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中，浙江巡抚郑必昌召见新任淳安巡抚海瑞，令其实行改稻为桑的国策，结果遭到海瑞的正面反击。剧中海瑞屡引《大明律例》，将郑必昌、何茂才怼的无言以对。

而在《雍正王朝》中，同样也是知县的田文镜，只因不愿与上司同流合污，而被扬州知府车铭革职待参，若非四爷亲至扬州筹款赈灾，田文镜恐无出头之日。

御史不由好奇，同样是知县，为何海瑞敢于冲撞巡抚而安然无恙；而田文镜有政绩、有官声，却被扬州知府革职待参。

讲得再通俗一点，明代知县为何敢于对抗巡抚，而清代知县连知府都不敢得罪？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也不难，只要对明清两朝的体制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答案。

按照明代的制度，知县的直接上司多达数十人，即官方所说的：“上承监司部使，而监司部使一省率数十人。此数十人，满其意皆若欲得一令而为之役”。

数十人是谁呢？显然包括各省巡抚、布政使、参政、参议、按察使、副使、佥事，以及道、府等等。

就以淳安知县海瑞为例，总督、巡抚、三司、道府都是他的直接上司，都有权干涉淳安县的具体政务。这种组织架构的坏处是知县往往有一种无所适从、不知听谁的感觉。

但是也有好处，知县如果出了问题，某一个上司是难以对其仕途产生直接影响。通常情况下，一部分上司认为知县干得不好要参劾他，而另一部分上司认为知县干得不错极力要保他，所以要想罢免或革职一个知县，难度其实比较大。

有例为证，隆庆元年，祥符知县谢万寿遭到巡按御史的弹劾，但是该省巡抚、布政使认为谢万寿“考语俱优，私应姑留，以责后效”，建议吏部让其留任以观后效，最后谢万寿仍留任上。

清代知县名义上也接受布政司、按察司、道、府或直隶州长官的节制，但朝廷的制度很明确，知县是直接向督抚负责的，是督抚的属员。

和现在一样，清代知县是省管干部，尽管受到上级道府的约束，但其道府无权解除知县的编制。所以知县只要是得到了督抚的庇护，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也不用惧怕道府两司穿小鞋。

从古至今皆然，手里握有直接人事任免权就享有话语权。在知县的任免上，明清两朝的体制是完全不同的。

明代知县是由朝廷直接任命的，流程是吏部在候选名单上选出合适人选，然后经过内阁、皇帝的认可，即可实授。对于知县这类低级官员，吏部起着决定性作用。

吏部对知县的任命很明确，在官凭上会注明某员委任某省某县知县，拿到官凭后知县就可以马上赴任。尽管按照官场惯例，新任知县要到巡抚衙门报到，巡抚也是例行性召见，不会对知县赴任产生任何的影响。

还以海瑞为例，他是通过吏部正式委任为淳安知县的，浙江巡抚郑必昌无权以任何理由阻碍海瑞赴任，也就是说，海瑞的人事关系组织在吏部，与浙江巡抚衙门无关。

清代的情况就不同了，吏部任命知县时比较笼络，不会注明某员任某县知县，而是发某省担任知县，至于是哪个县必须到了地方以后，由各省督抚根据出缺情况而定。

这种不具体的任命方式，给了督抚很大的运作空间，督抚可以马上给出具体的岗位，也可以借着各种理由不给实缺。

所以清代知县都致力于编织自己的政治关系网，但主要还是迎合督抚，若得到督抚的看重，就会被视为红人。

比如康熙初年，于成龙为广西柳州罗城知县时被巡抚金光祖看重，决定提拔重用。但是两司认为于成龙出身较低，仍需进一步观察。

金光祖铁了心要提拔于成龙，于是便发文两司说：“如不举罗城令，本院当特疏荐举。”在金光祖的施压下，于成龙被举卓异，从此踏上了青云之路。

向于成龙这样幸运的知县毕竟是少数，更多情况下，吏部分外各省的知县得缺遥遥无期，他们拼命钻营谋求仕途，也对督抚产生了一种畏惧之心。于是以督抚的意志为转移，成为清代知县的施政重点。

都说清代难出清官，更难出海瑞那样为民请命的好官，此论固然不谬。但是我们不能偏执的认为清代的读书人和士子没有骨气，其根源在于体制不同。

假如清代也像明代那样，基层的州县官如果有朝廷、有吏部为他们兜底，那么大概率也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是更多的海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