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春天，由于叛徒的出卖，时任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瑞生和团省委书记陈柏生等40多人先后被国民政府逮捕，被关押在了厦门思明监狱里面。

得知这个情况，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陶铸立刻行动起来，研究营救被捕战友的方案。

通过对思明监狱的情况仔细研究之后，陶铸认为，只有采取“里应外合”的方式，才有可能把被捕战友安全营救出来。

于是，陶铸通过各种途径，秘密通知思明监狱里面的战友，告诉他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随时等待营救行动的暗号。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陶铸突然得到消息，国民政府准备把刘瑞生和陈柏生等人转移到福州监狱。

由于时间紧迫，陶铸马上重新制定营救计划，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劫狱委员会”，决定采取武装劫狱。

劫狱行动的总指挥由陶铸担任。

陶铸马上派人侦查思明监狱的兵力部署，他们得知，驻守在思明县政府和思明监狱的警卫队一共有36人，而思明监狱里面只有四个卫兵把守。

除此之外，陶铸还获悉了一条重要信息：“每周的周三和周六可以探监，只要悄悄给卫兵一些钱，就可以把装有食物或衣物的包裹送进去，他们还不搜查。”

利用这个机会，陶铸和营救行动小组多次进入思明监狱，并把思明监狱内部的地形和构造侦察得一清二楚。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陶铸叮嘱大家说：“劫狱行动必须快速完成，战斗一旦打响，必须要在二十分钟内将战友全部营救出来。”

1930年5月25日，在陶铸的指挥下，负责营救的人员混在思明监狱附近的南普陀寺进香的游客当中，随时准备掩护被救战友的撤离。

与此同时，陶铸亲自带领营救行动小组的其余十一名队员进入思明监狱。

根据事先制定的劫狱方案，营救行动小组分为外队和内队，外队和内队各有六人。而内队的六人分为三组，他们分别以探监的名义进入思明监狱，负责打开牢门。

而外队的六人则是劫狱的先锋，主要负责打击看守人员和思明县政府的警备队，从而做到里应外合。

等到内队的六人全部进入思明监狱里面的时候，陶铸领导的外队基本已经控制住了思明县政府的大门。

见此情景，驻守在思明县政府的警备队被吓得惊心动魄，根本没有进行抵抗就纷纷逃命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思明监狱内部的六人，利用钳子很快就打开了牢房的铁锁，狱中的40多名战友一个接一个冲出牢门，整个营救过程仅仅用了十分钟，比原先预计的时间还要短。

随即，分布在思明监狱附近的接应人员马上带领营救出来的40多名战友进行分头撤离，他们跑向一处河边。

陶铸早已派人在河边准备好了两艘木船，40多名被救战友纷纷上船离开，隐藏在了南安县和同安县交界的小村庄里。

在陶铸的正确指挥下，这次劫狱行动只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就安全营救出来40多名战友，参与营救的行动小组没有一人伤亡。

1933年3月，此时的陶铸正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他突然收到了一份来自王明主持负责的上海中央局发来的密电，内容当中写道：

“由陈之枢接任福州市委书记一职，你速来上海重新安排工作。”

刚一接到通知，陶铸马上从闽东返回福州，跟陈之枢把工作交接完成之后，立刻和上海中央局派到国民党驻福建部队做兵运工作的王善堂一起赶赴上海。

陶铸和王善堂马不停蹄的来到上海，被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人员安排住在四马路附近的一间小房子里。

过了几天，上海中央局派人来见陶铸，随便问了一些关于福州方面的情况，临别之时特意交待陶铸说：“你不要往外边跑，随时等待上海中央局的工作安排。”

当时的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蒋介石在上海大肆抓捕中共党员，陶铸只能白天躲在房间里面读书看报，只有晚上才能偶尔出去买些报纸。

又过了二十多天，陶铸依然没有等到上海中央局分配的工作。

其实，由于陶铸长期以来强烈反对王明的错误方针，王明对他恨之入骨，王明不给他分配工作，目的就是解除他的职务，对他进行排挤和打压。

1933年5月21日，由于王善堂的叛变投敌，导致中共上海地下党遭到了大规模破坏，陶铸不幸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江苏省委书记章汉夫。

陶铸被捕之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无期徒刑......

