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贞观年间储位之争始末

唐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武装政变，杀死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太子与秦王争夺储位的斗争最终以“玄武门之变”的血腥形式宣告落幕。李世民成功夺得太子之位，并顺势在两个月后登上皇位，成为最后赢家。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当政期间，他的儿子们重蹈父辈的覆辙，再度陷入储位争斗之中，甚至差点又一次重演兄弟相残的悲剧。关于贞观年间的储位之争，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太子废立之争。太子承乾与魏王泰围绕太子之位，一个要“保”，一个要“夺”，势同水火。这一阶段 从贞观十年（636）开始，至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李承乾因谋反被废为庶人结束。

李承乾于武德九年十月被立为皇太子，此时他年仅八岁，魏王泰更小，二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纷争。据史籍记载，二人围绕储位展开争夺是由于后来李承乾患上足疾，而其时李泰却因“宠冠诸王”产生了夺嫡的想法：“承乾先患足，行甚艰难，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衅隙。”李世民宠异李泰至迟是到贞观十年表现出来的。贞观十年，李泰封魏王、为相州都督，但太宗特许其“不之官”，即不必去封地上任，可留驻京畿；同时，“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趋拜稍难，复令乘小舆至于朝所。其宠异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李承乾一方也开始了编修书籍的工作，“十一年，⋯⋯庶人承乾令撰《孝经义疏》，颖达因文见意，更广规讽之道，学者称之”、“十一年，⋯⋯时承乾在东宫，命师古注班固《汉书》，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编之秘阁”，可知在李泰置文学馆招引学士之时，李承乾也令孔颖达和颜师古编撰书籍。李承乾此举正是为保住太子之位、对李泰进行反击的政治筹码，撰述的“开始时间恰是李承乾太子地位产生动摇的时候”。

此外，马周在贞观十一年（637）上疏“汉、晋以来，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立定分，以至于灭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于私爱，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今诸王承宠遇之恩有过厚者，臣之愚虑，不惟虑其恃恩骄矜也”，并以曹操宠爱曹植致其在曹丕即位后“有同狱囚”的先例警示太宗，奏疏中的“溺于私爱”“今诸王承宠遇之恩”应当就是针对其时太宗过度宠爱李泰而言的，“不惟虑其恃恩骄矜”也隐约显示出李泰似乎倚仗得宠而有不轨之念。这表明此时李世民对李泰的溺爱已不仅是帝王世家中简单的父子亲情，而是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对朝政产生了一定影响，以致引来了朝臣的上谏。

此后太子承乾与魏王泰的矛盾愈演愈烈，太子失德，最终以谋反被废，此处不再赘述。

第二阶段是择立新太子之争。李承乾被废后，立谁为太子？朝廷围绕新储君又产生争论。按常理推断，李承乾被废后，最有希望被立为新太子的只能是李泰。首先他是李世民的嫡次子，从继承顺序上讲名正言顺。其次他既有自己的政治势力集团，又有一定的声望与美誉，较之其余皇子更易于得到朝野上下的支持。再者李泰最得太宗宠爱，因而皇帝本人的意愿也应是倾向于他的。

然而，或许是太过急于求成，李泰在离储位只一步之遥的关键时刻做出了两个愚蠢的举动，从而断送了原本“三重保险”的光明前途：一是他向太宗 “保证”若自己登上皇位，百年之后一定会杀了自己的儿子，把皇位传给弟弟李治；二是得知太宗似乎有听从长孙无忌的建议传位李治的意向后，他前去恐吓威胁了李治。这两件事再加上褚遂良的进言、李承乾的“控诉”，使得李世民意识到李泰有着“阴狠”的一面，若传位于他，则很可能会又一次上演兄弟相残的悲剧。

为能同时保全自己的三个爱子，也为避免后世再度发生诸王觊觎储位而与太子相争之事，唐太宗最终决定立仁厚的幼子李治为皇太子。就此，年幼无争的李治成了这场储位之争中的最后赢家，这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局想必令时人及后人都不胜唏嘘。

