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信是西汉开国功臣，于汉王朝的建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上，围绕着韩信谋反之罪与其悲剧之死，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此，笔者将从韩信的性格以及结合《淮阴侯列传》再探韩信谋反事件与死因之谜。

关键词：韩信 谋反 性格 悲剧

据《史记》记载：韩信曾与家臣策划，在夜间假传诏书赦免罪犯与奴隶，想要发动他们来袭击吕后与太子，以此谋反。

结束事泄，萧何将其诓骗入宫。吕后下令武士将韩信擒获，并将其关押在长乐钟室中。

韩信将死前叹道：“我后悔当初没有采取蒯通的策略，以至于今天被妇女小子给欺骗了，难道不是天意吗！”

韩信悲剧性的命运可谓板上钉钉，被吕后所俘，诛杀三族。但其究竟是否有谋反之实，古往今来，一直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众说纷纭、难下定论。

历史上关于韩信的死亡原因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认为他有叛国罪行。如班固在《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中说:

“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

国强、洁芒: 《韩信为什么会发展到谋反这一步———〈淮阴侯列传〉辨诬说质评》文中表示：

“说此传有为韩信明冤诬的成份是对的，但认为韩信关中谋反也非事实，都是故意罗织的罪名，因而整个作品的主旨就是辨诬，就是做翻案文章，这对原作实有的主题说是歪曲。”

另一种意见则是韩信并未谋反，而是“狡兔死,走狗烹”，韩信功高盖主，遭到刘邦、吕后的忌惮，铲除异姓王，巩固王朝的统治。

如清代学者梁玉绳认为:

“信之死冤矣！前贤皆辩其无反状，大抵出于告变者之诬词，及吕后与相国文致耳。史公依汉廷狱案叙入传中而其冤自见。”

赵文静的《韩信死因新探》一文中表示：

“纵观韩信之死，实乃人为所致，与其说他死于落后的政治理想，死于所谓的“矜才自负”，倒不如说是死于刘邦的政治权术，以及刘氏集团内部的倾轧中。”

首先，韩信居功自傲，为其悲剧结局埋下祸根。

《史记》记载他对樊哙的态度:韩信曾经拜访樊哙，樊哙跪拜送迎，称臣子并曰之: “大王乃肯临臣! ”

而韩信却骄傲自大，出门笑着说：“生乃与哙等为伍! ”

从中不难看出，即使面对刘邦的连襟，韩信也竟然如此不屑一顾，实属自傲。从中也可以透露出，韩信确实对于汉王朝的建立贡献之巨，其本人的影响力之大，而这也正是高祖与吕后对韩信痛下杀手的重要原因。

其次，韩信拥兵自重是其悲剧结尾的又一个原因。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前202年10月，刘邦追击项羽到固陵，本与齐王韩信、魏国的相国彭越约定好日期合击项羽。

可是韩、彭的军队迟迟没有到来，韩信拥兵自重，失约于刘邦，使主动的局面化为被动。

后刘邦听取张良的意见，将睢阳以北到榖城的地区封给彭越，陈县以东到沿海地区划给了韩信，韩信这才出兵，十面埋伏，包围楚军于垓下，彻底打败项羽。

要想巩固得来不易的江山，刘邦必须铲除异己，而韩信拥兵自重，不听命令，况且还是异姓王，刘邦当然是“眼里容不得沙子”，必须“除之后快”。

最后，从性格上来看，韩信是一个重义气的人。

韩信曾被刘邦先后两次袭夺军权、两次徙封、一次囚禁，尽管韩信被夺取兵权，收到刘邦“乃使张耳北益收兵赵地，使韩信东击齐”的命令，任然“淮阴已受命东”带着未经训练的赵兵东击齐。

与此同时，刘邦却“使郦生往说齐王田广”，在韩信东击齐之前，派郦食其前往说服齐王田广，与汉讲和，一起攻伐项羽，想使韩信不进击齐地，从而加之其罪。

即使这样，当项羽派盱眙人武涉劝说韩信：

“现如今您即使自认为和汉王交情深厚，为他作战，但最终还得被他所擒。之所以现在还留着你，是因为现在需要你攻打项王。

现如今刘、项二分天下，谁能逐鹿中原关键在您。您向右边站，那么汉王胜，您向左边站，那么项王胜。您帮助汉王夺得天下之日便是您死之时，您和项王有旧交情，何不与项王合作，三分天下自立为王呢？”

但是韩信拒绝了武涉的建议，并发自肺腑的说：

“汉王授予我上将军的印信，给我几万人马，给我穿的吃的，言听计用，所以我才能够到今天这个样子。汉王对我亲近、信赖，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