尽管身陷牢笼，陶铸依然不忘团结和鼓舞其他狱友，坚决与国民政府进行英勇斗争。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了北平和天津以后，又开始向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发起进攻。在全国人民一致呼吁要求抗战的情况之下，蒋介石被迫最终接受了“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要求。

在南京召开的国民政府国防会议上，中共代表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立即释放所有正在关押的中共党员”。

其中，就包括陶铸在内......

1937年9月26日，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两名看守人员走到三号门前，拿出钥匙打开了铁栅门，并且大声喊道：“陶剑寒出来！”

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陶铸当即感觉到，是不是国民政府把自己的无期徒刑改判为死刑了呢？

带着疑惑的目光，陶铸整理一下衣服，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一步地走出牢房。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自己并没有被改判为死刑，而是中共党组织来营救自己了。

这一天，陶铸终于离开了被监禁四年的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重新获得了自由！

对于那段在监狱当中的经历，陶铸在后来这样回忆说：

“那段监狱生涯可以算作我的大学，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在监狱中学习的。过去我仅仅只是读过一些私塾，在当时来说算个小知识分子，但是蹲了4年监狱后，在其中学习了大量的知识。”

当时的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一直都在秘密暗杀中共党员，陶铸刚一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走出来，中共党组织马上将他派往湖北武汉工作，并且在湖北武汉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妻子曾志。

由于被囚禁四年的时间，此时的陶铸变得瘦骨嶙峋，曾志看到丈夫的样子，心里心疼不已！

直到多年以后，曾志回忆起陶铸当时的模样，依然有些辛酸：

“他（陶铸）瘦的要命，四年铁窗生涯弄得他脸色苍白，两颊深陷，越发显得眉重眼大。一件对襟盘扣夹袄，套在一身骨头架子上晃荡，这哪里像个28岁的青年，说他40岁也差不多。”

1937年12月的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正在办公室阅读《群众》周刊，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接到他的邀请走进房间。

董必武连忙起身相迎，并对叶剑英说道：“有一位名叫杨显东的青年学者来找我，他说要在湖北应城的汤池开办一个指挥打游击的干部训练班，还请我们派人前去负责领导。”

叶剑英说道：“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必须要派人前去！”

董必武接着说道：“你看我们应该派谁去负责呢？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

叶剑英思考了一下，随后说道：“这个人不仅要有很高的政治和军事领导才能，还要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一定要认真挑选，这关系到培训指挥干部的重大问题。”

话音刚落，董必武随即就把《群众》周刊递到叶剑英手里，并且指着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说道：“要不然就派他去吧！”

叶剑英仔细一看，才知道，董必武所说的人正是《开展游击战与武装群众》这篇文章的作者陶铸。

叶剑英当即表示同意......

于是，董必武带着陶铸一起来到位于武汉市江汉路的上海银行汉口分行三楼，在这里见到了杨显东，杨显东紧紧握住陶铸的双手说道：“欢迎陶先生到汤池训练班主持工作！”

时任上海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周苍柏向陶铸做出许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干部培训班的经费由我来解决！”

第二天一大清早，陶铸和杨显东一同赶往汤池，暂时居住在爱国民主人士李范一的家里。

在李范一的家中，陶铸、杨显东和李范一共同商量了干部培训班的具体细节，最终确定为：

“干部训练班取名为湖北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李范一担任主任，陶铸担任教务主任，杨显东负责联络工作和筹集经费，招生对象为各沦陷区流落在武汉的青年男女，每期招生五十人左右，学习周期为每期一个月，可以通过组织推荐择优录取。”

湖北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招生工作了。

为此，陶铸和杨显生特意返回武汉，并把招生信息张贴在武汉三镇的各条胡同。

为了招收一批拥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男女来到湖北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陶铸决定在汉口华商总会礼堂做一次动员大会，并且邀请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出面演讲。

1937年12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会委员邓颖超身穿蓝色旗袍，缓缓地走上讲台，立即受到了现场群众的热烈掌声。

邓颖超利用言辞恳切的话语，向现场青年男女宣传了当前的抗战形势，为他们指明了一条光明前途，讲述了湖北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的任务和意义。

演讲结束之后，一批青年男女踊跃报名，在首期录取的63人当中，有的已经在学校成为了中共党员。

在武汉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陶铸和杨显生又要返回汤池开展工作了。

离开的前一天，陶铸和妻子曾志专门来到汉口最热闹的六渡桥逛了逛，在家福庆和牛肉面馆里面点了两碗牛肉面。吃饭期间，曾志还把碗里的几片牛肉夹进陶铸的碗里，他们夫妻两人相濡以沫，聚少离多，短暂相聚之后又要分别。