第三阶段是改立太子风波。李治被立为皇太子后，太宗又想立“类己”的李恪而被长孙无忌劝止。

此事在两《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等史籍中均有记载，“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李世民担心李治过于仁懦而无法担负社稷大任，而除去长孙皇后所出的三位嫡子，李恪既是最年长的皇子，又是太宗认为“英果类我”的儿子，所以他才冒出了改立李恪的念头。但这个“念头”仅是太宗一时产生的想法而已。

史籍中关于此事记载都仅有寥寥几言，且只有唐太宗与长孙无忌二人“出场”，《资治通鉴》提到“密谓长孙无忌”、《旧唐书》则有“无忌密争之”之语，可知太宗应是在私底下对长孙无忌提到的此事。易储是国之大事，应召集文武百官或几位亲信重臣共同商议决定，不可能如此草率地只是私下对一位朝臣提议。再者，联系此前太宗已决意立李治为新太子，却因“限以非次”而恐遭群臣反对，便在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等人面前演了一出“投床自刺”之戏，不惜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立储的决意。

李世民若果真决心要改立李恪，则不会因长孙无忌一句简单的“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而放弃主张，只能说明太宗对以李恪取代李治为太子的这一想法从一开始就是不怎么坚持的。

二、唐太宗在储位之争中的角色

在贞观年间的太子废立事件中，唐太宗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个问题是耐人寻味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一书认为太宗虽偏爱李泰，却不曾有过易储的念头，在承乾失德的情况下并没有想过废黜他而是用各种方法改进太子的行为，即李世民的态度始终是坚持以李承乾为太子而未曾动摇。究竟唐太宗在储位之争中持什么态度？

小编认为，与整个储位之争的过程相似，唐太宗在此期间的态度也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由认可立承乾为太子，到对承乾不满而明显倾向于李泰，最后又回到坚定对承乾的支持。李世民对承乾与泰储位之争的态度大致发生过这样两次变化，但具体到每一阶段，其立场是比较坚定而非左右摇摆的，这在史籍中也是有迹可循的。

武德九年（626）八月，唐高祖李渊传位于李世民，十月，李世民立中山王承乾为皇太子。李承乾得以在太宗登基两个月内便被立为皇太子，应当就是由于他嫡长子的身份。王亚方的《论唐代皇储之主动性调整》一文引“立中山王为皇太子诏”所述“中山王承乾。地居嫡长。⋯⋯宜依众请。以答佥望。可立承乾为皇太子”，认为承乾之得立，不过是太宗遵循嫡长子继承制以满足大臣们希望储君稳定的愿望。小编赞同这种观点，但同时认为这并不能说明李世民对立承乾为皇太子持被动消极的态度。

据《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载：“太宗即位，为皇太子。时年八岁，性聪敏，太宗甚爱之。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就史书整体对李承乾持负面评价、有关他的记载也基本都是一些荒唐昏庸的行为而言，这段唯一对他给予肯定的记述应当是符合史实、可以信据的，可见李承乾被立为太子后，曾显示出在治国理政方面出色的政治才能，表现出了一位优秀合格的储君所应具备的素质，甚得李世民的赞赏和喜爱。可以推断，尽管太宗立承乾的初衷是客观被动的，但之后承乾的表现令他对这个太子还是十分满意的。正因为如此，太宗便开始悉心培养继承人，先后以房玄龄、于志宁、李百药、杜正伦、孔颖达、张玄素、令狐德棻、魏徵等名臣辅佐太子承乾：

（贞观）四年，授太子右庶子。五年，⋯⋯太宗见而遣使谓百药曰：“朕于皇太子处见卿所献赋，悉述古来储贰事以诫太子，甚是典要。朕选卿以辅弼太子，正为此事，大称所委，但须善始令终耳。”因赐彩物五百段。

