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经过漫漫长征的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的红军以开赴抗日前线为目标，要想达成这个目标，必须要穿过阎锡山控制的山西。而此时环绕在红军周围的还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17路军以及尾追的蒋系王钧及毛炳文部。

吴起镇会师

在对周围的各支国民党部队仔细分析后，一盘统一战线的大棋逐渐在毛主席脑子里成型。1935年11月，当红军主力准备南下与东北军作战时，为了应对北方防线的空虚，毛主席派出专员赴最具威胁的高桂滋部做统战工作。

毛主席此举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高桂滋对于毛主席提出的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颇感兴趣，对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的秘密协约尤其赞同。毛主席得到消息后，立即亲笔给高桂滋写了一封盛意拳拳的长信。

在信中，毛主席先表明，红军“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意思是红军到西北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存亡。任何党派团体个人军队，只要同样有此理想的，我们就联合，凡是违背这个宗旨的，我们为了四万万同胞的福祉，也要愤而攻击。

接下来，毛主席历数了高桂滋的光荣历史，譬如参加大革命，响应北伐。更为显著的是，1933年，高桂滋率部队参与了长城之战，举起了抗日大旗。这样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抗日将军，如今在西北与红军为敌，必定是“卖国贼首蒋介石之驱迫”。如果高桂滋将军倒戈反蒋，举义师与红军联合抗日，必定会有更多的仁义之师站出来，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

高桂滋

为了表示诚意，毛主席主动提出八条意见，供高桂滋将军参考，并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一）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

（二）抗日讨卖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并使贵方处于安全地位，有任何卖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实力共击之。

（三）在贵军尚未能公开行动之时机，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

（四）贵方未至公开之时机，当敝方攻击卖国贼军队（如井岳秀）时，务望采取消极态度，即对敝方之敌不作任何援助举动。

（五）清涧贵部粮秣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匹等）亦量为接济。

（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

（七）相互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

（八）保证双方代表及往来人员至安全。

这几点提议可以说是诚意满满了，只要高桂滋同意联合抗日，跟红军互不侵犯，其他一切条件都可以谈。这其中包括，在高桂滋没有把握可以脱离蒋介石集团而独立生存前，一切保守秘密。如果高桂滋部遭受攻击，红军愿协助反击，而红军遭受攻击，高桂滋部则只需要采取消极态度即可。

信的最后，毛主席呼吁，“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表明写这封信的目的在于求得知音，如今日本人侵门踏户，即便是最懦弱的中国人，也应当奋起反击。谁说三秦大地无人，而甘愿受亡国之辱呢？

高桂滋是陕西定边人，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在蒋介石的系统中属于杂牌军。曾经是热血抗日将领，被派到前线与红军作战，高桂滋深知，不管自己与红军交战胜负如何，都是正中蒋介石下怀。更为关键的是，在与红军交战中一直处于下风。从高桂滋将军的背景看，毛主席的信，可以说是每一个字都直戳其心窝。

这封信最后的署名是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表明这些意见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在西北的红军集体做出的决策。

就在毛主席的信发出不久后，与高桂滋的谈判即取得成功，双方完成了正式的签约。接下来，毛主席将统战目标瞄准了与日本人有血海深仇的东北军将领。其中的契机则在直罗镇战役，红军在直罗镇全歼了东北军109师及106师一个团，109师师长牛元峰被迫自杀。

106师师长沈克成为第一个被统战的目标，毛主席下令释放了106师被俘的军官数名，向沈克传话。只要沈克答应反蒋抗日，则会将俘获的人枪如数奉还。甚至不等沈克表态，红军便解除了对106师的包围，以示诚意。

第二天，毛主席又亲自写信给沈克的直接上司，第57军代军长董英斌，同样是委托俘虏军官带过去，劝他“悬崖勒马”。在信中，毛主席详述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以及东北军战士及中下级军官对统一战线的渴望。信的大意是这样的：

我们红军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卖国贼，转战两万里，纵横十一省，所向披靡。到了陕甘地区，本来只要继续东进，就可以抵达抗日前线。但蒋介石、张学良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军阻挡，这实在是罪大恶极的行为，不但全国人民所不容，即便是东北军的弟兄们，也都难容。

你想想，在之前的榆林桥、劳山两次战役中，贵军的107师、111师被打得还剩下多少部队了？在直罗镇，董英斌军长亲自率四个师的部队，通过望远镜亲眼目睹了战场上的情况。109师刚上战场就全军覆没，董军长不得不星夜潜逃，一逃就是二百里。恐怕您有生以来没有过这样的遭遇吧？

你有没有想想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这绝不仅仅是因为红军英勇善战，而是广大东北军战士不愿打同胞而愿打日本，在战场上直接缴械投降。这样的现象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榆林桥、劳山、直罗镇三战，只当是给东北军一个严重警告。