为了避免外界的干扰，让学员安心接受培训，陶铸和杨显生专门把湖北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设立在距离汤池两里多路的李家庙。

1937年12月20日，湖北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正式开学授课，首期的63名学员分别被编为四个班级。

在课堂上，陶铸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沉的民族义愤，通过生动的比喻，以及通俗的语言，不仅提高了学员的爱国主义觉悟，还大大激发了学员的抗日救亡热情。

除了重视学员的学习以外，陶铸还时刻关注学员的饮食、起居等方面。

当时，湖北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的伙食很差，虽然老师每个月有二十多元津贴，但是还要扣除与学员一同吃饭的伙食费，就剩下了很少的薪资。

陶铸认为，如果把老师的津贴都均摊在伙食费当中，会不会就能把差劲的伙食改善一下呢？

于是，陶铸率先作出表态，把自己的薪资全部用于补贴伙食。

随后，在汤池改进实验区工作的许子威非常赞同陶铸的建议，杨显东、孙耀华和其他老师纷纷表态，愿意把自己的津贴全部贴补湖北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的伙食。

除了在湖北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教授学员以外，陶铸还指导着鄂中地区的工作。

在工作期间，陶铸积极发动和组织鄂中地区的游击战，并且创建了以大洪山为根据地的鄂中游击区。

1940年3月，陶铸赶赴延安参加即将举行的“七大”，然后被调任中央办公厅党务材料室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全国各地的土匪十分猖獗，广西更是一个重灾区。

1950年1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决定派遣一名干部奔赴广西，帮助当地部队进行剿灭匪患，他们选中了时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

没过几天，毛主席亲自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发送电报，内容当中写道：

“你们派陶铸去广西帮助工作很有必要，陶铸是否已动身去了，如果未去应速去。”

接到毛主席发来的催促电报，陶铸一刻也不敢耽搁，他立即收拾行囊，动身踏上了从武昌开往南宁的列车。

临出发之前，毛主席还给陶铸打来电话，反复嘱咐说：“广西的桂军很悍勇，你千万不要轻敌！”

因此，陶铸感觉到了这次任务的艰巨，在火车上，他的心里如同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

当时的湘桂铁路只修建到了广西来宾，陶铸只好从来宾下火车，然后改乘汽车前往南宁。由于土匪猖獗，经常袭击公路上行驶的车辆，为了安全起见，还派了一个加强排保护他。

广西解放的初期，当地的土匪至少有15万人，其中既有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势力，又有当地土豪劣绅的势力，还有一些为了混口饭吃的百姓。

尽管解放军已经多次清剿，但是依然没能将土匪全部剿灭。

陶铸刚一抵达广西南宁，就立刻深入大山进行调查，逐渐摸清了当地的情况。

对此，陶铸专门召开会议，他指出：“在采取军事剿灭土匪的同时，政治工作也得跟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严重脱离了群众，要坚决贯彻“镇压宽大，以匪制匪”政策。”

在广西剿匪期间，由于张云逸生病退休，毛主席任命陶铸担任广西省代理省委书记。

为了更好的指挥，陶铸亲自来到剿匪前线，与战士们同吃同住，他把连队的经验进行总结，写出了一篇《连队政治工作的几个问题》，并且在全军当中推广。

不久之后，在陶铸实行的宽大政策的感染之下，越来越多的土匪选择投降。

随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陶铸把“剿匪与减租退押”“清匪反霸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直到1951年5月1日，广西的匪患彻底得到了镇压，数万人在南宁街头集会，共同庆祝剿匪取得胜利，就连毛主席也发来了嘉奖电报。

除了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很大成绩以外，陶铸在文学上的成就也不容小觑。

1959年2月28日，陶铸撰写的一篇散文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面，立即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并且被选进了语文教材当中。

陶铸所写的这篇散文名为《松树的风格》，其中写道：

“我对松树怀有敬仰之心非自今开始。自古以来，许多人就歌颂过它，赞美过它，把它作为崇高品质的象征。你看它，不管是在悬崖缝隙间也好，还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也好，只要有一粒种子。这粒种子也不管是你有意种植的，还是随意丢落的；也不管是风吹来的，还是从飞鸟的嘴里跌落的，总之，只要有一粒种子它就不择地势，不畏严寒酷，随处壮地生长起来。......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