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3日，美国院际研究协会（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举办了“美国政治经济的未来”论坛，《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一书的作者J.D.万斯（J.D. Vance）于该论坛中发表了演讲，下文即从该演讲改编而来。网飞（Netflix）也曾基于《乡下人的悲歌》一书出品了电影，结合万斯的奋斗史，以及他对美国梦的不懈追求，院际研究协会邀请他就政治经济学与家庭政策发表评论。
一、保守主义运动中的“勇气”在当下的保守主义运动中，最需要的东西就是勇气——对抗左派威胁的勇气、秉持原则的勇气、对全新的挑战提出解决方案的勇气。我将在稍后简单地谈一谈家庭政策，然后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也会是我在华盛顿特区最后一次讨论家庭政策。大概在三年前，我的发言被《华盛顿邮报》一眼相中。在那次演讲中，我的论点之一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美国家庭数量不足的危机。
我们的国家里没有足够多的婴儿。当然，华盛顿邮报认为，当我在说“美国宝宝数量不够多”的时候，我真正想说的其实是——“白人美国宝宝数量不够多”。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知道，媒体可以险恶到什么程度。我曾经也被媒体批评过，但是当我的评论被华盛顿邮报以这种方式解读出来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的合同、失去了我的投资人，这件事真真切切地破坏了我的生活，然后，它也让我意识到了两件事：首先，勇气真的很重要。其次，没有足够的友谊和善意时，勇气是一件不可能拥有的东西。在这间屋子里，有这么多的人正注视着你，我看到了这么多我们国家此时此刻帮助我、让我变得有勇气的友人。友谊是一种必需品，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邀请我、谢谢你们在保守主义运动中承担领袖的责任，而这个运动，事关我们所有人。
我想骄傲地说，我母亲的美国梦已经成功实现了。我居住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我有一个美丽的妻子、两个可爱的男孩。我忍不住会想，“上帝啊，我本来应该是统计数据里一个微不起眼的数字的！”但是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属于我们的国度里，我有机会实现我自己的梦想，有机会拥有我母亲设想的机遇。在我还是个少年时，我从没有想过这一切都会成真，我没有想过我会在自己的家乡经营商业。而我最没有料到的事情就是，我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和妻子提供我长大时所没有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美国梦。同时，人们听到“美国梦”这个词汇的时候，他们呆滞的目光也让我有些揪心。因为在许多建制派共和党政治家的影响下，人们觉得，美国梦是米特·罗姆尼（译者注：Mitt Romney，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家境优渥）的梦。
美国梦就是私人飞机、是大笔的生意、是大把大把的钱。但是，这不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真正享有的梦。他们只希望在自己的国家里过上好日子。“美国梦”这个词汇绝对没有乍一听这么简单。众所周知，我们都非常在意美国梦，但是美国梦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它意味着两种至关重要的东西。首先，美国梦意味着，如果你努力工作、遵守规则，你可以只拿一份工资，就支撑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份好的工作，可以为那些努力工作而遵守规则的人开出优渥的薪水。
这是美国梦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它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在意移民政策——正是现行的移民政策，降低了美国工人的工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意贸易政策和制造业政策。为什么我们不希望中国人把美国中产阶级踩在脚下、去培育他们的中产阶级呢？因为我们希望，只要我们的人民努力工作、遵守规则，他们就能够挣到足够的薪水。
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她都一直在教育我，我们从骄傲的过往中走来。我们是那些在诺曼底登陆的人、是那些打败了纳粹的人、是第一个把人类送上月球的人、是那些打败了苏联人的人。对她来说，美国爱国主义不仅仅是7月4日（译者注：美国独立日）游行中挥舞的旗帜——这些东西当然很重要，也很吸引人——更是对于你往哪里来的感激与铭记，只有这样，你才能明白你将到哪里去。
对我来时，那是我们在今日的文化斗争中面临危机的东西。左派不仅仅是在批评我们的国家、不仅仅是在让我们为自己的过往而感到羞耻，他们更是在试图夺走我们的每一丝对国家的自豪，以及国家存续的意义——这两者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如果你不懂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你就会不明白自己应该往何处去。当他们将根植于历史中的自豪感从我们心中夺走的时候，他们就让我们完全不明白未来该往何处去。这就是左派：绝不仅仅是关于纠正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或者其他系统性问题，更是让我们更轻松地被控制，让我们为自己的过往而感受到羞耻。我们，正坐在这间屋子里的人们，必须与之斗争。