六年 ，⋯⋯ 行太子右庶子 ，⋯⋯太宗谓（杜正伦）曰：“国之储副，自古所重，必择善人为之辅佐。今太子年在幼冲，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见之，可得随事诫约。今既委以监国，不在目前，知卿志怀贞悫，能敦直道，故辄辍卿于朕，以匡太子，宜知委任轻重也。”

六年，⋯⋯岁余，迁太子右庶子，⋯⋯十一年，⋯⋯太宗以颖达在东宫数有匡谏，与左庶子于志宁各赐黄金一斤、绢百匹。

帝谓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 正伦曰：“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及居大位，区处世务，犹有差失。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太子好嬉戏，颇亏礼法，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数直谏，上闻而嘉之，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

贞观三年，⋯⋯行太子左庶子。⋯⋯太宗因谓志宁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负之，即置辅弼。昔成王幼小，周、召为师傅，日闻正道，习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少，卿当辅之以正道，无使邪僻开其心。勉之无怠，当称所委，官赏可不次而得也。”志宁以承乾数 亏礼度，志在匡救，撰《谏苑》二十卷讽之，太宗大悦，赐黄金十斤、绢三百匹。

从李世民对这些东宫辅佐之臣的多次嘱托与赏赐中足见他对李承乾的用心良苦，《贞观政要》中也指出太宗对于志宁、孔颖达的嘉奖是“以励承乾之意”，他在一开始对于由承乾居太子之位这一点是没有任何动摇的。

那么，唐太宗是什么时候对太子承乾失望的呢？如前所述，大约至贞观十年（636）、十一年左右，李世民开始表现出对李泰明显的偏爱，这直接导致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于此时展开了储位之争，也正是这段时间，太宗对原本以李承乾居太子之位的坚持产生了怀疑。史籍中随处可见太宗宠爱李泰的记载，至于太宗不满承乾，则在《旧唐书》李泰的两个亲信韦挺、杜楚客之传中有载：

后历魏王府长史，拜工部尚书，摄魏王泰府事。楚客知太宗不悦承乾，魏王泰又潜令楚客友朝臣用事者，至有怀金以赂之，因说泰聪明，可为嫡嗣。人或以闻，太宗隐而不言。及衅发，太宗始扬其事，以其兄有佐命功，免死，废于家。

时泰有宠，太子承乾多过失，太宗微有废立之意。中书侍郎杜正伦以漏泄禁中语左迁，时挺亦预泰事，太宗谓曰：“朕已罪正伦，不忍更置卿于法。”特原之。

这两段记载均未附有具体时间，但结合贞观十年太宗开始表现出对李泰明显的偏爱，甚至允许他就府别置文学馆这一曾在李世民自己的储位之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为其增添政治资本的机构来看，太宗也应是在这时对承乾产生了不满情绪。至于后者提到的杜正伦漏泄禁中语一事，在《旧唐书·杜正伦传》中有详细记载：

时太子承乾有足疾，不能朝谒，好昵近群小。太宗谓正伦曰：“我儿疾病，乃可事也。但全无令誉，不闻爱贤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示不得，须来告我。”正伦数谏不纳，乃以太宗语告之，承乾抗表闻奏。太宗谓正伦曰：“何故漏泄我语？”对曰：“开导不入，故以陛下语吓之，冀其有惧，或当反善。”帝怒，出为谷州刺史，又左授交州都督。

此段记载附于“十年，⋯⋯仍兼太子左庶子”之后，从中可以获知三方面信息：一是太子承乾此时已患上足疾，开始有失德之径；二是太宗对太子的失德行为已有所耳闻并颇为介意；三是杜正伦“漏泄禁中语”之罪，陈玺《唐代“漏泄禁中语”源流考》一文认为杜正伦是漏泄了太宗易储此等皇室机密及朝廷重大决策，故遭流贬。但小编认为从太宗对杜正伦所说的话中并不能看出太宗已有废储之意，而只是指出承乾的劣迹并嘱托杜正伦要留意教导他，则所谓的杜正伦“漏泄禁中语”应当指的是搬出太宗的话来恐吓教育屡屡不听劝诫的李承乾，这与唐代其他“漏泄禁中语”的罪过—漏泄“废后、科举选士、人事调整、财政决策”相比，似乎并不能算是大的罪过，然而太宗却大怒将其贬官。

