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另一座高峰，历来备受关注。
目前大家都认为“宋调”在苏轼、黄庭坚时期正式形成，但“宋调”的许多特点在梅尧臣的诗作中已初见端倪。
一生致力于诗，全部诗歌约有三千首的梅尧臣到底能不能算作“宋调”的开拓者呢？
“无意不可入诗，无事不可入诗”是宋诗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在梅尧臣的诗歌中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展现。
无论是梅尧臣“日课一诗”的做法还是“宋人生唐后”的创新难题，抑或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都让梅尧臣对日常生活有了更多的关注，呈现出“日常化”倾向。诗歌与生活的联系愈发紧密，生活中常见的内容也因此得到了诗意提升。
他以诗歌吟咏常见之物、叙述所遇之事、表达身心状态。从农具、香炉、茶饼到观看斗鸡、小贩当街卖梅花再到胡须突然发白、牙齿突然掉落，都成为他诗歌书写的对象。他还运用长诗题、诗序与自注等副文本补充诗歌背景信息，更加凸显“日常感”。
中唐以来的“日常化”趋势在梅尧臣这里得到了继承发展，大量日常生活内容进入诗歌，题材范围得到了拓展。诗歌“日常化”的发展，也给后代造成了“影响的焦虑”。
如同“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的感叹，宋人探索出的诗歌“日常化书写”的道路发展至清代也被前人写尽了，并且随着不同水平的诗人争相咏叹，“日常化书写”明显表现出了“庸常”的流弊。
在梅尧臣所处的时代，他的诗歌还彰显着人文特性与淑世精神。这种人文特性一则表现在人文题材与人文意象上，即对笔、墨、纸、砚等文人用物与读书、观画、赏音等精神审美活动的书写上；一则表现在诗歌中爱发议论、爱用典故等彰显诗人才学的因素上。
后人探讨的“书斋意趣”“书斋意象”与“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即是对梅诗中人文特性的沿袭与发展。“淑世精神”更是宋人的鲜明特点，与诗歌的“日常化”趋势相联系更能彰显其中张力。
随着儒学的复兴，宋代士人参政、议政的热情也空前高涨。梅尧臣以诗歌记录政治上的大事件，即使未处于政治权力中心，也具有颇强的政治参与感。
他关注百姓民生，继王禹偁之后提倡诗歌的“讽喻”精神。他也关心着国家的边防大事，以儒士身份言兵，与苏舜钦共同开拓北宋边塞诗的新局面。
文学史上一个理论初被提出时，往往有着矫正流弊的效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产生矫枉过正的效果从而成为新的流弊。
梅尧臣的诗歌题材相比前代诗歌确实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并且这一特色为后辈所继承。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歌中皆可以看到他们以日常生活题材为诗并不断拓展题材边界的努力。
越来越多的诗人写作日常生活题材诗歌，注意题材的生新，终于使得这一特色发展为宋诗的突出特点，并对后代诗歌产生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肯定诗人开拓创新之功，但若以诗歌艺术的高标准来观照这些诗歌，则会发现很多诗歌尚且达不到相应的艺术水准，更多的是向高艺术水准路上的“练习”。
历来有无数学者肯定梅尧臣在题材上开拓创新的努力，但也有许多学者抨击梅诗题材上的琐屑，尤以纪昀、钱锺书的批评为最。
梅尧臣主张“意新语工”，强调要做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他也努力在诗歌中进行实践。
但从诗歌文本的呈现来看，以学界传统的高艺术水准来看有很多诗作是没能“达标”的。这中间有因题材扩大找不到对应雅语而以生活中常用俗语入诗造成的影响，也有梅尧臣诗歌创作能力、诗歌观念乃至个人性格造成的影响。
其诗歌关注日常生活，展现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物与现象，体现出庸常感；梅尧臣秉承求新求异的创新意识，诗中经常刻意追求描写“不曾有诗”的事物；梅诗追求“意新语工”但很多诗歌是“练习”的成果，尚不够精进。
“不曾有诗”的事物往往是基于不曾被注意或其形象难与诗歌融合迸发诗意的原因而“不曾有诗”，诗人或囿于雅俗观念或认为自身能力难以驾驭“新”事物并不去书写这类事物。同时，梅诗中的叙述容易显得过于板滞，叙述层次有待改进。
