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父亲是杀人犯后，28岁的高玉言说，我不是觉得失望和难过，而是觉得无奈。“恨没有什么用，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或许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选择了就得承受，既然他做了这样的选择。”对于受害者家属，高玉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去承诺什么。他选择接受整个事实。这些话曾得到了一些人的理解，也受到另一部分人的质疑：冷血、伪装、自私自利。理解的角度有很多，质疑的理由只有一个。他的父亲是高承勇，白银性变态连环杀人案的凶手。第一次杀人正是高玉言出生那年，而最后一次杀人的时候，高玉言14岁，考了全镇第一。
有资料说，当年考全镇第二的女孩是追捕高承勇警察的女儿。说法无法从其他资料佐证。但高玉言上的青城中学，学风自古优良远近闻名，有些交集也不奇怪。高家更是青城镇上传承200多年的大户，以医术仁心传家，相传“碰到个蚂蚁都要绕开走”。民国时高承勇的爷爷曾在镇上开设医馆，后来望族衰落高家分家，到高承勇父亲高作华这一代慢慢有些走入歧途。他以务农为主，也做过非法生意，性格与祖辈也不同，容易翻脸不认人。高承勇在家里排行第八，除了在父亲严厉教育下性格过于内向，和关系最好的二哥意外跌入黄河20岁早逝以及母亲早逝之外，从小到高中的成长过程倒是很正常。
那个年代，所有人一样经济困难，一样是多孩家庭，然后一样希望通过高考走出农门。不过和网上成绩数一数二的传言不同，高承勇在学习上并没有突出的地方，只是不调皮那一类。他喜欢读书，常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和言情武侠小说，但是英语成绩总是上不去，还留过一级。1984年复读一年的高承勇报考了飞行员，门槛并不高，“初中毕业就能考，只要不是下三烂，体检通过就行”。高承勇没有考上，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政审不行，另一个是他的成绩差了3分（或1.5分）。他的学历也因此一直是“高中”，谈的女朋友因为读了中专，自感配不上她的高承勇也选择了放手。
这一年里，高承勇的父亲因病瘫痪了。他守在床前照顾，曾经半夜骑自行车跑到30公里外的白银市给父亲买药。老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借钱给儿子操办了一门婚事，女方叫张清凤，高承勇嫌她性子直。不过碍于父亲，最后还是结了，不久父亲也离世了。
婚后的生活高承勇形容说：贫困，更加贫困。穷得让我没法选择。他的高中同学大多考上大学留在城市，有的还做了官。高承勇要强，从不和这些人联系，他曾对朋友说“我们在农村里，我们是人渣吧。”但他也迫切想有个赚钱的工作。最开始高承勇跑到白银或靖远打零工，1986年又做起了藏刀生意，之后又去903工厂倒卖废金属，炼过炉，也干过搬运和装卸。他自述最喜欢做搬运工，不用算计，干多少活儿就挣多少钱。
