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坦承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和刘少奇带头进行检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时任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主席南巡）同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会上，刘少奇有意请陈云谈谈，关于“七千人大会”的一些观点和决策的看法。陈云的此番讲话引发了很大反响和不少争论。最终，“西楼会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全盘统管国家经济工作，刘少奇提议由陈云（毛主席、周总理都同意）出任组长。
陈云同志没有当场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不同意。 根据王光美回忆，少奇同志曾单独到陈云同志位于北京北长街的住所，邀请他“出山”负责统筹全国经济工作。后来陈云同志还单独来到中南海少奇同志的家里，二人就这件事情进行了一番讨论。 陈云同志话里话外透露着他不想担任经济小组组长的意思，给出的理由：自己年纪较大，身体抱恙。此时，王光美奉献“神助攻”，她的一番话使陈云同志没有拒绝理由，同意担任小组组长。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下治天下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中国大片区域。国民党反动派逃窜至中国台湾省，以浙东沿海大陈岛附近岛屿，与福建沿海金门附近岛屿为“反攻基地”，配合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至1950年初，全中国有将近200万失业人员，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燃料极度匮乏。更可恶的是，老蒋败退台湾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将无数黄金运至台湾。就拿远东经济中心上海来说，刚刚解放时的上海城内储备的粮食和燃料最多只能维持半个月的用度；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粮食与燃料储备量更加惨不忍睹。中国共产党当时已经在军事、政治上取得胜利，如何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迅速稳定物价，这是对毛主席、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并直接关系到我党执政地位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稳定与否。远在台湾的蒋介石此时大肆散布舆论，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以此来诋毁我党。
1949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组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机构。该由谁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毛主席、周总理包括少奇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还在东北负责工作的陈云同志。陈云于1925年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红军主力参加过长征。曾临危受命，帮助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时取得联系。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同志为保证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根据地吃穿用等日常事情上，主持过边区财经工作，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陈云能在战争年代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迅速理清经济运行机制，在边区的贸易金融和财政等方面分别采取有效措施，挽救了当时通货膨胀的经济危机。陈云主持边区财政的当年，就实现了财政收支达到平衡的局面。
1945年，陕甘宁根据地财政储蓄足够用一年时间，各机关单位都有盈余，保证了抗日大反攻继续的军费支出，使得老百姓的负担更小了。解放战争期间，陈云同志全面负责主持东北财政工作，他领导东北根据地率先开始恢复经济，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为我党提供了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宝贵经验。既然如此，党中央与刘少奇同志竭力邀请还在东北主持工作的陈云立刻回到北京，筹组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44岁的陈云深感责任重大，他没提出任何附加条件，立即回京走马上任，肩负起了主持新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重任。来到北京后，陈云没有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组建了由著名经济学家、党内党外经济人士担任委员的中财委，建立了工作机制和办公会制度。协调中央与地方为制止因投机资本操纵加剧的市场混乱，通过政治和稳定经济，双管齐下打赢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1949年6月，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证券大楼，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解放后，相继查封了地下钱庄，有效地打击了投机商的非法活动，使得人民币取代黄金、美元、银大洋，成为当时唯一的合法流通货币。
陈云同志这一套“组合拳”效果非常直接，因为他一开始没有立即投入工作，而是邀请了许多经济业内人士，大家群策群力，先是稳定物价，再重点打投机分子，这就能起到物价和货币流通的双平衡。新中国成立前夕，陈云再次针对投机商大量囤积粮食、棉布、煤炭等重要资源，进行了重点打击。他领导中财委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调运相关物资，在投机商涨价最猛的时候，命令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迅速敞开抛售物资，使得物价迅速下跌。投机商为了及时止损，只能跟着国家大量抛售物资，一来二去，个人的力量是无法与国家资本进行抗衡，所以物价迅速得到稳定。这时的许多投机商元气大伤，再也无法高价囤货控制市场了。二、陈云反对经济“冒进”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与中财委分析：要使物价真正稳定下来，必须统一全国财政经济体制，平衡财政收支，消除通货膨胀的隐患。