袁枚曾言梅尧臣诗歌“欠精深”，在正统诗歌的视域里或是进行诗歌艺术水准的评判时，这类诗歌确实没有取得高艺术水准，不是很成功。
但梅尧臣这样的尝试是值得赞赏的，尤其是梅尧臣“日课一诗”的背景之下，很多诗作更趋向于“练习”的性质，不能因此否定其诗学成就与创新精神。
从审美取向上来看，梅尧臣提出“诗家率意”“意新语工”，注重推陈出新，表达诗人之意。当心中之“意”上升为理性的认知时，又往往凸显哲理性，体现出“理趣”的特点。
尤其是对人生哲理的体认上，从梅尧臣的“即事推理”到苏、黄以具体的人生经验阐释哲理思辨，宋诗的“尚理”特色不断发展、深化。
“平淡”被梅尧臣认为是诗歌的至境，要经历一番辛苦，才能达到的“意”“语”两个层面浑融的境界。“平淡”既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艺术境界，即以拙扑的形式表达深厚的意蕴。
追求“意新”，故梅尧臣一则在诗歌中写他人未曾写，因题材而“意新”的诗歌，一则在传统诗歌题材中追求他人未曾写之意，因立意构思而“意新”。而“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是促成“意新”的具体方式。这与后来黄庭坚主张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都注重在前人的基础上化用生新。
追求“理趣”，故诗人常常在诗中言及道理，涉及自然之理与人生哲理。这种特点与北宋“右文”政策背景下，诗人爱读书思考因而在诗歌中多发议论有关。“理趣化”倾向下，诗人发掘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道理。
“即事推理”是梅尧臣诗歌中言理的特点，他从生活中具体的场景如白鸡被狐狸叼走、水位下落船只搁浅出发推导出人生普遍的道理。
直至今日，读者还能从中领悟到人生的哲理，诗歌也因此得到不断阐释散发活力。当困顿之时，诗人的哲理思辨更承担着自我宽慰的功能，从梅尧臣到苏轼无不如此。
自从梅尧臣提出“唯造平淡难”以来，宋诗人、诗话作品对此进行不断地阐释，平淡美成为诗学关注的中心。苏轼发掘了陶渊明、柳宗元“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平淡意义，黄庭坚评价杜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
在梅尧臣成长的时代，宋诗尚未形成自身面目，诗坛流行的是浅近俗白的白体、表现隐逸清幽生活的晚唐体以及雕琢秾丽的西昆体。梅尧臣诗歌倡导的平淡，无论是“清丽闲淡”还是“老劲”“古淡”对诗坛来讲都是一股清新的力量。
初创难工，梅尧臣的理论与实践有时也难以同步。他倡导“意新语工”但并非所有诗歌都能到此境界。他提倡“理趣”但有时难免显得生硬。“平淡”则如前所述，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上易于滑向“平俗”与“理”的两端。
值得注意的是与梅尧臣处于同一时期的诗人多是写作七言古诗，而梅尧臣却是以写作七言古诗的路数写作五言古诗。而同样写作五言古诗的宋祁，走的是与梅尧臣不同的路数。
清代沈德潜曾说：
五言古，长篇难于铺叙，铺叙中有峰峦起伏，则长而不漫；短篇难于收敛，收敛中能含蕴无穷，则短而不促。又长篇必伦次整齐，起结完备，方为合格；短篇超然而起，悠然而结，不必另缀起结。
对长篇五古来讲难于铺叙，对短篇五古来讲难于收敛。梅尧臣的五古都放手抒写，注重铺叙，其实这更适合长篇的作法。以铺叙写短篇五古常常难以照顾到“简质浑厚”的特点。
历代有关梅尧臣诗坛地位的评价不在少数，以刘克庄的表述最为著名：“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
在刘克庄之后，文坛上也有不少对梅尧臣诗学地位进行肯定的声音，对梅诗进行称赞，如方回、胡应麟等，然而也不乏“枯槁”“鄙俚”之类的批评。甚至步入现代，学者围绕梅诗优劣、是否平淡仍争论不休。
梅诗的题材特色分为日常生活题材、与政治关怀题材，充分展现宋代文人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淑世精神的加强；在诗歌审美取向上，追求“意新”、追求“理趣”，肯定“平淡”诗风的价值；注重借鉴“以文为诗”手法，增加议论成分，汲取古文章法、句法、字法。
如此一个诗歌体系发展下来，诗歌在梅尧臣这里确实从宋初规模唐诗的情况发展到显现宋诗独特的风貌。毕竟处于“宋调”初步发展时期，梅尧臣笔下的诗歌并非典型的“宋调”，也存在着局限性。
虽然在梅诗之中，继承前人的内容多，自己创新的少，但能从唐诗的影响之下探索出一条可以展现出不同风貌的诗歌之路，说不上是创举，也算是异军突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