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房氏家族曾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 60 个大家族之一，主要分布于济南历城、长清和德州齐河一带，曾有“天下房氏，望出清河”的说法。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时期担任丞相的房玄龄使房氏家族走向了鼎盛，而在房玄龄死后，他的次子房遗爱牵涉争储被斩，导致房氏家族在历史舞台上悄然淡出，房氏家族的兴衰令人叹息。
清河房氏——历经汉唐的名门望族
在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的冀州（后改名为齐州 ，治所在历城县，即今山东省济南市）临淄，清河房氏诞生出泱泱大唐的一代名相——房玄龄 。 而“房谋杜断”（房玄龄多谋略，杜如晦善决断）绝世之才的背后，是房氏 8 代荣耀的仕文化土壤。
相传，尧没有把帝位交给他的儿子丹朱继承，而是禅让给了立有大功的舜。这是禅让制的肇始，也是“公天下”的开始。舜继位以后，封丹朱于房（今河南省遂平县），为房邑侯。丹朱之子陵袭封后以封地为姓，史称房陵，为房氏家族的始祖 ，后代遂为房姓 。后来，房国灭，族系离散。
直至西汉末年，房玄龄先祖之一的房雅担任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东南）太守，族人相继聚居于此，逐渐形成了清河房氏一族。后来，房玄龄八世祖房谌跟随南燕开国皇帝献武帝慕容德南下山东，定居济南，居于历城。房谌将与他一起南渡黄河的房氏宗亲，安置在离历城不远的东清河郡历城赵山之阳，即今济南市历城区彩石街道。
清河房氏一族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才辈出：房植仕于东汉 、房旷与房默兄弟仕于前秦 、房谌仕于南燕、房法寿仕于北魏、房豹仕于北齐、房彦谦任隋朝监察御史等等，遂形成房氏显赫的士族大家。
因年代久远，房氏家族聚居的彩石早已没有了宅邸、故居等历史遗迹，今仅存两座隋朝时的冢墓——清河太夫人墓（隋大将房仁裕之母李氏墓）和唐朝开国名相房玄龄之父房彦谦墓 。唐初，受房玄龄所托，房彦谦碑文由有一代文宗之誉的李百药撰文、楷书四大家之一的欧阳询书丹，成为这个家族留存荣光的一瞥。迄今，每年都会有多则百人、少则数十人的房氏后人在这聚会祭拜。
所幸 ，房氏 8 代族人从东晋十六国时期一直到隋朝的 200 多年间代代为士，在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辈出领袖人物，其历史成就已存于《旧唐书》《北史》《资治通鉴》等史册当中。仅记载于《北史》的房氏名士，就有房法寿及房景伯、房景先、房景远三兄弟 ，还有房熊 、房豹、房彦询等 。这些房家名士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北方鲜卑等胡族政权的建设，成绩斐然，颇受百姓爱戴，被传为佳话。
“天下规矩房伯武”是《后汉书·党锢传序》的名句，指的就是房氏家族先祖之一的房植 。房植，字伯武，以经学知名，是东汉有名的士大夫。东汉末年，桓帝诏公卿举贤良方正，房植被征辟为朝右公，后任东汉司空。因屡谏皇帝不听 ，房植辞官 ，开基传业，成为东汉末年士人的精神领袖。“党人”一词，自房植始。
“房公甘泉”是今山东德州乐陵有名的古八景之一。北齐时，房玄龄的祖辈房豹为乐陵太守，治魏王城。当时，乐陵地势低洼，水多卤浊 ，百姓饮水非常困难。房豹召集民众掘井寻找洁净水源，掘成易源井，井水甘洌可口，解决了饮水问题。百姓感激房豹亲政爱民的功德，将泉更名为“房公甘泉”。
从房玄龄的天祖房法寿起，几代房氏代表人物均在清河、齐州等家族聚居地担任过地方官。房玄龄之父房彦谦，40 岁时已担任隋朝监察御史 。房彦谦喜文墨，古之经史典籍无所不通，虽家资素殷，但不喜黄白金银，俸禄除了家用外皆馈赠、接济亲友，以至家中从无余财，这对房玄龄的一生影响至深。
至唐朝中书令、梁国公房玄龄时，清河房氏已有 9 代。在魏晋南北朝混乱的变局中，房氏家族虽经跌宕，但经久不衰，且愈发壮大，逐渐形成了令隋太子杨广也忌惮有加的青齐（山东古代属于青州，山东的别称又叫“齐”，所以青齐指山东）豪族集团之一。
据台湾著名学者毛汉光教授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中最重要的士族之家共有 60 个，清河房氏荣膺在列。而清河房氏家学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房玄龄，更是以其高尚的士大夫品格与超群的政治智慧，与唐太宗一起奠立了大唐的制度体系并造就了初唐的盛世气象，遂有了后世称颂的贞观之治。
不仕则农——兴盛 300 年的经济密码
兴盛家族 300 年 ，房氏家族的成就并非偶得，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世家的一个缩影。
