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从后半年开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的处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67年2月，谭启龙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住在京西宾馆。在这里，谭启龙一直住了两个多月……

1967年4月24日，谭启龙突然接到了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里，周恩来总理对谭启龙说：“是启龙同志吗？有个事同你商量。王效禹提出，山东省革委正召开地市委书记及厅局长会议，要求你回去参加这个会议，听取意见，亮亮相，你看怎么样，能去吧？”

谭启龙知道周恩来总理的意思，虽然感到十分为难，但还是回答说：“我回去没有问题，听中央决定。”

得到谭启龙的肯定答复后，周恩来总理说：“那好，你去吧。”紧接着，周恩来总理又关怀地问：“有什么困难？”

见周恩来总理如此关心自己，谭启龙心里十分感动。想到这次回到山东很可能会发生不可预料之事，谭启龙的心里突然想起了这样一个愿望：回去之前，再见一见周恩来总理慈祥的面孔。

虽然知道周恩来总理十分繁忙，但谭启龙还是将这个愿望说了出来：“别的没什么，只是要求走之前能约个时间见见您，哪怕5分钟也行。”

沉默了一会儿后，谭启龙在电话的听筒里听到了一个肯定的答案：“那可以，晚上12点到我家里来。”

从谭启龙与周恩来总理约定的时间来看，周恩来总理的工作的确安排的很紧。

虽然对深夜打扰周恩来总理感到心中不安，但能够听到周恩来总理肯定的回答，谭启龙的依然心里非常激动。紧接着，谭启龙开始思考，在见到周恩来总理后，要说些什么呢？

就这样，谭启龙一直在思考中，度过了一个下午，甚至忘记了饥饿。

到了深夜12点的时候，谭启龙准时出现在中南海西花厅，并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了进去。

然而，在谭启龙进来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在外面工作还没有回来，邓颖超大姐便接待了他。对此，谭启龙感到有些心疼：总理真是太累了！甚至后悔在深夜来到西花厅，让周恩来总理不能回来便快速休息。

见到谭启龙时，邓颖超大姐非常热情，一直和谭启龙聊了很久。

看到邓颖超大姐陪了自己这么久，谭启龙感到十分过意不去，便劝说邓颖超大姐先去休息。

在谭启龙的再三劝说下，邓颖超大姐才走出了会客厅。

看着邓颖超大姐出去时疲惫的背影，谭启龙心里更加难受了。然而，已经和周恩来总理约好了，又不能私自离开，不然更对不起周恩来总理。于是，谭启龙便一直等着。

到了凌晨两点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才从外面走了回来。关于这件事情，谭启龙回忆说：“（总理）看上去很累。握手问候后，总理问我的身体和年龄，我回答53岁，身体还好。”

得知谭启龙年龄不算大，身体状况也不错时，周恩来总理十分高兴，笑着说：“那好啊，你还可以工作20年。”

后来，周恩来总理就当前的国家形势，对谭启龙做了说明。

此外，在谈到干部问题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还对谭启龙说：“全国干部问题还解决不了，站不出来。据王效禹讲山东形势很好，你去听一听也有好处，对于解决干部出来工作的问题，山东做法也可能是一条路子。”

从周恩来总理的话里，谭启龙听出了无奈，也听出了责任。因此，纵然知道前路多艰，谭启龙也下定了回到山东，为国家摸索新路的决心，以此报答周恩来总理对他的知遇之恩。

后来，周恩来总理又嘱咐谭启龙，在回到山东后“主要是听取意见，不要随便表态，不要讲自己的成绩，先否定自己，多做些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有错误，成绩让别人讲”。

为了让谭启龙明白他的苦心，周恩来总理还给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位同志做检查，摆了自己很多成绩，效果就不好。”

随后，周恩来总理又对谭启龙提到了对他回山东的具体安排，说：“我已通知王效禹，明天早上你和王效禹、杨得志同志坐同一架飞机回济南。我已交代他们回去后只准提意见、批判，不准搞武斗，不要围攻。”