另一个讨论这个问题的角度是，文化斗争也是一场阶级斗争。这句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是，这是一场针对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群众的斗争。如果你把目光投向民主党和共和党中最爱国的那些人，无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无论他们在哪个党，那些最爱国的人几乎总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正是这些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往文化斗争的前线，是这些人依法纳税、相信自己的国家值得自豪。
作为保守主义运动的一员，如果我们要为任何东西而挺身而出的话，我们就是要为他们挺身而出。仅仅通过我们理解的文化斗争的方式为他们发声，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文化斗争也是一场阶级斗争”的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左派知道哪里疼往哪打。正如我刚刚提到的，当《华盛顿邮报》发布了在我看来极具诽谤性的指控时，我失去了我的商业合同和投资人。
不过现在，大家不应当为我而哭，不应该为我讲述他们悲伤的故事，我曾经过着很好的生活。但是，请大家想想那些被文化斗争波及的、坚信传统美国价值观的中产阶级，想想科罗拉多州的烘焙师，现在他的官司已经第三次打到了最高法院，他只是想去拒绝为那些违背他信仰的事做蛋糕而已！（译者注：指Masterpiece Cakeshop v. Colorado Civil Rights Commission一案，在该案中，科罗拉多州的一家蛋糕房以违背其宗教信仰为由，拒绝为一对同性情侣制作婚礼蛋糕，因此被诉至法院。该案正在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中。）仅仅是因为拒绝把客户的留言放在蛋糕上，他们就把他送上了最高法院——我想想现在是第三次了。这是一场文化斗争，同时也是一场经济斗争。
让我们大家想一想，现在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就是，你必须要说正确的东西。你必须用正确的方式谈论特定的议题。我记得，即使是在15年以前，尊重男女同性恋者就已经是一种恰当的讨论性与性别议题的方式，这就是所谓的“LG”。然后又有了“B”，双性恋者，“T”，跨性别者。现在，每当你浏览别人的个人信息或者推特账号时，这个词已经变成了“LGBTIAQ+”，而我甚至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对我们的激进派朋友说的是，谢谢你们用了个加号，不然我们还需要记住更多的缩写。但是，让我们想想，对于那些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不说正确的东西、如果你不采用正确的词汇，你就是在政治生活里不受欢迎的人。如果你不说那些他们想让你说的东西，你甚至不能在我们国家最好的一些公司里上班。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名很有才华的政治学者。几年前，他在推特上用伊丽莎白·沃伦的总统竞选账号给我发了条私信。他说，“我们和所有LGBTQIA+人士站在一起，还有那些‘两个灵魂的人’。”我得告诉大家的是，我大概花了我生命里的15分钟去理解“两个灵魂”就是什么意思，即便到现在，我也还是不明白它的意思。但是我记得，因为我的朋友（他是一名男同性恋）说，“我们只想自己待着，我也不知道‘两个灵魂’是什么意思。别来怪我，要怪就怪那些进步主义者吧，这不是我的错。”
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关于你不能说特定话题，更是关于：如果你说了，你就要面对经济上的后果。这让我想起俄亥俄州的一个人，2021年2月后，他在脸书上发表了一些亲特朗普的言论，批评了新总统拜登。他的脸书上的好友纠集了彼此的其他好友，总共十个人，一起给他的雇主打电话，试图让他被解雇。那个人是俄亥俄州中镇（Middletown）的一名中产阶级。想想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吧，仅仅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在这个他的祖辈所建设的国家里说出了他想说的话，他就要被因此而解雇。原来，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宪政共和国里，为你投票支持的人发声，是要受到经济上的惩罚的！文化斗争就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是一场针对我们所代表的、所捍卫的人民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我们要去斗争的原因。五、美国的体制缔造了财富尽管曾经有过争执，但这场会议里有一些我所尊敬的人。我亲爱的朋友，奥伦·卡斯（Oren Cass），他是这个国家里最出色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之一。我也看到了理查德·雷因施（Richard Reinsch）。我和他曾经在推特上发生过争执，但是我也读过很多他的作品，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提到他们两人的原因是，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去清醒地认识我们所反对的究竟是什么，我们要去搁置争议——尽管这些争议很重要，也很必要，但是它们不应当是决定性的，因为如果我们同室操戈，我们就不可能赢得这场与左派的文化斗争。这就是我的观点。我不认为是社会主义缔造了美国最伟大、最有力的经济成就，但是我也不同意是俗称的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或者其他任何你们的“主义”缔造了这些东西——我知道这些词汇意思不一样。
