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他有八房姨太，还要动属下的老婆。

理由很简单：她太美，他掌权。

1918年冬，昆明下了几场雨，潮气爬上墙根，整座都督府里都弥漫着檀香、酒气和皮草的味道。

那天傍晚，钱秀芬走进门的时候，有些犹豫，她穿着一件淡绿旗袍，头发盘得高，眼神飘忽。

她不是第一次来这栋宅子，但从没像这次这么不安。

厅里已经坐着几位夫人，麻将声刚响起来，她是被“请”来的，理由是打牌。

其实，她知道唐继尧盯了她很久。

钱秀芬的丈夫叫庾恩旸，唐继尧的旧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班同学。

回国后，两人一同起义，一同掌兵，庾恩旸功劳不小，但后来被排挤、架空。

唐继尧掌权之后，喜欢的女人、看中的人，谁也拦不住。

这事儿在云南不是秘密，很多军官的女眷，最后都进了他宅子。

有人说是“借住”，有人说是“陪练”，可过不了几个月，就成了姨太太。

庾恩旸知道，却没法说话，他官小，话轻。

“你不能不去，”庾恩旸说，“这是将军夫人们请的。”

钱秀芬没说话，她咬着嘴唇，从铜镜前收拾好仪容，带着一丝妥协的疲惫出门。

厅里人不多，唐继尧没出现，只传了话：夫人们先玩着，他稍后过来。

她坐下时，感觉有双眼睛盯着她看，窗边站着个丫鬟，一直不说话。

麻将打了不到一圈，一个丫鬟走过来，小声说：“唐都督在里间等您，让您过去一趟。”语气很轻，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命令。

钱秀芬迟疑了一下，四下望望，几位姨太都低头打牌，没人抬头看她，她站起来，手指攥着衣角，进了走廊。

房间是南边的书房，门虚掩着，屋里点着香，唐继尧站在书架前，穿着白绸长袍，手里转着一只文玩核桃。

他回头看她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件物品。

“你来了，”他说，“来，看看这个铜镜，是明代的。”

她站着没动，唐继尧走过来，伸手就去碰她的肩，她往后退了一步。

他笑了，不急不躁，从门后关上门，声音很轻：“你知道你该留下。”

她眼睛红了，但没说话，下一秒，他的手已经扯住她的胳膊，房间的门“咔哒”一声，彻底关上。

第二天，唐继尧召开军务会议，庾恩旸也在场，他眼圈发青，站在队尾，神情呆滞。

有人看出了不对劲，消息传得很快，唐继尧昨夜召人“谈事”，叫进去了一个女眷，有人问是谁，没人敢说。

回到家后，庾恩旸坐在院子里，一动不动，他抽了三根烟，没说话，钱秀芬在屋里哭了两个小时，嗓子都哑了。

她说：“我不想活了。”

庾恩旸没回话，只把烟头掐灭，他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这个城里，没人能从唐继尧手里把人救出来。

一个月后，调令到了。

庾恩旸被任命为“贵州行营总指挥”，职务听起来大，实则空头，兵没有，粮也没有，就是发配边地。

他明白这是清除，可他没说话，他走之前，把一封信交给弟弟庾恩锡，说是重要文书，要好好保管。

里面有没有告发唐继尧，没人知道。

他没走三天，消息就传来了，庾恩旸在毕节被刺。

时间是1918年2月18日，刺客当场被乱枪打死，名字叫李炳臣，是唐继尧的贴身侍卫。

这消息压得很快，连报纸都没登，只在军中传，几天后，唐继尧在府里设了个简陋灵堂，摆了两个香炉，就算送别了老友。

没人提起李炳臣是怎么死的，也没人查。

不是所有的死都能有坟墓，不是所有的活都算活着。

庾恩旸死得突然，一个带兵十多年的军人，死在调任途中，被“土匪”刺杀，连现场都没人去查。

他死时没有卫兵护送，只有两名跟班，一死一逃。

那名逃出来的叫张阿才，三年后死在云南腾冲，一直没说过那晚发生了什么。

据地方志记载，那一夜，庾恩旸正在查看公文，突然营地外响起三声枪响，紧接着大喊“有刺客”。

半分钟内，他被刺三刀，胸口、脖子、肚子各一处，刀刃是军制刺刀，非民用械具。

更诡异的是，刺客李炳臣，唐继尧的亲卫，被当场乱枪击毙，没有人审问，没有追查背景。

事发后，唐继尧亲自下令“妥善安葬烈士”，但谁是烈士，他没说，庾恩旸的尸体被快速火化，骨灰没入祖坟，只埋在滇南一处寺院后山。

这件事，云南军中几乎人人心知肚明。

有一位老兵在临终前说：“那年要是有人敢把那封信读出来，怕是得死一半人。”