反观杜楚客与韦挺，此二人教唆魏王李泰谋夺储位，这可以说是动摇国基根本、扰乱政局稳定的大逆不道之罪，且从记载中可推知李世民对他们这些不安分的动作也有所知晓，但他对此的态度却是一个隐而不发一个大方原谅，这与处理杜正伦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说明此时太宗对于魏王泰一方暗中企图夺嫡的想法与行动是持默许态度的，或者说至少是能够接受而不至于严惩的。

此外，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在贞观十年曾因有人说三品以上官员轻视魏王而大发雷霆，特地召引三品以上官员训斥一番，被魏徵直谏后自我检讨“朕以私爱忘公义，⋯⋯人主发言何得容易乎！”可是到了贞观十二年（638），由于王珪上疏言三品以上官员遇亲王于路不应降乘，太宗为辩驳而说了一句更加严重的话：“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

同样是处理三品以上官员与亲王的尊卑关系，此前已被劝谏并检讨自己不应以私爱忘公义且身为人君不能轻率发言的唐太宗，此刻竟能说出“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如此轻率随便、不合规矩的话，且结合随后魏徵的对谏“自周以来，皆子孙相继，不立兄弟，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此为国者所深戒也”，似乎可以推断太宗之语并非一时气急而口不择言，反像是确有深意，故引得魏徵立即强调皇位传承应“子孙相继，不立兄弟”。魏开伟的《浅析唐初李世民立储态度变化》一文就认为此话是李世民发出的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明确表达对李泰的支持。小编认为：不能断言李世民此时是否一定有了废立之心，但可以肯定他对于是否继续让李承乾稳居太子之位产生了犹豫和动摇，并有明显的倾向于李泰的心理。

然而，唐太宗企图动摇太子承乾地位及明显倾向重视魏王泰的意向，却遭到了朝臣的反对，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褚遂良和魏徵，他们二人都曾反对太宗对李泰礼秩越嫡的宠爱。褚遂良曾上疏称“庶子体卑，不得为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魏徵更曾明确表示过“立嫡必长”的态度。褚遂良与魏徵都是李世民比较倚重的大臣，他们对必以嫡长居储位的坚持对太宗造成了一定压力，并使太宗逐渐放弃了易储的想法。自贞观十三年（639）始，从李世民的种种言行中可以看出，尽管他对李泰的宠爱一如既往，但在皇太子相关之事上，他则表现出对李承乾的坚定支持及自己绝不会废储的决意：

十三年，加太子少师。

十四年，兼太子詹事。明年，以母忧解。寻起复本官，屡表请终丧礼，太宗遣中书侍郎岑文本就宅敦谕之曰：“忠孝不并，我儿须人辅弼，卿宜抑割，不可徇以私情。”志宁遂起就职。

上将幸洛阳，命皇太子监国，留右仆射高士廉辅之。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爰及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岁久。岁久则分义情深，非意窥窬，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今过四考。”

及皇太子承乾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僚，并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逾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十六年，拜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故。徵自陈有疾，诏答曰：“汉之太子，四皓为助，我之赖公，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

春，正月，丙寅，上谓群臣曰：“闻外间士人以太子有足疾，魏王颖悟，多从游幸，遽生异议，徼幸之徒，已有附会者。太子虽病足，不废步履。且《礼》，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男已五岁，朕终不以孽代宗，启窥窬之源也！”