我相信，是美国的体制缔造了美国的财富，这一体制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发展独立的产业，需要保护我们的科技和工业。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到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亨利·克雷（Henry Clay，译者注：美国辉格党创始人）到西奥多·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再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这一体制一脉相传，是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原因之一。
我知道，这间屋子里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我想呼吁在座的各位，在许许多多的议题上，你们应该同意我的观点，并不是因为我也同意你们的观点，即美国体制比哈耶克或者巴斯夏（Bastiat，译者注：19世纪法国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等知识分子更重要——让我在此做出一个纯粹、不成熟、甚至有些愤世嫉俗的论断——而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因为一个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接受和尊重的事实：我们在失去了几乎每一个重要文化领域的主导权。
接受这件事吧，然后去思考它：金融、科技、华尔街、大型企业、大学、媒体、政府，如今的保守派没有控制哪怕一个文化领域。但在这些领域中，有一个我们未来可能有机会控制的领域，那就是这个国家的创立者赠给我们的宪政共和制度。我们没有机会去掌控脸书、亚马逊、苹果，然后将他们转变为保守主义的机构，我们也没有机会去掌控大学，把他们转变为保守主义的机构。但是，如果我们勤恳努力，我们以理服人，我们可能有机会去掌控这个国家里的民主制度。所以，即使你因为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反对我的观点，我的论点也保持不变：我们需要去“觉醒资本”（woke capital）、“觉醒企业”(woke corporations)，还有唤醒能够实现这两者的政府，因为我们在其他任何领域，都没有获胜的可能。如果我们不愿意去运用宪政共和制度赋予我们的权力，我们就会失去这个国家。运用权力，意味着什么？这里有很多的观点。我们可以讨论保护性关税以及其他有助于保持良好而强大的经济状况的举措。我们还可以讨论230节改革（译者注：指《美国法典》第230节，该节免除了网络平台在用户发表内容时的责任），以打击科技巨头，甚至肢解科技寡头，这是我最中意的一条路径。
六、美国梦也要“催生”
我们可以讨论许许多多的东西，以最小化最恶性的组织对我们社会的控制，但是在演讲的剩余部分，我想集中谈一谈左派，特别是那些拒绝生育的左派。因为我认为，对美国家庭的拒斥可能是左派对我们这个国家所做的最恶毒、最邪恶的事情。
现在，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虽然我可能因为这个问题惹上麻烦，但是我还是要问。除了希拉里·克林顿，伯尼·桑德斯和乔·拜登，除了拜登以外，这几位年长的民主党政治家都曾参加过总统竞选，并且可能不会再次参加竞选了。
想一想民主党的下一代候选人，如果你去找任意一家预测机构，他们会告诉你谁最有可能在2024年或2028年赢下民主党总统提名。想想那些人，他们的名字都很醒目，他们都很出名：卡马拉·哈瑞斯（Kamala Harris）；皮特·布蒂吉格市长（Pete Buttigieg）；他现在担任着交通部长；科里·布克（Cory Booker）；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AOC）。想想这些人，他们都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地方。是什么东西把他们每一个人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没有生育孩子。
我们国家的领袖是与他们的后代没有个人的、直接的利益关系的人。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让民主党被不生孩子的人控制？为什么这已经变成了美国生活里习以为常的事？现在，让我重复一下我的观点，因为我的确觉得这非常重要。由于非常复杂和重要的原因，很多人没有能力生孩子。我知道我的很多好朋友，正在努力寻找他们合适的另一半。也有很多人因为生理上的原因、医学上的原因不能生孩子。要指出的是，我的评论不是针对他们的。世界上总是有很多人希望生孩子而没有能力生，让我们先不谈他们的事情。要注意的是，有一些人没有孩子，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选择。但是，当人们没有对国家的未来做出任何生理上的承诺时，这件事情就事关政治行动，理论上来说，甚至与国家的未来密切相关。
但是，仅仅围绕着没有孩子的成年人，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能建立起整个文明、信息流、国家的领袖、政治与政府、企业？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事情，这是美国生活方式里的一件新事，甚至是世界历史里的新事。这件事情不好，更不健康。你有没有看到那些让人成瘾的、奇异的、几乎羞辱性的咄咄逼人的媒体，你会不会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才会这么悲惨和郁郁寡欢？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孩子。孩子是我们生活中发现自我意义的终极手段，无论是你自己的孩子、你的孙子，还是你的侄子侄女。无论如何，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的两个可爱的男孩，以及爱着我的妻子。最重要的东西，始终是他们。是他们的认可让我们成为了更健康、更坚韧的人。我们要担心的事情就是，在美国，我们的家庭组成、我们的生育率，以及其他无数标志着家庭健康程度的东西，已经崩溃了。