西汉以来，儒家经学在民间广泛传授。清河房氏家族也受到影响，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世代研习经学，以儒家思想作为安身立命的家学，培养德才兼备的家族人才，以至家族人才辈出，绵延不断。
在经学方面，房氏家族的研究成就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末年，那时清河太守房雅一支已安居济南。当时，居于琅琊郡不其县（治所在今青岛市城阳区北）的房氏族人房凤，师从尹更始，习学《穀梁春秋》，并自成一门，有尹、胡、申章、房氏四学之说。有学者考证，房玄龄的先祖房雅受任清河太守，也是因学识所得。
即使身处逆境，房氏族人也不忘家学。房玄龄的天祖房法寿的族侄房景伯、房景先、房景远三兄弟，幼年经历了祖父被杀、父亲离世的变故，其母清河郡武城崔氏在丈夫去世后，便承担起教子读书的重任。崔氏亦出自清河地方大族，熟读经史，贤惠知礼，因而能亲授《诗经》《礼记》等经典。在她的悉心教育下，三子都成了当时的名士，并个个出仕为官，被传为佳话。崔氏也被称为中华十大贤母之一。
从经学研究到经世致用，房氏族人对家学渊源的世代传习奠定了高起点的家族发展基础。乡举里选的官员选拔制度，又为房氏家族铺设了学养为官、向上发展的通道。
西汉以来，选官制度莫非察举、征辟、射策、任子、赀选、上书拜官 6 种途径。房氏子弟起步从官，多为察举、征召、射策 3 种，要依赖刻苦学习、修炼品性、磨砺能力，以使自己德、能、才、识兼备，方才有机会入官。
不仅如此，以家学及礼法立身的中国乡土文化，在房氏家族身上发挥了利己利人的积极效应。从《旧唐书》《北史》等及一些地方志中记载，房氏族人注重乡里形象，讲究礼法仁义，乐善好施，在地方上以德服人，这不但使他们成为地域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又让家族在地域上具有了强大的号召力。可以说，清河房氏家族的兴盛，是自西汉以来以“仁孝礼让”为选举标准，导致制度模型发挥效用的一个典范。
不仕则农，是房氏家族兴旺不衰的另一种精神密码，也是以房氏为代表的我国古代名门望族的一大文化身份。定居于清河数代的房氏家族，靠着农业生产、园圃、林木种植、饲养、蚕织和酿造等庄园经济，支撑了家族世代研习经学，培养了德才兼备的人才。庄园经济的发达，断绝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可能，同时让“桃花源”式的归隐成为了另一种体面的生活选择。
南北朝时期的房豹就是典型代表。房豹 17 岁任齐州主簿、博陵（今河北省安平县）太守等职。北齐灭亡后，房豹归隐历城故里，堆山筑池以为园，过起了田园生活。后来，胡族新朝廷多次征召，他均请辞，终老于家，被后人称为“博陵君”。其所居被后人称之为“历城房家园”。房豹自诩房家园堪比西晋富吏石崇的金谷园，风景秀美。晚唐时，房家园还被称为历城景象最胜的风景地。房豹曾办过一场齐州名士会，为第二天返回邺都（今河北省临漳县）的齐州参军尹孝逸饯行。会上，众人诗酒唱和，尹孝逸有诗云：“风沦历城水，月倚华山树。”这是现存最早的吟咏济南历城、华山景色的名句。
再如房玄龄之父房彦谦，曾在北齐任刺史主簿。北齐为北周所灭，房彦谦心冷，辞官回家务农，“遂优游乡曲，誓无仕心”。隋朝建国后，房彦谦再次入朝为官，任监察御史，因屡次进谏不受，深知隋朝不长，不愿再受牵连，便二次辞官回乡。只是这次朝廷没有完全同意，房彦谦最终卒于任上。
耕与读、农与仕，通过清河房氏一族几百年的经营，形成了家族营生与文化人格的统一，为他们的生存选择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保障，进可入仕做官，退可归隐田园。仕与农的文化选择，一种激进、一种豁达，共同形成了房氏家族的人格基因。而在随后的制度演进中，“不仕则农”还被固化成了许多文化世家共同的“耕读传家”的家族传统，作为唐中期以后众多中国人治世选择的途径。
不仅如此，因当时社会精英们把“家”“乡”牢牢绑定在一起，使先进的文化与土地紧紧相依，这也就是“家乡”一词的由来。这背后存在着中国官民社会互动的一个逻辑：于乡里积累誉望入仕为官，为官后反哺家乡家族。这就促使了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长久保持着经济与文化的平衡。
让人意外的是，进入隋唐之后，在这一文化土壤下诞生的房氏家族的“巨子”房玄龄，却亲手把这种平衡推向了尾声。
由盛转衰——丧失赖以生存的土壤
房氏家族，在历史上因盛唐名相房玄龄而进入顶峰，但在房玄龄之后突然衰落，一蹶不振。房玄龄（579—648），名乔，历任唐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职务。从贞观三年（629）担任尚书左仆射到贞观二十二年去世，他担任宰相长达 19 年。作为李世民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房玄龄亲手推动了贞观之治，与杜如晦一起创造了“房谋杜断”的佳话。
