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前，即1980年5月27日，华国锋总理应邀访问日本，这是我国总理首次访问日本。
中日双方商定于同一年召开“中日政府成员会议”，商讨更多的内容。
然而，1980年7月8日，华国锋总理再度访问日本。
到底是什么紧急且重要的事情，能让华国锋同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华国锋是六月份回到北京的），两度前往日本？
其实，这与一位前日本首相有关，此人就是大平正芳。
当周恩来总理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就曾对大平正芳有过一番极高的评价，甚至称赞他为“中日复交的功臣”。
那么，华国锋同志连续出访日本，到底与大平正芳有何特殊关联？
在中日复交这一重大历史进程中，大平正芳起到哪些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1910年3月，大平正芳出生于日本香川县。虽然家庭条件贫困，但他从小勤奋苦读，成绩优秀，尤其擅长写作，拥有扎实的文学功底。
1936年，大平正芳毕业于东京一桥大学，立即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1939年6月，刚结婚不久的大平正芳被派到中国，担任“蒙疆联络部”经济课处长。他主要活动于张家口和内蒙古一带，进行所谓的“经济与社会调查”。
实际上，大平正芳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殖民统治和攫取财富收集重要情报。
正是从这时起，大平正芳与中国结下了一段解之缘。
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许多与大平正芳一起来到中国的日本人，最后都沦为了帝国主义者的帮凶，不仅欺压中国民众，甚至无恶不作。
大平正芳却是个例外。他在中国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不仅生出了反战思想，同时从心底里生出了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同情。
正因如此，大平正芳每天工作都闷闷不乐，他经常对朋友这么说：“盲目服从于军人的官员或民间人士，同样是战争的帮凶！”
那个年代，大平正芳能说出如此危险的话语，足以证明他从心底里讨厌战争，更讨厌日本人侵略中国。
由于被时代的裹挟，大平正芳人微言轻，只能希望尽早回到日本与妻子团聚。
当无法回家后，大平正芳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
他非常喜欢《老子》《庄子》《论语》这些中国古代典籍，与友人交谈时，大平正芳会经常冒出几句《老子》《论语》里的名言，把周围人说得一愣一愣，大家都戏称他“带有浓厚的东方哲学气质”。
包括大平正芳的好友田中角荣，还曾经评价过他：“与其说大平是一位政治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位地道的哲学家或宗教家。”
因为熟读中国古代哲学典籍，这为大平正芳日后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历史进程提供了先决条件。
当日本于二战战败后，年轻的大平正芳回到国内的兴亚院任职。
受到反战思想的影响，大平正芳愈发感觉他在中国工作的那段时间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与帮凶，成为他一生履历中一个抹不掉的阴影，他迫切想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
然而，那时的中日关系早已陷入冰点。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日本企业界与渴望和平的日本普通民众掀起了促进中日友好的运动，并与中国缔结了《第一次中日贸易协定》。
当岸信介担任首相时，两国的关系已经达到了相当恶化，且无法调和的程度。
岸信介反复表明自己无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恢复两国正常邦交，并且在东南亚各国到处散布“中国威胁论”。
至池田勇人内阁时期，中日关系相对有所缓和，由于日本一直采取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使得中日两国的政治、贸易联系渠道到几乎被全部切断。
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
1972年9月，中日两国正式进行复交谈判，双方讨论的焦点问题不是经济、政治，而是怎样回忆和论述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对中国那段侵略往事。
这件过往历史，成为如何处理两国复交最大的障碍。
经过多方讨论与多次协商，在日本侵略中国历史，还有“台湾问题”这两个重大问题上，两国最终达成协议。
现在人们都觉得是日本方面率先做出让步，包括田中角荣等政府官员主动承认过往历史，可背后的细节没有那么简单。
尤其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历史的问题上，日方起初拒不认账，遭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评。
中方列举了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不仅存在，并给中国乃至东南亚各国百姓造成深重灾难。
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大平正芳非常着急，他立即要求与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进行会谈，以取得中国的信任与谅解。
在会谈中，大平正芳推心置腹表明了他与田中角荣希望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决心与信心，请中方理解日本当时面临的一些政治难题。
周总理认可了大平正芳的建议。
且不管谈判过程如何困难，最终的结果是好的。
因此，周恩来总理对于大平正芳在推动中日恢复邦交化的进程中的作用非常满意。
他说：“世界上很少见到像大平正芳这样如此信守承诺的政治家。”
周总理当时给田中角荣亲笔题字的：言必信，行必果。其实就是在赞扬田中角荣与大平正芳两个人，期望其他的日本政治家都能这样做。