今天，我向大家提议，无论你是否赞成我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观点，我们也应该将生育问题视作这个国家里的一场危机。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婴儿，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孩子，这就是一场危机。这是一场危机，因为它让我们的媒体更加的可悲，因为它没有给我们的领袖提供一笔对未来的投资。这是一场危机，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非常美好。我可以给大家列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有海量的经济学证据表明，孩子可以提高经济的创新能力、提高生产力、让经济更面向未来。甚至有心理学证据表明，女孩的父亲更加具有同理心、更通情达理，他们甚至会在说话时采用不同的词汇。
一个有着孩子的国家，是一个健康而值得生活于此的国家。我们不是精神病人，我们也不想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疯子的国家里，所以我们在乎孩子。现在，关于如何让支持家庭和养育孩子变得更轻松，已经有了一些切实的主意。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译者注：Viktor Orbán，现任匈牙利首相，力主推动传统家庭价值观），他在美国媒体的主流标准里毫无疑问是个妖魔鬼怪，但是他采取了一系列在我看来非常有趣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他们向新婚夫妇提供贷款，如果这对夫妻在一段时间后没有分开、并且生育了孩子，贷款就可以被免除。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这件事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切实地促使人们组建家庭呢？明明他们唯一不想生孩子的原因就是生不起，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向这些父母提供资源呢？
长话短说，例如民主党的领导人，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他们在美国进行了投资、他们不生育孩子，相比之下，一个俄亥俄州的中产阶级家庭则是花费了海量的时间和资源去教育他们的孩子、教他们去爱国。当孩子们长大的时候，这些孩子将会启程去为美国打仗。当我们所有人行将就木的时候，他们将会是那些照料我们的人。没有了人口，这些东西都是金钱买不到的。
这些孩子是国家的未来，然而他们的父母却在我们的民主程序里没有任何优势。在非常多的情况下，他们发出的声音比不生孩子的人要小得多。来自这些家庭的孩子，在我们的民主制度里没有被充分地代表，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改变这件事？现在，一些人可能会说这太激进、太疯狂了。民主党人在讨论赋予16岁以上的人投票权，但是让我们干相反的事情：赋予所有孩子以投票权，但是赋予家长对于孩子行使投票权的控制权。
当你去投票站的时候，作为一个家长，你应该具有更多的权力，在我们的民主共和国里，你应该比不生孩子的人有更多的话语权。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如果你对于国家的未来没有充分的投资，你就不应该获得相当的话语权。现在，人们可能会说，我确信《大西洋报》和《华盛顿邮报》还有其他惯于揣摩和猜疑的人，都会在未来批评我了。“难道这不是意味着，不是父母的人不能发出与父母同样的声音吗？难道这不是意味着，家长们会对民主制度的运作有更多的话语权吗？”当然，我的观点就是这样的。让我们采取行动吧。让我们推行更好的公共政策，让美国成为一个亲家庭的国度，不仅仅是在我们投票的方式上，也是在我们采取的政策上，更是在这个国家的结构上。七、抽象斗争背后具体的人我非常确信，这里还有非常多的好主意。人们可能会提出其他建议，但是对我来说，保守主义运动的目标就是这个。无论是移民、犯罪、选举诚信，任何我们在意的事情，追根溯源，都在于我们希望人们诚实工作、遵守规则，以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一切，这就是我们代表的东西。现在，我知道我面前有很多的大学学生，或者很多参与到大学教育中的人，所以我想用几句适合大家的话，结束今天的演讲。
首先，我很尊敬你们。我尊敬你们，即使是在当下这个成为保守主义者需要付出很多社会和经济代价的时刻，你们也成为了保守主义者，愿意去为了你们的信念而奋斗。但是想要提醒你们，这件事不仅仅关乎勇气。我不仅仅尊重敬你们，我还需要你们，我们都需要你们，这间屋子、这个国家需要你们。我想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关于一名女性，她给了我许多思考。她来自一个小镇，小镇位于俄亥俄州的西南部，离我长大的地方不远。在一次政治活动上，我遇到了她，一直在努力别太腼腆，因为她真的很有魅力，让我想起了我的祖母。那个女人照顾着她的孙子，因为她的女儿因为海洛因成瘾和滥用而去世了。
我思索着这个女人。她的丈夫去世了，她靠一笔固定收入活着，她不仅仅希望去在情感上和经济上照顾好她的孙子，她实际上也做到了。她做到了这件事情，因为这就是正确的事情。现在她的头等大事、她在世界上最关心的事，就是移民危机。她关心移民问题的理由很简单。左派会告诉你，她在乎移民危机，因为她不喜欢棕色人种、不喜欢墨西哥人。但是，她实际上是出于更简单、更充分的理由去关心移民问题的：她不希望带走了她女儿的毒品，再次将她的孙子带走。这就是她在乎移民危机的原因、她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原因，因为她想要一条坚实的南部边境线去保护她的孙子，那个除了她无人关心的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