1988年，高承勇的大儿子高玉言出生了，在月子里的张清凤吃到最好的东西是邻居施舍的馍馍。高承勇不在家，莫名其妙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再出现时他已经背上了一条人命。那一年5月26日，白银公司的女职工“小白鞋”惨死家中。颈部被切开，上衣被推至双乳之上，下身赤裸，大腿内侧有血手印，上身共有刀伤26处。凶手正是24岁的高承勇，这是他第一次在白银市杀人。他讲述，作案是想弄点钱花，后来见“小白鞋”长得漂亮又拿走了她的影集，晚上在被窝里看完后烧掉。当时这起案件被当做偶发性个案，尤其高承勇猥亵了小白鞋却没有强奸，一度被怀疑是仇杀，办案方向也放在了排查劣迹前科人员上。高承勇侥幸回到了农村老家，村里人看到他说，“老实、孝顺，就是一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憋屁”。说的是有一次高承勇和妻子去邻村的一个舞厅跳舞，一个小混混调戏了他的老婆，高承勇找人理论，却被对方捅了一刀。然后他就捂着伤口回家了，没有报警也没有追究。回到镇上的高承勇承包起了大棚种地，但因技术不行没能赚钱。后知后觉的村里人推测，可能是做了案，要掩人耳目有些心不在焉。大棚做不下去，高承勇又返回了白银去到当地短工市场胜利街打短工。
1994年到1999年，高承勇一直在胜利街周围不到1000米的范围内打工、作案。仅仅1998年一年就作案4起。其中包括一名8岁的女孩，这个年龄和高承勇的二儿子一样大。中间1996至1997年他也短暂去过包头做锅炉工，犯下两起命案。相同的手法都是切开受害者的颈部，捅刺身体数十刀，每次作案，他还会穿上黑色或深色的衣服。一回家，自己就把带血的衣服洗了，谁也看不出来。不同的是1998年的高承勇有了切割受害者皮肉并带走的习惯，包括乳房、头皮、耳朵、背部的皮肉等等。而有的受害者被性侵，有的没有。他作案之后，还会用受害者家里的水池清洗作案工具，有一次还泡了人家的茶，喝完后才离开。
也因为没有明确的目的，手法过于夸张，人们越来越恐慌。甚至到最后主动给高承勇安排了一个动机——只伤害穿红衣服的人。传闻中高承勇谈过一个爱穿红衣的女朋友，后被感情伤害于是发誓报复。不穿红衣服就不会得罪高承勇。事实上这个谣传来自白银当地的一个民间传说。受害者并没有穿红衣，高承勇杀人也不讲仇怨。他就随着传说游荡在白银市街头，神出鬼没踩点作案，又随机杀了两个人，到2002年，一共杀害了11名女性。但也是这一年，他停手了，举家搬到了白银长通电缆厂的职工楼。原因是大儿子高玉言上了白银的高中，成绩排在镇上第一名，全家都去陪读。不过因为高中住校，每年只在过年时父子才能见上一面。2006年秋天，高玉言考上了名牌大学，圆了高承勇的梦。
大儿子离开甘肃前一年，高承勇又换了租房点，带着妻子和二儿子搬进了棉纺厂家属院3号楼。这个地方距离他杀害的第八个人家不到100米，当年白银市的警察们不少也都住在这个片区。不知道曾经高承勇有多少次像无事人一样路过受害者的家，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和侦查民警擦肩而过。
2012年之后，高承勇的妻子承包了白银市工业学校的小卖部，高承勇帮忙看店。“没有改善到经济，普普通通的人家生活。”一直到2016年8月26日高承勇在自家小卖部落网。侦破的过程一个要归功于科技的进步，另一个是高压反腐之下，高承勇的一个堂叔因为行贿罪被收监，以此有了数据对比，再通过族谱锁定了他。有一些运气也是一种必然，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得知父亲被抓后，高玉言才把白银案把父亲联系到了一起。“我比别人更了解他，但我其实并不了解他”，高玉言想了想说。“他身上有一些我比较讨厌的缺点，但是有血缘关系嘛，是吧。他是本身命比较苦的人，但是他做的选择的确是，只能说让人非常遗憾。”后来的后来在采访里高玉言又断断续续拼凑起来一些回忆。比如他出生那年父亲杀了人，比如父亲结婚分家时和家里亲戚闹出了矛盾，曾经考过飞行员，因为落选和女朋友分手。再比如14岁之后父亲的脾气在一夜间改变，母亲身上没有了伤痕，出去打牌也适可而止。
