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清明节，67岁的钟南山院士站在父亲钟世藩的墓前，沉思良久，心里问道：“父亲，我要说出真相吗？”钟南山知道，如果换作是父亲，他一定会说出真相。那年，非典肆虐，钟南山背负了极大的压力，也遭到了许多的质疑。但在父亲墓前的一番沉思，让他做出了决定，真药加上真话，中国才能度过这一劫。2003年4月10日，在中外记者云集的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选择了说出真话。
钟南山院士这种敢医敢言的精神，正是源自父亲钟世藩的言传身教。钟南山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父亲钟世藩是著名儿科专家，曾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母亲廖月琴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之一。
钟南山父亲钟世藩
1901年，人类刚刚步入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这年签订，清政府向列强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这一年也是新旧交替的一年，晚清名臣李鸿章去世，两位开国元帅徐向前和陈毅在这一年出生。跟两位元帅同龄的，还有被称为“千古功臣”的张学良，跟这些大人物相比，钟世藩的出生，似乎有些微不足道。
在1901年，诺贝尔奖被首次颁发，德国人冯·贝林因为在血清疗法和被动免疫上的研究，尤其是在对白喉治疗的贡献，被授予首枚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并被封为贵族。中国人获得此项奖项，要等到114年后的屠呦呦。但在这一年，一个对中国做出杰出贡献的医生世家，开启了篇章。
钟世藩出生在福建厦门，打小就是个孤儿，跟着一位好心的叔父生活，叔侄俩的日子过得极为清贫。9岁那年，钟世藩被迫离开厦门，被人带到繁华的大上海，给一户大户人家做仆人。一个9岁的孩子，孤苦无依地在上海滩，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好在有贵人相助。事中药生意的五叔父钟广文承担全部学费，让钟世藩有了上学的机会。
1922年，21岁的钟世藩他选择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学医。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异常刻苦地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协和医科大学。协和医科大学前身是英国伦敦会与英美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的协和医学堂，后来被美国的洛克菲勒全资买下，开办医学本科，学制为八年制。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求学原本就不容易，要坚持学完八年更是尤为艰难。钟世藩入学时，全班共有40人，但当他毕业时却只有8个人了。1930年毕业后，钟世藩又去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留学，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尽管当时国内一片混乱，而美国相比之下则是无比的安逸，但钟世藩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国内，在北京协和医院任儿科医生，一直工作到1935年。
1935年7月，蒋介石卖国政府跟日本签下《何梅协定》，整个河北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钟世藩离开北京协和医院，南下担任国民政府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任。然而仅仅过了两年，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全面侵华，南京中央医院一路西迁。钟世藩在西迁过程中，先后担任长沙临时中央医院儿科主任、内科副主任，兼任湘雅医学院儿科教授，中央医院贵阳分院院长、内科副主任。
1930年钟世藩协和医学院毕业照
在这期间，曾经给予钟世藩巨大帮助的五叔钟广文日本人诱捕后杀害。钟广文住厦门局口街，经营丰美参行。卢沟桥事件后，积极宣传抗日。厦门沦陷后，商行迁往鼓浪屿。经常在商行里谈论国事，引起敌人注意，先拘捕商行伙计。1939年9月27日被拘留，囚禁数年而失踪。传闻被枪决，但找不到尸体所在。事迹被收录于民国《厦门市志》。
南京沦陷时，钟南山刚刚满一岁。钟世藩带领一家老小随国民党政府一路西迁，行程十分辛苦，颠沛流离，餐风露宿。1944年9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钟世藩前往美国进修，一年后学成回国。
适逢1946年7月中央医院贵阳分院迁至广州，并改称广州中央医院，钟世藩应邀出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儿科主任，兼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柔济医院儿科主任，并开始定期组织小规模儿科学术交流活动，为广东省儿科学术交流的肇始。由于战争，钟世藩随医院经历了多次迁址，但他从未放弃医学事业，克服种种困难，维持中央医院贵阳分院之完整，并因此于1947年获国民政府颁发“功在国家”奖。1949年，钟世藩受聘于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
钟世藩教授与同事合影 第二排左2为钟世藩教授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中央卫生署高官王祖祥一夜3次登门，让钟世藩携带全家及医院现金，连夜撤往台湾，钟世藩没有答应：“我是中国人，我留在这里。”他不但人没去，还把13万美元现金保存了下来。广州解放后，钟世藩将医院所有财物，都上交了当时的军管会。如今广东省人民医院档案室里，还保存着一份已经发黄的档案——《1950年中央医院财产移交清册》。在这本410页移交清册里，从医疗仪器到药品，从一本书到一分钱，都写得清清楚楚。
中央医院被政府接管后，钟世藩留院工作一段时间后卸任，仍担任岭南医学院儿科教授及其下两所附属教学医院——博济医院的儿科主任和柔济医院的儿科顾问。
1950年，钟世藩担任广东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第一届主任委员，后因种种影响，学会工作屡受干扰，曾被迫中止。自1953年开始，钟世藩担任广州中山医学院儿科教研室主任，负责所有附属医院的临床教学工作。他将协和的“大查房”和严谨的治学作风移植至华南地区，建立起系统正规的儿科医、教、研体系，培养出大批儿科人才，其中包括如沈皆平、吴梓樑、何庆兰、廖清奎等多名有突出贡献的儿科专家。