太宗先后遣房玄龄与魏徵做太子承乾的师傅，以助刘盈保住太子之位的商山四皓之典故解释自己托付承乾于魏徵之意；在于志宁未终母丧之时执意命其回朝辅弼太子；又令高士廉辅佐太子监国；更值得注意的是，从贞观十二年（638）的“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到贞观十七年（643）的“嫡子死，立嫡孙”，这十分明显地反映出太宗对储位之争态度的转变—从怀疑承乾、倾向李泰到坚定立场、不再有废嫡易储的意向。

但令李世民始料不及又深感失望的是，自己原本已决意不动摇其储君地位的太子承乾，竟于贞观十七年因谋反之罪终被废为庶人。承乾被废后，立谁做新太子，这又成为唐太宗与朝臣们要讨论与抉择的重要问题。关于这一时期唐太宗的态度，目前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太宗起初倾向于立李泰，在褚遂良与长孙无忌等人的劝谏下考虑到三个爱子的安全，最终决定立李治；另一种观点认为，立李治为皇太子从一开始便是太宗自己的选择，原因是李治未曾结党营私、没有自己的势力集团。小编赞同前一种观点。因为太宗曾在承乾居太子位时就有改立李泰的意向，承乾败后，太宗欲立李泰本就顺理成章；太宗在立李治为皇太子后，又曾因觉李治“仁弱”而动过改立李恪的念头。

若当初立李治是太宗自己作出的决定，则他在决定之时难道就没有考虑过李治的资质是否堪当大任？何况李治自小由唐太宗亲自抚养，太宗对他“仁弱”的个性应当是最了解不过的，在选择皇位继承人这种关乎社稷前途的大事上，又怎会不将皇子的资质考虑在内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起初太宗并未考虑过会越过自己最宠爱的嫡次子李泰而选择幼子李治做太子，李治是在哥哥李泰失去继承资格后才被推举出来的。至于太宗最终为何弃魏王泰而择立晋王治、以及随后“改立太子风波”中太宗对庶子李恪的态度，在本文第一部分“贞观年间储位之争始末”中已有详细论述。

三、影响贞观年间储位之争的因素

影响储位之争的因素，首先是太子承乾的失 德。两《唐书》的《承乾传》均记载了他的失德之径，诸如“及长，好声色，漫游无度”“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等，身为太子却如此行为不端，自然会招致唐太宗对他的不满和怀疑，使太宗产生动摇储君的想法。

其次，唐太宗的态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太宗在登基之初遵循“立嫡以长”，立长子承乾为太子，并对他十分赞赏与喜爱，这确保了承乾的储位在贞观初年的稳定；至贞观十年、十一年左右，太宗明显开始偏爱时为魏王的李泰，并隐约表现出废立太子的意向，由此导致了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之间长达七年的储位之争；尽管经朝臣的劝谏，太宗逐渐放弃了易储的想法，但太子魏王之争却未能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最终致使承乾铤而走险意图谋反，事败被废为庶人；在择立新太子的问题上，太宗本欲立爱子李泰，随后考虑到须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重演，果断舍弃个人私爱，选择仁厚的幼子李治作为新太子。李世民在储位之争中的态度虽有过多次的摇摆不定、犹豫不决，但他对继承人的选择一直仅限于三位嫡出的皇子，曾产生过的改立庶子李恪的念头也从不坚定。

再者，群臣的意见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在第一阶段的太子废立之争中，褚遂良与魏徵坚定地支持嫡长子李承乾，抑制魏王李泰“逾嫡”的特权，多次劝谏太宗须嫡庶分明，促使李世民逐渐放弃了废立之意；在第二阶段的择立新储君之争中，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坚决反对魏王李泰，固请立晋王李治，最终将李治推上储位；在第三阶段改立余波中，长孙无忌一句话便驳回了太宗欲改立李恪的念头，稳固了李治的储君地位。这些重臣的立场和态度对太宗的决策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他们虽未曾直接加入任何势力集团、成为某派私党，但却始终站在与魏王泰对立的一面，从而促使李世民两次放弃了立李泰为太子的念头，这应当是造成李泰机关算尽却一败涂地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