族。

另外，逊位诏书里面的回族，有人说指的是缠回（维吾尔族），这是错误的，当时不管是中央清廷还是革命党人，对回族的认识是很粗糙的，他们对回、维吾尔、哈萨克等诸穆斯林民族的差异并没有多大认识，孙中山还把中东的穆斯林也称为回族，此外，有行政命令也解释了五族共和中的回指的是什么意思（见后文）

不过在新疆本地，其实是能把回、缠、哈三个穆斯林民族区分开的，例如伊犁起义的宣言，“保国何分种族，举动最重文明。汉、蒙、回、缠、哈，均应一视同仁。”

在五族共和背景下，阿訇王宽出面，劝降回族军人马安良拥护共和、停止进军西征，电文中说：

“共和成立，五族平等，信仰自由，无妨教典。弟以依玛尼为证，誓诸真宰：共和政体，决无妨害吾教，请勿中奸人谣言之诡计……兄执西北军机牛耳，处此潮流激荡、民情鼎沸之世，共和元勋、民族英雄、宗教伟人，只一反掌耳。时机难再，幸勿失之！”

第三阶段：民族同化、民族宗支论、泛汉主义

时间：1920-1949年

旗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随着局势的发展，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军阀混战，同时满蒙实力大幅下降，这时孙中山抛弃了五族共和思想，重新支持大汉族主义。但是，孙的大汉人主义发生了迭代，最初属于净化主义，排斥其他民族，想要建立纯净的汉儿国，现在则是泛化主义，主张以汉人为核心，将其他民族吸收同化进汉族。孙中山并不认同现代民族平等思想，而是认同汉人优先论、汉人中心论。 正如他所说，“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排第一位。

孙中山说：

“所谓五族共和者。真欺人之语! 盖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建设一最大民族国家者, 是在汉人之自决”

“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

“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完全是一个民族。”

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实力更强，继续沿着孙中山的思路，放弃了五族共和论，主张以汉人为核心的民族宗支论，认为中国各个民族都是炎黄子孙的分支。

蒋介石说：

“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因为受封的地点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为气候悬殊，交通阻隔，而有风俗习惯之不同，语言口音之歧异，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其实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中华，原来是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

正是在这一时期，“回族是信回教的汉人”，这一观点成为官方主流思想，并且颁布行政院通令，禁止回族名称，改成“回教徒”、“内地生活习惯特殊的国民”

1939年7月26 日，蒋介石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典礼讲话时称：

“中国有许多佛教、基督教、回教，可以说是汉族信仰宗教，佛教不能称佛民，耶教不能称耶民，那么回教也不能称回民。宗教传布的目的，在于普遍，若回教之信仰，回民和回族始有信仰资格，未免将本身资格变得狭小，不是宗教之本意。若回教即回族，难道非回族人就不能信仰回教么? 过去我和马云亭(即马福祥)先生谈过这个问题，他很明白这个道理，他认为中国的回教，多半是汉人信仰回教。”

1941年9月6日重庆各报刊刊载国民政府中央社通讯稿“回人应称回教徒，不得再称回族”的行政院通令，提出

“我国向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其中回族实为回教，如蒙、藏人均有一定之地域，一定之政教，故可称为蒙族、藏族，若回人则遍布全国，虽甘、宁、青等省较多，然除其宗教上之仪式外，一切均与汉人无异，实与信奉耶稣教、天主教之教徒相同，故可只称为回教徒，不能称为回族。过去因此称谓时而引起民族上的问题，以致发生隔阂误会，实一绝大遗憾。现在种种隔阂现象虽已扫除，然名不正即言不顺，仍有予以根本纠正之必要。闻行政院有见及此，拟即通令全国，以通告于回人一律称为回教徒，不准再称为回族云”

旗帜的变化：铁血十八星旗、五色旗、青天白日旗

不过要注意的是，民国并非大一统王朝，除了国民党，还有其他党派和军阀，他们的对于民族的认识和观点是不同于国党的，特别是当时的我党对民族的认识完全不同于国党，民间对此的认识也不同于官方，此外，回族对自身的认识也不同于官方，这些以后再谈。