当大平正芳与田中角荣回国之后，受到日本反共反华右翼势力的攻击和谩骂。
虽然遇到重重阻力，1974年初，大平正芳还是来到北京，与中方商量更多细节。
临行之前，大平正芳家里不断接到恐吓信，甚至台湾方面扬言要击落大平正芳乘坐的飞机。
这一切都没有吓倒大平正芳，他是抱了以身殉国的决心前往北京。
他甚至对一位朋友这么说：“这或许是我们俩最后一次谈话，我预感随时有可能被人杀掉。但老天有眼，把我这条性命留到访华谈判成功之后再带走，那就最好不过的。”
时间转眼到了1979年底，此时的大平正芳已经是日本新一任首相，以首相身份再次访华，没有遇上太多阻力。
到达北京后，大平正芳立即见到了恢复工作不久的小平同志，二人非常熟稔地一起聊天。
大平正芳特别询问了小平同志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革制度以及现代化蓝图。
邓小平笑着回答道：“我们将重点搞经济建设，一心一意搞四化。实际上达到什么程度，未来怎么走，心里没有数。可以确定的是，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
换言之，“小康社会”这一名词是邓小平会见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到的。
结束北京之行后，大平正芳还兴致勃勃地游览了西安。
回想千年前，日本遣唐使走过的道路，他写下了四个字——温故知新。
大平正芳不清楚的是，他结束此次访华行程回国后不久便因病去世。
值得一提，在大平正芳一年半首相任期内，他为了支持中国经济建设，向中国提供了长期低息贷款和一定金额的援助。
这笔钱对于当时严重急需资金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甚至贷款活动一直持续到2008年才结束。
无偿援助则被花在了改善民生的项目上，比如中日友好医院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的日语研修中心，都是大平正芳任期内落实发放贷款而建设的。
二、华国锋两度访问日，全是为了老朋友众所周知，在“十年动乱”期间，小平同志数次被打倒。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自己的接班人。
同年10月6日，党中央与华国锋、叶剑英一举铲除了“四人帮”及其反革命余党。
1977年，小平同志恢复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及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成为重中之重。
后人一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的。
三中全会之前，因为不可抗力因素，中国仍然是封闭状态，国门没有打开。
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年，就已经是中国酝酿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时期。
在这两年时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华国锋同志。
虽然华国锋同志主政时间不长，中国外交方针整体仍然继承毛主席时代的外交路线，但已经有了许多新的变化。
比如当时我们已经对国际局势的发展和认识变得更为理性，不再那么冲动，同时会向发达国家表现出善意，希望与对方发展友好关系。
更重要的一点，历史遗留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色彩相对减少，外交活动中，我国展现出务实的作风。
在这一大背景下，华国锋同志出访了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东欧国家。
他重点考察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980年5月，华国锋同志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邀请访问日本。
访问日本期间，不拘小节的华国锋给随行工作人员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为华国锋长期在前线奋斗，所以日常生活习惯不那么讲究，他坐着时经常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露出脚上穿的袜子。
穿衬衣时，华国锋同志与普通人一样，尽量不扣着最上面的两粒扣子。
这样的行为作风在日常生活中没有问题，国与国之间的访问基本礼仪还是要遵守的。
当翻译人员好心提醒华国锋后，后者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大家有意见就直接，不需要拐弯抹角，我不扣就是为了透透风，所以一直不爱穿西装，既然要出席重大活动，我肯定听你们的安排。”
在日本访问期间，华国锋有一次洗完澡后还换上了日式浴衣，说要去宾馆花园散散步。
这可把工作人员吓了一跳，立即上前拦住。
同学们想想，华国锋是当时中国的实际领导人，他穿着带有日式风格的浴衣，在宾馆后花园散步，假如被记者拍下来刊登于报纸上，这成何体统？
听到工作人员这么一解释，华国锋马上退回房内，十分不解地嘟囔：“日本人对我穿什么衣服这么大的兴趣吗？”
从华国锋这番话，也不难看出他在政治，尤其是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是过于乐观。
当华国锋刚回到北京不久后，1980年7月，日本方面传出大平正芳因病逝世的消息。
华国锋不敢相信，几个星期前还与自己交谈甚欢的大平正芳就这样离开人世。
回想起大平正芳在推动中日邦交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华国锋立即决定于1980年7月8日，亲自前往日本出席大平正芳的葬礼。
所以，华国锋在1980年5月首次访问日本，回国后不到三个星期便再度前往日本，就是为了出席大平正芳的葬礼。
结语当华国锋两度前往日本的消息传出后，一些不明就里的群众还多有误解，认为华国锋为何这么频繁地去日本？
华国锋如果为了“避嫌”，他完全可以自己不去日本，派出工作人员或是其他领导代替自己，这样就能把影响降到最低。
出于对大平正芳的缅怀与尊敬，华国锋还是决定亲自前往日本。
这份魄力与气度，还有为人处世的风格，或许就是他能得到毛主席青睐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