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公民手中的大量武器在你的国家是很正常的，甚至有时是优先考虑的。政府本身也力图武装被占领地区的平民，以便激活地下活动或游击队的行动。但随着和平生活的到来，这些武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特殊的措施来应对这些武器。

最近我去了一趟加尔东堡，为了更好地了解这座城市和它的历史，我阅读了当地作者写的关于战争时期的作品。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尤里·伊万诺夫的小说《火葬场的舞蹈》，我建议大家读一读。

书中详细描述了战争突然结束时的情景。13到15岁的战斗队员们从殡葬队员变回了孩子，开始上学。他写到，每个男孩都有武器。在1945年秋季的每个星期，课堂上都会进行一次“解除武装”。孩子们的手枪和弹药会被收走。直到1946年新年，才成功地消除了孩子们普遍的武装。

而这些只是孩子们。成年人手中有多少武器呢？在曾经发生过战斗的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武器。

在我家乡的耶尔茨，尽管德国人只占领了大约10天，但直到今天，家里的阁楼和地下室偶尔还能找到一把手枪，甚至是一挺机枪。最近一个我知道的例子是：几年前，一位朋友在修理父母家的屋顶时，在阁楼上找到了一把包裹在油布里的德国瓦尔特手枪。是的，他把它交给了警方。

此外，还有很多故事是关于老兵们回家时，试图带回一些能打的武器。顺便说一句，这并不容易，因为政府会监控，确保战士们回家时没有武器，但显然任何禁令都是可以绕过的。

在许多家庭中，都有这样的故事：爷爷从战场带回了一把帕拉贝鲁姆手枪，奶奶后来把它藏起来，免得爷爷喝醉了惹麻烦。直到现在，全家人还在四处寻找它。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针对公民非法持有武器开始于1943年。随着被占领地区的解放，机关开始从公民手中收缴武器。特别是因为，德国人在撤退时，试图组织由苏联的逃兵和合作者组成的匪帮，并为他们提供武器，以便他们在解放后在苏联军队后方行动。

1943年2月，成立了战利品旅，其中的一项任务就是收集敌人武器并将其送往再加工。战争期间，战利品旅共收集了257,000挺机枪、300万支步枪和大约20亿发步枪子弹。

此后，解除民众武装的工作持续了多年。值得注意的是，从1980年3月10日到5月25日，在莫斯科奥运会前夕，KGB开展了“武器库”行动，期间共从民众手中收缴了：

“由国家安全机关、KGB特别部门联合检察院和内务部门共同执行的行动中，收缴了民众的6905件火器，其中包括25挺机枪、146支自动步枪、1676支步枪和卡宾枪、828支手枪和左轮枪、1750支小口径枪支、2480支截短枪和自制的膛线枪。”

如上所述，这些武器中的大部分是自战争时期起就一直由民众保管的。

如果总体谈论苏联公民手中的武器命运，可以总结出三种主要的情景。

大部分武器要么被交给了警察，要么被执法机关收缴。尤其是对于自愿交出武器的人，他们会免于任何责任，有时甚至能获得奖励。否则，持有火器是有可能被判刑的——根据当时的法律，刑期从三年到八年不等。

在那个时候，人们有一种方法可以合法携带武器。我曾多次听过这样的传闻。为了避免责任，人们会写一份声明：我，某某某，携带手枪前往警察局交枪，日期，签名。然后，如果被警察拦下，就出示这份纸条，并告诉警察，自己正是要去警察局交枪。 但这不过是城市传说罢了。

另一种武器的去向是落入了犯罪分子的手中。就像警察一样，犯罪分子也试图将武器掌握在自己手中。大家都知道90年代的动荡局面，但实际上50年代也有动荡。当时，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境内充斥着大量的匪帮，许多匪帮武装往往使用的是战争遗留的武器。在这里可以提到著名的“黑猫”匪帮，它的故事成为了小说《仁慈时代》的基础，并且被改编成了电影《会面地点不可更改》。还有电影《53年的冷夏》，在其中这些匪帮成员被生动地描绘出来。

在这里，武器的命运各不相同，有些最终还是回到了警察局，有些则沉入了河底或藏匿在地下室。而有些武器在90年代时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并被“兄弟会”们重新装备使用。

还有一种命运是将武器藏起来，“以防万一”或“以防出事”。这些都是口耳相传的故事，几乎成了民间传说，但这类故事却很多。在我所在的村子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故事：在某个地方埋着一把手枪/步枪/手榴弹/刺刀。而知道具体埋藏地点的，只有曾经是前线老兵的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