这封信，传说是庾恩旸在离开昆明前写的，里面记录了唐继尧用权色控制部下、架空旧部、贪墨军饷、纵容家奴夺田害命等事。

问题是，这封信后来失踪了。

唐府的一个老门房曾说：“那信拿进了书房，当晚烧掉了。”但也有人说，庾恩锡用它换了烟草专卖权，还有家族一条生路。

昆明的花开得比往年早，钱秀芬却再没走出都督府的大门。

她成了唐继尧的“九姨太”，没人敢用“抢来的”这个词，街坊私下传，说她自愿进门，是“看中富贵”。

她没解释，也没人问，她的牌位从庾府被请出，放进了唐府的内院，庾恩旸的灵位被送去乡下祖坟，没有追封，没有哀荣。

她穿的衣服换了样式，眉型改了，出门要请示，信件要检查。

身边配了两个丫鬟，两个老婆子，一个哑巴守门的仆人，唐继尧笑称这是“礼遇”。

她试图逃过一次，被发现后，脸被打肿，牙掉了两颗，从那以后，她不说话了。

她成了府中最沉默的女人。

唐继尧有时候还会来她房里，但次数越来越少，他的新宠是个四川商人家的女儿，才十八岁，会弹琴。

她在房里种兰花，兰花都不开花。

据一个下人回忆，有天夜里听到她低声唱曲子，是昆曲《牡丹亭》，唱到“生死两茫茫”，声音突然断了。

三天后，她染病，没人带她去看大夫。

她在1921年春死去，唐府贴出讣告，说是“病故”，灵柩没出府，直接葬在东郊小岭，一个只有砖碑没字的土坟。

她的名字，在档案里没留下，而钱秀芬的事，始终没人在公开场合提。

她没有正式封号，没有记录被唐继尧“纳入”，只是“随府眷属”登记。

换句话说，她甚至不是姨太，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陪侍”。

连她的坟也很蹊跷，原本在昆明东郊小岭，1950年代被迁走，旧墓志上写的是“吴氏女”，没钱姓。

学者曾在昆明档案馆翻出一张1921年的丧事支出清单，有一笔款项写着：“九房病殁，置棺银十两，石碑三块。”

石碑去哪了，不知道，墓地具体在哪，也没人清楚，一个女人从堂前夫人，沦为秘密女人，连名字都被抹去。

这就是她的“归宿”。

唐继尧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很快有了新的战事、新的女人，可事情并没结束。

庾恩旸的弟弟庾恩锡，被安排去了烟草局，做了副官，一年后，他成为云南卷烟公司合伙人。

有传言说，他把哥哥留下的那封信交给了唐继尧，换来的，是一条命和一块地。

有人问他哥是怎么死的，他只说：战死，他不愿多说。

可熟人都知道，庾恩锡年轻时桀骜，后来突然变得谨慎，说话不过五个字，不管说什么。

他的孙子，就是后来的台湾歌手庾澄庆。

唐继尧不是唯一干这事的人，但他是干得最明目张胆的。

1917年，他在昆明设“女校”，招收年纪轻、相貌好的女学生，表面说是“培养师资”，实则为府中选妾。

有一位名叫杨巧珍的学生，入府不久后就“失踪”，后人查其户籍，死亡记录登记在“疟疾”。

连死因都干净利落，像一张被撕掉的纸。

1919年，唐继尧筹划北伐，在云南大肆征兵，兵源紧张，他亲自圈定的“慰问队”，名单上清一色是官宦千金。

昆明百姓私下说，这是“送女人打仗”。

1927年，“二六政变”爆发，龙云起兵，直捣都督府，唐继尧仓皇出逃，跑到四川，藏在大邑老宅，身边只剩三人。

第二年冬天，他病死在一间木屋里，身边没有女人，只有一只没烧完的铜香炉。

他死后，云南城里放了三天鞭炮，不是哀悼，是庆祝，百姓说：“这个天终于翻了。”

这桩旧案，后来只有在私人笔记、传闻和墓志里零星留下。

《滇西笔记》中记载：“唐氏好女色，尤好已嫁者。”

“庾恩旸死因讳莫如深，时人皆知不测。”

《云南旧闻录》写：“钱氏姿色不凡，为都督所纳，不得其所。”

她的故事，在大历史里只是一笔，但对当事人，是一生。

唐继尧府第如今成了博物馆，门票20元，里面有张床，有幅画，却没有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