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两会期间，高价彩礼问题再次成为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显然，高价彩礼问题已经不再是“家务事”的范畴，而是事关民生福祉、社会公平正义、公民道德教化以及影响社会风气的大问题。

从2019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多年点名高价彩礼，并将其列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就目前情况来看，全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高价彩礼的问题，农村地区和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尤为严重，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是当下高价彩礼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

据了解，目前彝族人的彩礼金额基本上在30万元以上，40万元较为普遍，部分已经上探至60万甚至80万以上。作为全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高价彩礼之下，彝族人贫富日趋分化，社会矛盾突出，围绕着彩礼的刑事案件多发，令当地多年来的脱贫攻坚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高价彩礼隐秘的推手

要治理彝族高价彩礼问题，首先得把握这一社会问题形成的原因。实际上，彝族高价彩礼的形成也就是这几年的时间，十年前大多数彝族地区的彩礼还未超过10万。

历史上，彝族彩礼其实还称得上是一种很人性的礼俗。在早期发展阶段，大凉山地区经济十分落后，加上当地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很多彝族姑娘一出嫁就难得再回娘家，也很难再照顾到年迈的父母。

所以，彝族彩礼形成的初衷是为了报答女方父母的养育之恩，并为他们未来的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在人均贫困阶段，彝族彩礼很低，有时候牵上一头牛一头猪就可以抵彩礼用，在2000年左右彝族彩礼还不过千元。

然而，随着社会变迁以及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部分彝族人外出打工赚了点小钱，虚荣心极度膨胀，攀比炫富逐渐成为风气。

与此同时，90后、00后受教育的新一代彝族青年开始走上工作岗位，其中部分大学生成为了国家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对于贫穷惯了的彝族人而言，当上国家公务员可以称得上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所以，在婚姻市场，体制内的彝族女性十分金贵，彩礼水涨船高，联姻的对象往往也是体制内。

作为边苦地区，大凉山地区公务员的工资并不低。对于他们而言，三五十万的彩礼也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但是这也直接拔高了彝族彩礼的上限。

而彝族人的彩礼定价往往是以乡邻间姑娘出嫁时收取的彩礼作为参考，只要有一个人收了50万，接下来就会出现第二例、第三例……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年轻的党员干部是彝族高价彩礼的最开始的推手。在他们的带动下，彝族平均彩礼水平不断上移。

到如今，彝族彩礼也根据女孩身份形成金字塔状，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是公务员，普遍在50万以上，其次是没有进入体制内的大学生，要价在40万左右，而农村则在30万至40万左右。

实际上，不止是大凉山彝族地区，全国农村高价彩礼背后，体制内“金饭碗”的身份都是重要因素。

因势利导方能根治高价彩礼

正所谓“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高价彩礼一旦形成，背后就会形成一张错综复杂的人情江湖，每个人都被裹挟在其中，即便人们对此深恶痛绝，也很难从中挣脱，这也是高价彩礼治理的难题所在。

这几年，很多地政府出台了彩礼给付标准，比如四川凉山州制定《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规定彩礼不得超过10万元。作为高额彩礼重灾区，江西省多地依据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制定了彩礼限额。可以看到，有些地方村里的大喇叭广播了，宣传标语也张贴了，甚至有村干部直接进驻婚礼现场。

但是这些政策效果甚微，还容易引发老百姓抵触情绪，恶化干群关系。有时候，一项措施出台，遇到部分群众抵触甚至投诉，地方政府会迅速退缩。

所以，大凉山地区移风易俗两年来，彩礼依旧水涨船高。显然，一纸条文并不能破解这一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

比起直接出台“一刀切”式解决办法，治理高价彩礼其实更为重要的是因势利导，地方政府应当在自己能够掌握主动权、打击面广的领域出手。

比如，在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招录、入党申请等环节中，把高价彩礼作为政审的主要内容之一，对于现任官员，可以把高价彩礼纳入考核评级体系之中，同时可以将高价彩礼与政府补贴 、贫困补助等公共福利进行挂钩。

在不明确限制的高价彩礼的情况下，让收取高价彩礼的人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损失之中。不过执行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前期的政策必须宣传到位，向老百姓阐明高价彩礼背后的利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