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不安的岁月中，毛岸青与毛岸英兄弟间的深厚情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1930年，随着他们母亲杨开慧的英勇牺牲，这对年幼的兄弟被释放出狱，开始了一段充满艰辛的漂泊生活。他们曾数次流落街头，饱尝生活的苦难。然而，在这段艰难时期，两人始终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据他们回忆，除了未曾沦为盗贼或被富裕家庭收养外，他们的困苦生活与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形象不谋而合。

在春节前夕，毛泽民同志，当时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经过党组织的批准，向杨开慧的娘家板仓发送了一封信，指示家人将毛岸英兄弟三人按照信中的指示送往上海。兄弟三人在家人的安排下秘密抵达上海，并被交给了他们的叔叔毛泽民。随后，在叔叔的安排下，他们被秘密送往由上海地下党创办的大同幼稚园生活。尽管这里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庇护，但不久后，最小的弟弟毛岸龙因病去世（也有失踪的说法）。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和其他事件，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和毛岸青幸运地被人收养。

然而，在收养家庭中，他们遭受饥饿、寒冷和虐待，被迫再次离家出走，流落街头。尽管如此，他们始终紧密相依，共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在街上擦鞋、捡垃圾卖，从事各种艰苦的工作，这份兄弟情谊在逆境中变得更加坚固。

1936年，上海地下党终于找到了在外流浪五年的毛岸英和毛岸青。两个流浪儿见到亲人后，倾诉了满腹的委屈，伤心地哭泣。随后，兄弟俩被组织送往莫斯科学习，开始了新的生活。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毛岸英主动要求参军，毛岸青则积极参与挖掘战壕、运送伤员等支援前线的活动。

1946年，毛岸英学成归来，率先回到延安。毛主席在给远在苏联的毛岸青写信时，以“岸青，我的亲爱的儿”开头，这种情感的流露与公众印象中的毛泽东形象截然不同。

由于早年的颠沛流离，毛岸青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947年回国后，在大连养病。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按照父亲的意愿隐姓埋名参加了黑龙江克山县的土地改革试点。他积极融入农民之中，脱下军大衣，换上粗布袄子，学习当地方言，并将其编写成歌谣。在这期间，人们并不知道他是毛主席的儿子。

1949年，毛岸青回到北京，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列著作编译室担任俄文翻译。他翻译出版了10多部马列经典著作和政治理论书籍，并发表了十几篇文章。然而，在上海受到的伤害无法治愈。1951年初，毛岸青得知哥哥离世的消息后，精神崩溃，脑病复发，身体垮了，被组织送往苏联治疗，他的翻译工作也因此中断。

毛岸青生前的职务并不显赫，晚年生活相对安逸。在重病期间，党和国家给予了他高度的关心和重视。相关部门特别批准他享受国家副总理级的医疗待遇。晚年，毛岸青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重病缠身的日子里，他躺在病床上，心中始终挂念着已故的哥哥毛岸英。兄弟俩的这份手足之情，成为了毛岸青晚年生活中的精神支柱。每当夜深人静时，他总会喃喃自语：“我看见哥哥了，我和他散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