东北军将领虽然在九一八时铸成大错，但今日仍是吃中国饭、饮中国水的中国人，绝不能自残同类，而任由日本帝国主义鱼肉同胞。蒋介石之辈，势必要卖国到底，眼看着日本人吞并全国。我们又怎么可以与之为伍呢？

如果贵军长同意，红军愿与贵军长约：

（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反蒋抗日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按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

董英斌

毛主席向来主张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而他的这些策略显然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自从大革命失败后，党和红军内部还是有很多人，对于跟国民党合作抱有很深的芥蒂。早在1933年秋，当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率领19路军在福建举起反蒋抗日大旗时，毛主席就极力主张与之合作。无奈主席当时已不在权利核心，最终错失机会，被蒋介石各个击破。

来到陕北后，毛主席再次提出统一战线时，已经是党和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加上张浩不久后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样要求执行统一战线，因此在中央层面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而对此响应最积极的军事领导人，则莫过于彭德怀。

当毛主席频频给国民党高级将领写信时，彭德怀在前线，也开始对东北军军长王以哲做起了统战工作。当时，彭德怀率军攻打甘泉县城，久攻不下时，彭大将军便利用前东北军俘虏，每天向城里喊话，致使守军军心日渐动摇。因此，彭德怀决定采取攻心之策。

前东北军67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被俘后归顺，彭德怀将他调来，令他前往甘泉进行劝说工作。正如毛主席所说，东北军将士早已厌倦了跟红军作战，因此高福源很快就说服了城里的守军。王以哲军长得知高福源到甘泉劝降的消息后，立即电告高福源到洛川军部见他。

在征得彭德怀同意后，高福源到了洛川，一周之后带着令人惊奇的消息回到彭德怀身边。在洛川，高福源不仅见到了王以哲，而且张学良还亲自坐飞机到洛川与他见了面。张学良通过高福源告知彭德怀，他愿意亲自与共产党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

要知道，张学良当时的头衔是副总司令，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能够将这样级别的将领统战过来，可真是出乎意料了。对此，毛主席立即派出李克农为全权代表，与张学良接洽，并一度提出，愿意推张学良为抗日联军总司令。

对于彭德怀的统一战线思想，美国人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国民党的排长在侦查红军阵地时被突击队活捉，他受了轻伤被送到司令部。彭德怀在无线电里大发脾气，因为让国民党排长受了伤，“不是统一战线的策略。”

与此同时，毛主席于1935年12月5日给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写信，表示：我们红军行军两万里，到达三秦大地，就是为了抗日反蒋，为了寻求志同道合之辈。如果能得到贵军联手，那是河山有幸啊！

在信中，毛主席还以“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的语句，激发杨虎城的爱国热情。同日，毛主席还给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写了一封信，力陈时势，称当前形势下，舍抗日反蒋无第二条出路。

两封信写好后，毛主席亲自委派汪锋以红军代表的名义，持毛泽东、彭德怀分别致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只身前往西安，同杨虎城将军会谈。汪锋历经艰险，克服困难，不辱使命，与杨虎城将军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达成了协议。

几番接洽下来，红军在陕北根据地的南北都稳定了，毛主席决定率红军主力东渡黄河，征讨山西的阎锡山部。在东征前，毛主席写下了著名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红军突破黄河天险后，即分兵数路，长驱东进：一路进占义牒，围攻石楼；一路攻克留誉，进逼中阳；一路沿河北上，进袭柳林。阎锡山闻讯，大为惊恐。红军所向披靡，吓得阎锡山赶紧找蒋介石求援。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内战扩大，红军于1936年5月5日撤回黄河西岸。

回到陕北后，毛主席于1936年5月25日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亲笔信，托阎锡山部被俘的66师392团团长郭登瀛带回山西。在信中，毛主席表示，红军欲往抗日前线受阻，但绝不对不会因此就此罢休。我们也认为，阎先生也必定会有醒悟的那一天。

毛主席还在信中提醒阎锡山，蒋介石的中央军已经进入山西，并且再三逼迫晋军到陕北与红军作战。红军愿意跟晋军联合一致，抗日反蒋，除掉这个中国人民的公敌。此外，毛主席还告诉阎锡山，红军对于俘虏的晋军将士，一律优待。

阎锡山原本就跟蒋介石貌合神离，在红军东征前，张学良就曾试图将他拉到抗日统一战线一边来。再加上刚刚吃了红军的大亏，蒋介石的中央军已然进入山西。在毛主席这亲笔信的催动下，很快就开始动心了。

此后，毛主席又频频给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宋哲元、王以哲、于学忠、傅作义，甚至是一路尾追他们的蒋介石嫡系王钧等人写信，宋子文、邵力子、朱绍良等国民党大员，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蔡元培等民主人士，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被蒋介石清洗的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全都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信，涉及的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1日，毛主席以红军主要将领的集体名义，直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提出“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逼之下答应领导全国抗日，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毛主席给张学良的信（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