上世纪50年代，钟世藩在全国率先创办中山医学院儿科病毒实验室，科研奋战的同时尽心尽责治病救人，下了班还给孩子看病，有的孩子太小，还要上门应诊，家长们也不时带着孩子到家里求医。钟家人都看着他给孩子全面一套检查程序做下来：喉咙、甲状腺、听／敲心肺、摸肚子、查手脚活动……
20世纪70年代，广州市图书馆，多了一位白发老人，他每天最早到达，最晚离开，这个人就是钟世藩。他天天在这里查资料、做笔记。钟世藩看到中国广大基层医院很难用到先进仪器，儿科门诊还停留在原始的症状、体征问诊上，所以就想写一本书，把这辈子积攒下的经验留下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当时，钟世藩的视力已经不行了，他两眼有复视，看东西重影，所以只能用手捂着一只眼睛写，累了就再换另一只。后来视力实在不行了，他就把整个脸贴在桌面上。钟南山见父亲如此辛苦，非常心疼地说：“爸，你不要写了吧！”钟世藩有点生气，回答说：“不写干什么？等死吗？”然后，他对钟南山说了一句：“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能留下点什么东西，那他才算没有白活。”
1979年，钟世藩将毕生所学编写成书籍《儿科疾病鉴别诊断》，该书对临床工作指导性强，曾六次重印。儿科医生在当时无特殊器械检查的条件下，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凭借该书可快速查找到相关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使患儿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钟南山看完父亲的序言后，建议在序言中加上一句自己的语录，有时候需要讲点政治。钟世藩坚决不加：“这是医学著作，不是政治宣传。对医生而言，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本书得到了1500元稿费，钟世藩将其中的700元给了帮他抄书的温医生，自己又出钱买了40多本，送给亲戚朋友。
钟世藩是中山医院的一级教授。现在中山医院的老教授，很多都是他的学生。中山医院老教授开的处方里，低于10元的有8万多张。他们看病有一个习惯，能够吃药就不要打针，能够打针就不要输液，能够用便宜药就不要用贵药。这样的看病习惯，来自于钟世藩的教导。
有学生曾问：“老师，什么是医德？”钟世藩回答：“用药简单有效价廉安全，就是医德。”钟世藩从医，用药一直遵循“简单有效、价廉安全”的原则。有一次，他给病人开药方。病人一看，只有一分钱的药，便责怪钟世藩：“怎么开这么少？”钟世藩笑着大声回答：“够了！”
在钟世藩的主持和领导下，现代儿科学在华南地区发展壮大，成为全国儿科学三大重镇之一，对华南乃至全国的儿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钟世藩持续工作了55年，直至1985年8月以85岁高龄因病退休。
1987年，钟世藩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两天，他还在跟儿子探讨磁场是否对病毒毒性有作用。临终前，他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开追悼会，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
钟南山从小跟着父亲，从南京到贵州、广州，钟世藩总是忙到深夜，钟南山眼里的父亲“几乎不休息”。1950年代，中国很穷，科研条件非常有限，科研资金非常稀缺，为了研究乙型脑炎病毒，钟世藩省吃俭用，用省下的钱买回三四百只小白鼠，在家里建起了实验室。当时有个笑话，如果有人问：“钟世藩的家在什么地方？”马上就有人答：“你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浓，那就是他家。”
这个小白鼠实验室，给钟世藩带来了两大收获：首创了用胎鼠作为分离病毒的工具；让儿子钟南山喜欢上了医学研究。
钟南山天天帮父亲喂老鼠，在父亲的熏染下，他慢慢喜欢上了医学，并把当医生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1955年，19岁的钟南山，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医学院。但很多人不知道，直到35岁，钟南山才真正开始治病救人。
1971年,钟南山回到广州，有一次父亲问：“南山，你今年几岁了？”钟南山答:“35岁。”父亲叹了口气：“哦，都35了，真可怕。”这句话激励着钟南山“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在当时的广州四院工作的钟南山，早出晚归，一年写下四大本医疗工作笔记，整整暴瘦24斤，但很快胜任了临床工作。
在行医过程中，钟南山也始终铭记父亲的教诲，医者人命。1969年，钟世藩与钟南山父子二人，遇到一个生病的孩子，尿血很厉害。钟南山一看，认为这是一个结核的病人。彼时，父亲对他说：“你怎么知道他得的是结核？”
这一问，把钟南山给问住了。父亲后来告诉他，尿血的原因可能是很多方面造成的，可能是膀胱的炎症，可能是结石，也有可能是结核。做任何事都要有证据，医者人命，没有十足的证据，不可轻下判断。
1979年钟南山启程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两年，他取得了六项重要成果，完成了七篇学术论文。1981年，他的导师弗里兰教授致信中国驻英大使馆：“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但我坦率地说，从未遇见一个学者，像钟（南山）医生这样勤奋，合作得这样好，这样卓有成效。”
钟世藩表扬钟南山：“你用行动让外国人明白了：中国人并非一无是处。”这是父亲第一次表扬钟南山。钟南山的留学生活结束时，校方专门派人劝说钟南山，请他留校工作。钟南山说：“是祖国送我来的，祖国正需要我，我的事业在中国。”
在爱国上，从钟广文到钟世藩，再到钟南山，在这个家里，一脉相承。“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不仅出自血浓于水的感情，更源自对祖国深厚文化底蕴的理解和骄傲。”这是钟南山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的一句话。
2003年清明节，钟南山带着家人给父亲扫墓时，对儿子钟惟德说：我们要坚持真理，要讲真话，对得起病人。出生于1968年的钟惟德，在祖父、父亲的影响下，考入中山医科大学，毕业后进入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致力于泌尿系统肿瘤的早期诊断与治疗。
这个医学世家的传承，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