早在隋开皇十六年（596），也就是隋文帝在位时期，年满 18 岁的房玄龄走出了个人仕途的第一步。《新唐书·房玄龄传》曰：“年十八，举进士。”虽然仍是“举荐”，但在房玄龄入仕之时 ，延续 近 800年的官员选拔制度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早在开皇七年（587），隋文帝杨坚下诏 ，命令各州每年举荐 3名人才到长安，但举荐后并没有立即任命官职，而是需参加考试，唯有通过者才能做官，改变了过去通过举荐直接为官的历史先例。这成为科举制度的开端，悄然打开了仕途文化的新历史周期，也影响了此后如房氏这样千百个地方家族的命运。
杨坚创立科举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西汉以来延续的选官制度已不适宜。
房玄龄对“助益”房家几百年的选官制度是何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他监修的《晋书·刘毅传》中，记录这样一句话评价九品中正制：“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可见，他对此选官制度的弊病，并不否认。
房玄龄并未因“举进士”而顺利进入隋朝为官，而是与父亲一同在隋鼎盛之时看到了隋灭亡的征兆。
开皇十六年，隋文帝巡行北邙山。此时正是大隋国富民强、盛世繁华的最美光景，很多大臣都对杨坚顶礼膜拜。但看到这一盛景的房玄龄对父亲房彦谦说：杨氏皇族“上无功德”，“妄诛杀”，“不为子孙立长久计”，“视今虽平，其亡，跬可须也”。房彦谦虽立刻阻止儿子“妄言”，但在日后主动辞官避祸。
南北朝时期的政权更迭频繁，一个大家族仅仅依靠推举族人入朝做官是无法实现家族的长期繁荣的，这让房氏父子更加谨慎出仕，避免为家族引来祸根。
隋朝建国后不久发生的废长立幼及隋炀帝被刺杀事件，印证了房家父子的“预言”。
为了让家族长久地繁荣下去，当时房家的 3 个子弟房仁裕、房玄龄和房山基分别投靠了王世充、李渊和瓦岗寨李密 3 个政治集团。与其说是房玄龄的政治眼光选择了李唐，不如说是房玄龄服从了家族的安排，兄弟 3 人被安插进不同的政治力量当中，以降低家族的风险。此后，房氏家族纵横捭阖，房玄龄更是运用家族关系，使瓦岗集团转投李唐。
唐政权建立后，房玄龄在推动著名的贞观之治的同时，也将房氏家族推向了鼎盛。然而，真正威胁房氏家族的并不是政治动荡，而是家族赖以上升的选官制度的变革和社会资源向城市的流转。
随着唐代科举制度日渐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受新的入仕制度的牵引，士族开始大量迁入城市，这个从乡土转向城市的过程贯穿了整个唐代 。齐州的房氏后人亦概莫能外，房氏诸宗支大多迁离齐州以利科举，房玄龄的子孙也都成为城市中的官僚集团。
农村的文化精英、资金流向城市 ，导致农村的文化 、经济基础日渐弱化，而乡里的家园也只成为调养身心的临时住所，曾活跃于乡里、有力地支撑着中国乡土文化存续的地方豪族，渐趋离散。
晚年的房玄龄一方面向上事君以忠，推女儿成为韩王妃、次子房遗爱成为高阳公主的驸马；一方面又常常深自卑损，不敢炫人傲物，忽视经略家族故地，对师友之谊也不敢轻易举荐，最终走向“自闭”。年轻时，房玄龄曾受恩于隋吏部尚书高孝基的举荐，但他为相后，却忌惮朋党之嫌，仅举荐寥寥几人。
贞观二十二年（648），房玄龄与世长辞，终年 69 岁。李世民为之废朝 3 日，追赠太尉，谥号“文昭”，陪葬昭陵，与初唐其他 23 位开国功臣一起画像并供奉于凌烟阁，后配享太宗庙廷。
但是，这位大唐名相的殊荣并没有持续多久，仅仅 4 年之后，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与其妻高阳公主被指谋反，房遗爱被处死，公主赐自尽，诸子被发配流放到岭表（岭南地区）。另一个儿子房遗直也被连累，被贬为铜陵尉。房玄龄配享太庙的待遇也因而被停止。唯政治变乱中投靠晋王李治（后称帝为唐高宗）的房玄龄同族房玄基一门得以幸存，中唐时期房玄基之后房融、房琯虽官拜丞相 ，但这已和当初兴盛不衰 300年的清河房氏无关。
此后，经历了重大变乱的房氏家族已逐渐离散，聚居乡里的成员多数务农或经营家族剩余的庄园经济，家学传统随着居于城市中的房氏精英被政治牵连，未能传承下去。曾显赫 300 余年的清河房氏，在家族星光最耀眼时，却没能留住最根本的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因而再也没有东山再起。
清河房氏家族兴盛的背后，是中国儒家文明与乡土文明的深刻融合，也是千百个历史文化世家的传承密码。虽然房氏最终没能顶住历史的变迁，在科举制度下衰落，但这种普惠、公平的仕途制度让更多的寒门子弟获得了机会，耕读传家的历史佳话不仅没有就此打住，反而在此后的历朝历代，在千百个普通家庭中发扬光大，正如唐代刘禹锡的名句所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