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翰林院文章、太医院药方”之说，说的是翰林院为官方所撰之文，有官话、套话的华而不实的特征；太医院的药方与其有类似之处，属于官样文章式的形式性治病之方，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

提到清代的太医院，总是给人一种医术精湛、技艺高超的印象。然而现实当中，太医院的御医们在给帝后诊断时却存在着很多弊端，主要体现在保守型和形式性上。

太医都是从全国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本身的专业技能不容置疑，然而给皇帝、后妃看病又是一件相当为难或者说是困难的事情，搞不好就会受到惩治，甚至会掉脑袋。

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帝患疟疾，太医们经过诊断开出药方，其中有人参。康熙服用后甚感烦躁，于是归咎于太医，太医们因此遭到杖责、革职的惩罚。

《康熙起居注》中记载：“三法司题：太医孙斯百等误用人参，以致皇上烦躁甚病，又妄言当用附子、肉桂等语。查律，合和御药误、不依对症本方，将医人杖一百，今孙斯百等罪甚大，俱拟斩首。”

康熙皇帝是出了名的仁慈，他认为御医用药不当（其实未必不当）就要将他们拟斩。可想而知换了其他皇帝，太医们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所幸，康熙不久就痊愈了，下旨孙斯百等免死，但惩罚还是很严厉，各责二十板，永不许行医。

按照常理来说，孙斯百等人出身医学世家，以御医为业，且有身家老小，给皇帝看病应该都是尽职尽责的，他们共同拟定的药方相比也是再三斟酌的，不太可能会出现误用人参的情况。

对于太医们来说，只要是没有把皇帝的病治好，那就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乃至有罪，所以给皇帝治病，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情。

再以雍正皇帝为例，当时太医院的院使刘声芳是康雍时期的名医，雍正对他十分赏识，赠户部侍郎，子赏为荫生、举人。

雍正九年雍正帝患病，他对刘声芳的诊断不满意，随即下达谕旨：“刘声芳在太医院效力有年，屡加特恩，用户部侍郎，今朕偶尔违和，伊并不用心调治，推诿轻忽，居心巧诈，深负朕恩，俱著革退。”

没把皇上的病给瞧好还算是轻的，如果皇帝病故，无论御医曾经多么精心治疗，那也是有罪的，按例都要受到惩罚，尽管只是走个形式“带罪”继续当差，但与其他官制之失职、渎职相比还是有些冤枉。

如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同治帝病故，两宫太后降旨：“上月大行皇帝天花，李德立等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太医院左院判李德立、右院判庄守和，均著即行革职，带罪当差。”

太医既然如此难当，所开的药方被讥为官样文章也就不难理解了。现存清宫医案可见，太医们为帝后看病，每次的脉案，都记有脉象及其所反映的病情，用药的医理，诊治下药，皆要说明根据。所记可谓头头是道、无懈可击，即使治不好病也不会因在医理上受到指责而获罪。

然而这些记载都是一般性的原理，实际情况是异常复杂的，每个人的病时的身体、病情都不同，高明的大夫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施治。

如果是在民间，大夫们往往针对病人的病情，用些药性猛、大剂量的药方，但这种做法对于太医们来说风险太大，是绝对不敢在皇帝身上试用的。

故而，太医院开出的药方都有医典根据，中规中矩，所用药方十分保守，以免万一出现偏差。这种药方虽然效果不突出，但对太医们来说却能起到明哲保身的目的。

清代的野史笔记以及很多影视作品中，常有民间神医的故事。客观地说，如果以医技而言，这些所谓的神医未必就能胜过太医，只是他们在给病人治疗的过程中，少了很多顾忌。

就拿《神医喜来乐》来说，他给病人诊断往往都不按常理出牌，基本上都是一些民间偏方，或用猛药、或用常人所不能理解之药。

对于病人尤其是病入膏肓的病人来说，基本上已经是处于死马当活马医的状态，有的时候反而是民间偏方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退一步讲，就是病人因医治无效去世，家属也不会追究大夫的责任。

假如让喜来乐到太医院去任职，那么他同样也会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毕竟他医治的对象是皇帝或后妃，哪怕他医术再精湛，也同样逃不出看病难的这个怪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