甚至，在派使武涉劝说无果后，项羽又派齐人蒯通又前去劝说，但韩信任然感激刘邦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他言道：“汉王遇我甚厚，他的车子给我坐，他的衣裳给我穿，他的食物给我吃。

我听说，坐人家车子的人，要分担人家的祸患，穿人家衣裳的人，心里要想着人家的忧患，吃人家食物的人，要为人家的事业效死，我怎么能够图谋私利而背信弃义呢！”

由此可见，韩信对于刘邦是怀有一颗感恩之心的，实在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

在最有条件、最有资本的时候，他本可以韩信反汉和楚，三分天下 ，甚至待楚汉两败俱伤时，坐收渔翁之利，直接而一举逐得秦鹿。但面对如此诱惑，韩信都无意背叛刘邦，更何况在被降为淮阴侯，受到严密的监视、不能招师聚众，手无兵权，如何谋反？

其实韩信从始至终并无谋反之意，不然也不会在临死之前说出：“否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子所诈岂非天哉”这样一句表露心意的话。

将死之际，他才后悔自己没有用蒯通之计，可见他早前并无谋反之意，这就与前文叙述的“韩信和陈豨合谋造反”形成了矛盾。

通过互见法，我们可以通过不同人物但是相同性质的事件更加深层次的、更加全面客观的重新审核视韩信谋反这一事件，恰好《史记》中记载了多处与韩信谋反性质相同的事件，通过分析这些事件，也可以间接证实韩信并未谋反。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记载周勃立下赫赫战功后卸甲归田，但常常担忧自己会引来皇上的猜忌而杀害自己。

于是便“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但不出意料“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有人上书周勃欲意谋反。

而后幸苦薄昭（周勃长子之妻、文帝之女）为周勃向薄太后说情，才幸免遇难。薄昭是这样辩驳的：“绛侯绾皇帝玺，将兵於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

周勃威风时，曾身上带着皇帝的印玺，在北军领兵在经济、地位最鼎盛之际，最有资本反叛的时候都没有谋反，更何况的周勃只住在一个小小的县里，不具备任何谋反的条件，此时倒要叛乱，难道不是自投罗网吗？

周勃这一事件其性质与韩信十分相同，反观韩信，在最有资本的时候都无谋反之意，更何况是被降为淮阴侯的时候了。

司马迁在写到当朝历史时，自然是不敢直接、明显的表露对帝王的不满或是过错等，也无法改变韩信谋反这一“朝廷定论”，只能稍加粉饰，隐晦的表达。

但从司马迁的作品中对韩信的评价与态度可窥一二，侧面证明韩信并未谋反。

如《史记·陈豨传》中记载蒯通被抓，当高祖质问他：“是你教唆淮阴侯反叛的吗？”

蒯通答曰：“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

意思就是说：那小子没用我的谋反之计，所以才自取灭亡。如果不是那小子不用我的计策，陛下怎么能安然无恙呢？

这一句，尤其是是“竖子”一词的运用是作者借蒯通之口表达对韩信哀其不幸的,怒其不争。同样这句话也证明了韩信对刘邦忠心耿耿、并无二心，要是想谋反，刘邦怎么可能现在还好好的坐在这皇位之上？

再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为西伯侯姬昌、李斯、韩信、彭越、张敖、周勃、窦婴、季布等被冤枉的英雄辩护，于韩信写道：“淮阴，王也，受械于陈。”

这其实是作者以自己之遭遇，为韩信鸣不平，为自己鸣不平，可见在司马迁心里，韩信与自己一样都是被冤枉的悲剧人物，也足以可见司马迁心里认为韩信并未谋反。

综上所述，韩信并未谋反，如韩信有谋反之意也不会说出“吾悔不用蒯通之计”这一后悔之言，也不会在于己不利的条件下进行谋反。

韩信屡获战功，功高盖主，但为人并不谦虚，反而居功自傲，拥兵自重，自然引得本就多疑的刘邦猜忌、忌惮。

直接杀掉这位战功赫赫的旧臣并不符合“规矩”，也不符合统治者在百姓心中树立的美好形象。

因此，统治者给韩信安了个谋反的罪名，以此废异姓王，封同姓王 ，扫清统治障碍，巩固汉王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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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风】

【编辑｜长庚】

参考文献：

[1]杨帆.咀嚼文字背后的丰富意蕴——以《淮阴侯列传》中“韩信之死”为例[J].读写月报,2019(1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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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娄性诚.性格决定命运——论韩信之死[J].凯里学院学报,2011,29(04):43-45.

[4]赵文静.韩信死因新探[J].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02):80-82.

[5]荀德麟.韩信谋反辩[J].江苏师院学院，1979(04):4345.DOI:10.19563/j.cnki.sdzs.1979.04.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