虽然民国官方不承认回民的民族身份，但恰恰是在民国，回民的地位是历史以来最高的。

唐宋时期，回回先民作为胡商、番使来到中原，普遍住在番坊，被视为外来人，没有取得本土身份，回回先民在广州建立的基业，在唐末黄巢的大屠戮下毁于一旦。

元时期，回回人大规模进入东亚，史载“元时回回遍天下”，回回人被编户齐民，取得户籍身份，但地位还是次于蒙古人，是二等公民，被蒙古人压制。

明时期，回民地位很低，朱元璋搞大汉人主义，“禁胡言、胡语、胡姓名，禁本类自相嫁娶”，回回人差点像明帝国境内的蒙古鞑靼人一样被同化，几乎消亡于汉海，明中期，胡太师首开经堂教育，通过经堂教育，保住了信仰的火种，回回得以凭借信仰延续生命，并吸收其他民族的融入，滚雪球式壮大。

清时期，回民地位最低，反抗也最热烈。但是，当时伊斯兰发展也最为迅猛，长安以西，一片燎原之火，我们解放了长安以西的大半土地，史载“甘则回七民三，陕则回三民七”，即甘肃（包含现今甘肃省、宁夏省、青海东部）回民占七成，陕西回民占三成，可能有夸大之嫌，但回民势大，确是事实。这种扩张之势，最终湮灭于一场轰轰烈烈的同治回民大起义。

只有到了民国，回民才迎来大的发展，翻身做了主人。回民在自己的聚居区获得了自治权和实权，可以自由发展，既不是寄人篱下的番客，也非仰人鼻息的二三等公民。

马麒+马麟+马步芳家族占据青海，马福祥+马鸿逵家族统治宁夏和阿拉善，甘肃的三分之一由马安良+马廷勷+马鸿宾+马步青家族掌握。

天山南北，回民也有了大发展。杨增新时期，杨倚靠回民，组建了15营回队，“分驻省城、阿尔泰、焉耆、绥来、乌苏、哈密”，“其时回队势炎，炙手可热”，回民受到回队保护，免受侵害。

金树仁、盛世才时期，马仲英两次领军进入天山，几乎占据了一半新疆。

吴忠信时期，青海回军马呈祥率骑五军开赴新疆，戍守东疆昌吉、奇台、阜康等回民聚居区。

更不用说白崇禧，一个广西回民，能当桂系的二三把手，官至国防部长。

虽然这些家族军阀，算不上什么良善，普遍敛财、暴虐，也谈不上多先进，但他们大多出生于河湟，信仰上是虔诚的，对回族有强烈的感情。

马步芳、马仲英、马鸿逵、马鸿宾

回族在精神上是富足的，回民第一次站起来了，不再受异族压制，可以自由发展。

回族获得了实利，还有必要关心虚名吗？是叫“回回”、“回族”，还是“回民”、“回子”，抑或是“汉回”、“回教汉人”、“小教汉人”，甚至是叫“犭回”，也是无所谓的，一个名称罢了，虚名罢了，正所谓“不可务虚名而损实利也”。

很多汉民族主义者因白崇禧多次宣称回教汉人论而对他赞赏有加，但他本人其实就是不务虚名而谋实利的代表。

当他位高权重时，宣称回民是信回教的汉人，有效地统战了桂系汉兵，为自己所用，即使我坐在他的位置，也会这么做。但他并没有泯灭回族的意识，他积极地发展教门，资助回族教育和信仰，联络回族军阀，为回族谋取利益。

据回族学者薛文波回忆，他们几个年轻人去见白崇禧，对白崇禧说了些回回是一个民族的理论根据，白崇禧听了，平心静气地说，“人家(指陈立夫、陈果夫)不让说，我们就不要说了，说起根源来，我们白姓来自南京，是元代在广西为官白笃鲁丁后人哩。”

现实也确实如此，当白崇禧败退台湾后，立马不装了，写自传，否认自己是回教汉人，说自己是回回人伯笃鲁丁的后裔，伯笃鲁丁自然不可能是回教汉人了。

白崇禧自传图

追求民族身份的意义，不在于标新立异，不在于与众不同，而是我们本就不同，这些不同点是有价值的，这些强有力的把回族凝聚在一起的东西，是老一辈吉哈德（奋斗者）和舍西德（献身者）用鲜血、汗水、坚忍守护的东西。

追求民族身份，是为了相应的权利，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权和发展权，即依据本民族的特点，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自由地发展信仰、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利。拥有了这些权利，叫什么都无所谓，没有这些权利，空担着一个虚名，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