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靖40年年初的御前财政会议上，内阁首辅严嵩陈述了去年的不易。

两个省的大旱，三个省的大水，北边和东南几场大的战事，再加上宫内的一把大火。看起来大明财政亏空的原因只有天灾，而无人祸。

户部的徐阶、高拱一核算，发现去年一年的财政亏空竟然高达八百四十三万三千两白银。内阁和司礼监自然不能任由财政年年亏空，继而想出了改稻为桑的国策。

从严嵩和嘉靖皇帝的对答中，不难看出改稻为桑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国家而言，把多产出的丝绸高价卖到南洋，可以增加国家收入；于百姓而言，每亩地桑田要比每亩地稻田的收益要多五成，而且朝廷还不增加赋税。为何浙江的百姓，宁死也不愿意改稻为桑呢？

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1973年后，袁隆平院士成功研究出杂交水稻，让水稻的亩产实现质的飞跃，因此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从来没有体会过，什么叫做饿肚子。

大明的百姓远远没有我们幸运，想要吃饱饭，只能看老天赏不赏饭吃。否则嘉靖39年一整个冬天不下雪，举国上下也不会如此人心惶惶，嘉靖皇帝也用不着煞有介事地斋戒祈雪。

百姓们不是不知道，每亩桑田的收益要比每亩稻田的收益高，可是桑田只能收获桑叶，桑叶也只能变成蚕丝。一旦赶上灾年，那么桑农一年的口粮从哪里来？稻农们遇到灾年，可能连自己的口粮都成问题，哪有余粮和桑农来交易呢？

桑农们只能找沈一石这种富甲一方的官商换粮食，可是粮食和桑叶的交换比例，只能任由沈一石来定，桑农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是真正挨过饿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只有手握粮食才能让他们有安全感。

严嵩和嘉靖皇帝在御前财政会议上，只讲明了改稻为桑既能让百姓获利，也能让国库充盈。可是严嵩和嘉靖皇帝都没提过,把蚕丝变成丝绸的那些人，他们如何获利呢？

表面上看起来，江南织造局属于宫里面的，其实宫里只是挂一个牌子而已，真正的负责人是官商沈一石，沈一石的背后，还有郑泌昌、何茂才……等等官老爷，这一群人还指望着织造局发大财呢！

国库的收入他们这些人自然不敢染指，那么只能从百姓的利益里搜刮。桑田的收益比稻田的收益高，如果从原材料开始都由他们来垄断，省去中间商赚取差价，那么其中的利益可是相当可观。

因此这些人才想出“毁堤淹田”的馊主意，只要把百姓逼迫到马上就要饿死的地步，就能让百姓把赖以生存的田地，低价卖给他们。至于百姓熬过了今年，明年吃什么，那和他们这些人毫无关系。

“改稻为桑”不仅仅有浙江官府和百姓之间，争夺利益的阻力，还有来自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清流派的阻力。

清流派这些人，想要倒严的心思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他们倒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权力。

周云逸之死，从裕王的反应上就可以知道，清流派就是周云逸的后台，如果没有清流派在背后授意，一个钦天监监正，怎么可能把朝廷的开支情况，了解得那么透彻！

只不过仅仅抓住严党贪污腐败的证据，并不能动摇严党在朝廷上的势力。毕竟严党在给自己敛财的同时，也没有耽误嘉靖皇帝的财路。

但是“改稻为桑”这件事的性质却完全不同，天才少年张居正就说过，“要是这次能从浙江烧一把大火，那么离严党倒台的日子就不远了！”。

清流派一定会让本就不好施行的“改稻为桑”，变得更加难于上青天，这才派遣谭纶去浙江成为胡宗宪的参军，试图动摇胡宗宪的立场。

虽说“改稻为桑”最初是嘉靖皇帝拍板的，可是制定实施方案和具体施行，都是严世蕃等人一手操办的。

因此只要“改稻为桑”这件事无疾而终，那么严党必须得为此付出代价。

所以说“改稻为桑”即使是国策，也根本就推行不下去。毕竟这件事情，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环节出了纰漏，都会左右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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