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可以说是我党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叛徒，晚年前往了美国生活。由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国焘经常会被美国记者采访。和张国焘一样，林彪也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有一次记者问张国焘：“你对林彪有什么看法？”

张国焘对林彪并不陌生，长征时期他鼓动红四方面军南下搞分裂，林彪还曾赞成过他。“他极有手腕、野心勃勃，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在一起共事。”

随后张国焘又举出了林彪的很多事例，最终得出结论，“林彪虽说军事能力强，但是政治能力一般，缺乏伟人所具有的的魅力及政治天赋。”

林彪可以说是个异类，凑巧的是张国焘和他一样，果然一个秉性的人相互之间是非常了解的，他对林彪的这番评价可谓是十分精确。

仅看皖南事变后，林彪对新四军的态度就能看出，林彪这个人毫无政治眼光。

说起新四军就不得不提项英，他对新四军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后来的错误路线也险些让葬送了新四军全体官兵的革命成果。

项英在党内地位很高，早年曾经领导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来也在政治斗争中尝到了王明的厉害，最终在王明的淫威之下成为了他的追随者。

宁都会议上，项英追随以王明为首的共产国际派对毛主席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明确表示支持共产国际路线。

后来发生的事已经证明，共产国际派对中国的国情一无所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为了给主力部队争取时间，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博古决定在苏区留下三万人打游击，当然这三万人大多是老弱病残，而且弹药稀缺。

当时陈毅因为受伤，主动要求留下来，但博古出于私心，把军权交给了和自己同处共产国际派的项英，这支部队便是新四军的雏形。

项英不顾陈毅的劝阻，执意要与敌人打阵地战，结果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在深山老林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

虽说革命路线不同，但这三年里项英克服了诸多困难，与敌人斗智斗勇，从未动摇革命的决心。所以抗日战争爆发后，项英回到延安时依然受到了毛主席等人的热烈欢迎。

当时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了新四军，为了不引起蒋介石的紧张，国共两党商议让之前退党的叶挺担任军长。项英则被党中央授予了副军长之职，兼任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

同时成立了中央长江局，由王明担任书记，周恩来担任副书记，统领我军南方各省的抗日活动。

虽说叶挺是新四军的军长，但由于不是党员，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实权，新四军的大部分工作还是由项英负责。但是项英明显错误估计了当时国内的形势，天真的以为蒋介石会毫无保留的与我军合作抗击日寇。

毛主席对形势分析的十分理性，要求新四军执行独立自主的路线，不受国民党的掣肘，同时电令新四军立即开进敌后建立根据地。由陈毅率第一支队前往苏南，张鼎丞率第二支队前往高淳。溧水一带，张云逸率第三支队前往皖南长江沿线。

但是项英以“这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为由拒绝了毛主席的建议。1940年，刘少奇再次建议新四军向北发展，与八路军连成一片，项英已经被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声明冲昏了头脑，依然固执的留在皖南一带。只有陈毅、粟裕部执行了中央的命令，率部北渡长江，因此躲过了后来的灾祸。

10月12日，毛主席、朱德再次致电项英：“整个南方有变成黑暗世界之可能，军部应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疑。”

项英身经百战，此时他也感觉到了空气中似乎多了些许火药味，但此时再想北上已经来不及了。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向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新四军军长叶挺发送“皓电”，要求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立即按指定路线开赴黄河以北。

蒋介石同时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部准备向皖南的新四军发起攻击。此时项英进退两难，次年1月，项英决定殊死一搏，率九千余官兵北上，但三天后便遭到了过国军的袭击，史称“皖南事变”。项英本人也为自己的固执付出了代价，在逃亡的过程中被潜伏在身边的叛徒所杀。

当时的林彪正在苏联养伤，皖南事变引起了国外的高度关注，从抗战的大局来讲，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希望国共两党产生摩擦，从而削弱抗日武装力量。

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立即询问了林彪对这件事的看法，俄罗斯在多年之后公布了两人对话的档案，在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过程中，林彪再次暴露了自己政治上的短视。

林彪不赞成立即对国民党开战，这一看法没有任何问题，毕竟当时我党的军事实力还和国民党有较大差距，最主要的是日军正在虎视眈眈，提前爆发内战对整个民族的利益没任何好处，美苏两国也在极力呼吁双方保持克制，争取和平解决皖南事变。

但是接下来林彪给出的具体措施却显得十分软弱，他说：“为了让蒋介石接受‘十二条意见’，延安可以主动对蒋介石进行一些退让。新四军可以放弃安徽南部地区，甚至可以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剩余的新四军可以和八路军合并。”

或许那时候的林彪还是忠诚的革命战士，还没有尝到权利的滋味，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如果真的如林彪所言，受益的其实是他自己。

虽说林彪当时在苏联养病，但是他在八路军115师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支部队是由红一军团改编而成，长征时期林彪就已经建立了很高的威望，虽说我军早已确定了“党指挥枪”这一原则，但115师很多骨干还是比较认可林彪的，这也不难理解，林彪叛逃前，有个别开国将领为其开绿灯。

平型关大捷之后，115师主要由陈光、罗荣桓领导，到了皖南事变爆发时，115师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山东一带，甚至还与苏北的地方武装取得了联系。

如果新四军残部北上与八路军合并，那么他们大概率会就近合并到115师，如此一来林彪在党内便有了更高的话语权。

当然这只是个人推测，后来发生的事足以证明林彪是个投机主义者，所以我们很难相信林彪当时提出这些建议的初衷是为了抗日大局着想。

好在党中央并没有采纳林彪的建议，反而坚定了反抗国民党顽固派的决心。党中央采取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对蒋介石继续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

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猛烈的政治反击，深刻的揭露了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使我党在国内外舆论上占据了优势。

面对各界的联合声讨，蒋介石不得不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并承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行动。”

1941年1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基本确定了重建新四军的基本框架。

毛主席指示：“应该把这次反攻高潮看做是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新四军开始了一次反右倾的整风运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路线被彻底推翻。整风运动仿佛打破了一直以来束缚新四军发展的枷锁，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的人数已经壮大到了31万人，除此之外还有华南的两万抗日游击队。

最重要的是，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孕育了一大批优秀将领，比如粟裕、宋时轮、陈士榘、叶飞等等。解放战争爆发后，这支部队改编为华野，1948年在粟裕的指挥下，这支蒋介石眼中的叛军一举歼灭了国民党55万精锐。

虽说当时林彪也在东北取得了不俗的战绩，但这并不能弥补他在政治上的短视。新中国成立后，林彪凭借着投机主义，获得了毛主席的信任，但最终深陷政治斗争的泥潭，落了个悲惨的下场，或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