根据新闻线索，高玉言曾经回想这些事的关系。但他想不出来，也没有问过父亲。“在我心里，他已经不是个好父亲了。”在高玉言的记忆里，父亲还是一个喜欢赌博和家暴的人。不知道他一共输过多少钱，但父母经常因此吵架。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过动手，他总觉得父亲是打过母亲的，因为母亲身上有伤。稍微懂事一点之后，高玉言尝试劝父亲收手，没有用。“我没有什么办法让他做出改变，我就不劝了，这个事情，还得靠自制力。”他觉得父亲是一个沉稳的人，但是胸怀和气量不是很宽广。或许这样的人做得出的最坏的事是赌博了。父亲被抓的当晚，他也没有给母亲打电话。在判断里，母亲不太可能因为父亲的事自杀，但可能因自己而情绪波动。与其回去让母亲担心，不如平平静静无事发生。“那个时候就算我打了个电话回家，又能怎么样呢？如果第二天再打给她，她可能会觉得我那天晚上睡了一个好觉，是吧？”
理性的令人不解，父亲变化做儿子的怎么可能没有听说？知道之后又怎么能这么冷静，对受害者没有一点愧疚。感觉像是做好了技术性的准备，撇清了自己和父亲的关系，又暗戳戳的替父亲做了找补。同时给出了旁观者不用思考就能听懂的答案，滴水不漏。大众想看到的或者认为他应该深恶痛绝，道歉谢罪才对。但似乎这也只是普通人的普遍想法。代入高玉言本人，这种事已经无法感情用事，因为确实没有。他既是加害者的儿子，也是受害者的一员，凶手是他的父亲，也只是一个陌生人。父与子之间好像有一种联系，但对于整个白银案并构不成特别的因偶。父亲杀人的事，早在他14岁之前就做下，并结束了。上了大学后，父子十几年里见面次数已经不超过20回。他感受到的只是父亲的冷漠，心理建设了那么多年之后，从别人口中听到父亲又做了坏事，就像听了一个故事。情绪出自于感情，而非血缘，没有得到任何爱，也就没有特别的恨。与我们设想的情况相比，虽然少了些波动，却也无比真实。而且高玉言本身也不同于其他报道中的人物。从小他就逃离了原生家庭，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是某研究所的高端人才，后来听说因此事被开除，不知真假。但很明显，他的内心平静与否，面对媒体却始终知道要保持冷静。因为他真的读过书，是个有知识有思想已经独立的人。无法选择出身，也无法改变已经成为事实的事实，唯一能做的就是全部接受。这样的人很理性，也很自私，很冷漠，也是一种成熟和解脱。只是他想要离开父亲，这一点上，却又像极了他的父亲。
在交待杀人动机时，高承勇说，杀人是因为自己穷，因为她们反抗。而对那个8岁的小女孩，他说，我也想控制自己。可我的心理出了问题。有时候很善良，有时候很疯狂。警方分析高承勇的这个回答说明他是一个防备心很强的人。且作案时懂得分析现场的情况，适合强奸的就强奸，不适合的就图财。“可能有双重人格，双重目的，生活上需要钱，变态心理上需要干那种事。”
事实上高承勇落网后接受过多家媒体的采访，每次的回答都不太一样，一次比一次敷衍。或许是采访太多他不愿回忆，也许就是他异常聪明，知道如何搪塞。比如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如何避免被你这样的人伤害，高承勇说，多装些天眼。后来记者的稿件都写上：高承勇停止杀人是因为害怕摄像头。而另外一次问到为什么停止杀人，高承勇说，老了杀不动了。不用思考就知道这都是胡扯。在他内心深处一定有纯粹的目的和强大的欲望驱动，但不一定是一个欲望。因为那个年代落榜的很多，贫困也很普遍，有人因此发疯或误入歧途，却没有人因此成为性变态杀人犯。但是“他想告诉你的，你可能会知道；他不想告诉你的，你根本不可能知道。”