就这样，周恩来总理一直和谭启龙谈了两个多小时。这时，谭启龙看到外面的天色已经开始微微泛白。

于是，为了让周恩来总理能够早点儿睡觉，谭启龙赶紧站起来，向他告别。

虽然谭启龙多次劝说周恩来总理留步，但周恩来总理却坚持将谭启龙送了出来。来到谭启龙乘坐的汽车前后，周恩来总理又和谭启龙交代了几句。

最后，在临别时，周恩来总理紧紧地握着谭启龙的手，嘱咐道：“回去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杨得志同志写条子。”

过了两天，谭启龙准备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一起返回山东时，却被告知杨得志临时有事。于是，谭启龙只得和王效禹同乘一架飞机返回山东。

走下飞机后，谭启龙才发现和周恩来总理说得不一样，立即意识到为了把他骗回山东，王效禹耍花招欺骗了周恩来总理。

此后，谭启龙的处境急转直下。于是，好心的同志将谭启龙在山东的遭遇，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在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下，谭启龙才返回北京，被保护在中直招待所，处境得到了好转。然而，这样的安静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后来，周恩来总理又多次保护了谭启龙，但依然没能让他脱离苦海。

1968年12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相继提到谭启龙的名字，才将他救了出来。

后来，在回忆起那段难忘的经历时，谭启龙感激地说：“如果不是周总理出面制止并指示杨司令派部队对我监护，武斗的事态发展下去，我能否活到现在，确实是难以预料的。在这一时期，许多同志在困难的处境下帮助我，也是令我难以忘怀的。”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在这次会议上，谭启龙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得知自己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消息时，谭启龙非常激动。

对此，谭启龙回忆说：“那天晚上，我怀着一种惊讶、兴奋加上各种问号的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彻夜难眠。毛主席、周总理的各种指示与他们的形象交织在一起，一幕幕地呈现在眼前。”

1933年，谭启龙来到中央苏区。在这里，谭启龙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部巡视员。

不久后，在组织的安排下，谭启龙来到中央苏区马列学院高级班，进行了学习。

学习期间，谭启龙以永新县贫农团的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毛主席在瑞金主持召开八县贫民团代表会议。

会上，谭启龙在台下聆听了毛主席的侃侃而谈，心中顿时升起了一股敬佩之情。这也是谭启龙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那天，在听到谭启龙是江西省永新县人的时候，毛主席感到十分亲切，说：“我们可是半个老乡，可是得好好谈谈。”

毛主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就是永新县人。这样算来，毛主席就是永新县的姑爷，说是半个永新人也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中央红军长征后，谭启龙有十几年没有见过毛主席。再次见到毛主席的时候，谭启龙已经担任了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那天，毛主席看着谭启龙，笑着说：“放牛娃，我们在瑞金见过面，那时你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红小鬼嘛！现在不简单了啊，都是省委书记了。”

对于当时的这个放牛娃谭启龙，毛主席一直都记得，每次见面都会悉心教导，希望他多给人民做贡献。

1970年，谭启龙在周恩来总理的带领下，来到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并在这里见到了毛主席。

那天，看见谭启龙进来后，毛主席亲切地说：“放牛娃啊，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吗？”谭启龙说：“感谢主席关心，我还好。”

后来，毛主席又问谭启龙：“你安排了工作了吗？”谭启龙诚实地说：“还没有，我现在在搞调查研究。”

听到谭启龙还没有安排工作，毛主席转过头，对周恩来总理说：“他的情况我清楚，你给他安排个工作吧，要让他很快出来工作嘛！”

有了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很快进行了安排。

6月，谭启龙按照通知，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商谈给他安排工作的事情。

见面时，周恩来总理对谭启龙说：“现在有三个地方要你去：一个是山东杨得志、袁升平要你回去；一个是河南省；还有一个福建，韩先楚同志也要求你去工作。主席说，不回山东了，换个地方好，考虑到韩先楚同志要求很迫切，决定你到福建去协助他工作。”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谭启龙坚定地说：“我没有意见，服从中央的分配。”

不久后，谭启龙就被任命为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革委副主任，告别了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南下任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