执行死刑前高承勇画了一幅画，画里有一座房子，一棵树，还有一个裸体的男人，背对着房子。内心的某些情绪都藏在这幅画里。高承勇没有解释，他说，时间能解决这些问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就如同他的儿子依然遭受议论，那些受害者的家人也无法释怀。小白鞋死后，白家就陷入了指责、家暴、争吵的怪圈。白母一直认为女儿出事时，儿媳就在屋内，只是为了保命装作不知情。白父责怪小白鞋的弟弟那天不该和人换班，害死了姐姐。小白鞋亲戚的女儿曾睡过小白鞋的床，得知出了命案，这个女儿精神失常。小白鞋的男友被当做重点嫌疑人审查了三天三夜，出来后再也没有回过白银。在一次家暴之后，白家彻底散了。自认有罪的白母和弟弟陆续搬出了家，白父独自守着案发地直到拆迁。案发第二年小白鞋的弟弟服下安眠药去世，2014年小白鞋的母亲也在悲痛中离世。那时她早已经和白父离婚，和亲戚断了联系，侍奉在床前的是儿媳妇。但是直至临终，她没有对儿媳说过一句话。无法原谅对方，也不能原谅自己。1994年被害的石某年仅19岁，她在供电局做服务员，是石家的儿媳闫女士安排的。她对小姑子说，城市比农村好。结果只上了半年班就出了祸事，闫女士无脸再见公婆，4年不敢回老家。8岁女孩的姚某死后，她的父母又生了一个孩子，从未和这个孩子提起过还有一个姐姐。1994年8月，时任白银公安副局长也遗憾离任。在他的任内，第一、二宗白银强奸杀人案悬而未破。等到高承勇被捕时，这位副局长已经80多岁，他并不开心：案子在你这没破，说明你没本事，害了许多人。
而对于案件之外的白银人，耻辱犹在。因为“变态连环杀人案”，白银成了变态疯狂的代名词。1988年5月至2016年8月高承勇归案,案件前后持续了28年，白银人也郁闷了28年。在高成勇第一次作案的前一个月，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关闭了最后一个矿坑。白银的矿产资源进入枯竭期，90年代的职工迎来下岗潮。
这一时期，高成勇在动荡的白银市杀害了5名女性。白银很小，口口相传中很多人听着听着就发现自己和被害者是熟人。当红衣女子招魂传说飘荡在大街小巷，尽管警方澄清受害者并非身着红衣，本就提心吊胆的白银人还是锁上了衣柜，关上了大门。一夜之间所有红色衣服在白银滞销，而从命案发生开始，白银的中学就慢慢取消了晚自习。
全市年轻男性基本也都不止一次被警方喊去取样调查，这是当年办案的无奈，也让很多无辜白银人感到羞耻。
2002年，高承勇杀完第11个人停手了，白银有了些许平静。
但两年后，白银公司就正式宣布破产。
年轻一代不得不背井离乡，留守的人们守着黄河开发石林景区谋求城市转型。也是这一年，白银杀人案和包头杀人案并案，白银警方定性“性变态杀人案”。新的恐怖故事有了素材，却让离家的白银人再次压抑，而石林景区5A挂牌也一推再推。有一种说法，去白银旅游路过黄河的河中岛，出租车司机总会忍不住提一句，高承勇就把割来的尸块扔在了这里。
2016年高承勇终于落网，白银人在街头点燃鞭炮庆贺。却不想互联网上一部“白银往事”传遍全国，标签还是没有撕掉。外界习惯把变态和白银划上等号，和现在的烧烤谈判、铁链出击、井盖警告一样。一个人的错事，是一个城市共同的阴影。不禁也想起这几天因为一起公共事件，一座转型求变的城市也同样走向了极端。如果一个地方的人杀了人，那整座城市的人会不会都是变态？如果一个地方出了小偷呢？
“地域黑”里有理得清的人性和法治，还有很多不明真相就被迫改变的人生轨迹，反反复复经历折磨。他们的孩子也依然会在互联网上看到被不断改编、加工的“白银往事”。尽管高承勇并不是白银市人，尽管这些案子已经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