1950年3月，陈云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努力，全国上下高效执行，实现了财政经济体制的集中统一管理。随着公私合营、整顿税收等措施的稳步实行，全国物价进一步回落趋于平稳，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采取统购统销。适时展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0年4月，这一时期的陈云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如何刺激内部消费与改善市场不景气的问题上。他采取了五项重点措施，分别是：一，采取国家对私营工厂订货办法；二，开导工业品销路；三，联合公私力量组织资金周转；四和五分别是帮助私营工厂改善经营管理，重点提高失业救济。这样一来，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经济发展非常迅猛，加上粮食、棉花出口物资日益好转，带动了中国工业经济的转动。
1950年全年，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屈指算算，从1949年4月至1950年5月，陈云从东北来到北京主持新中国财政经济工作仅一年时间，就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不仅稳定了物价，还成功地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使新中国在经济上站稳脚跟，人民生活从此安定。尤其是农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狠狠地打了对岸那些反动派的脸，说什么“共产党根本搞不好经济”的谣言！鉴于此，毛主席对陈云同志主持的财经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陈云同志帮助新中国打赢的这场经济战，其重要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刘少奇同志也认为：“这是除了人民解放军在前线上的胜利之外，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为人民所做得最大的一件工作。”时间转眼来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为了保障中国人民志愿军获得稳定的物资供给，陈云提出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财经工作第三”的主要方针。这套工作方针主要内核就是：“开源节流、加强管理，统一整合全国范围内的重要物资，尤其要注重经济核算，根据抗美援战争形势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完善财经方针。新中国能够支撑军需，还能在战争时期保持全国经济稳定，铺桥修路、治理河道等工作也要同步进行。”
1954年，“一五”计划推出，如何破除“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端，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是摆在刘少奇和陈云面前的难题。陈云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工作，他主要从恢复国民经济；统一安排全国粮食、棉花、燃料的工作，深入实际，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了消除苏联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弊端，陈云同志还提出了“既要学习苏联经验，更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社会工业化科学布局”的提案。毛主席就曾指出：“陈云同志主管财经工作时，他不学苏联的有些东西”。总之，在陈云主持的“一五”计划建设时期，中国经济取得很大发展。我们没有偏科，既发展重工业，轻工业也在稳步推行中；至于农业，更是我国建国之本，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时间来到1958年，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陈云提出了：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落后的情况，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相关发展提案。这一时期，陈云与周总理、少奇同志态度鲜明的反对经济大冒进。
1957年1月，担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的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经济大小必须和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建设规模超过我们原有的承受范围，这就是冒进，会出现经济困难，二者合适经济就会稳定。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与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历时三年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损失。陈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反复强调：如今的中国经济工作一定要以“稳”为重，免得继续被动，站稳之后再前进，我们的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的进行安排。毛主席称赞：陈云坚持对粮食、棉花、钢铁、煤炭四大指标的意见，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毛主席还认为：陈云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在他老人家的支持下，陈云再次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参与部署领导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为缓解粮食供应紧张，1960年年底，陈云通过粮食部向中共中央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
1961年至1965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粮食达100亿斤，有效缓解了粮食困难。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带头检讨、承担责任。陈云参加此次会议，不过没有发言，其实他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形势评估是非常悲观的。此次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到南方进行视察，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还是由陈云担当组长一职。不过，陈云没有当即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不同意。为了让陈云同志担任组长一职，刘少奇亲自到陈云同志的家里，邀请他再度出山，主持全国经济工作。此后，陈云来到中南海，与刘少奇同志就这个话题进行了反复讨论。按照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回忆，陈云起初并不愿意担任这个组长，他只是推脱“自己年龄比较大，身体不好，恐怕无法担当此项重任”。由于刘少奇和陈云这两家走得非常近，关系很好，王光美就说了一句：“陈云同志，经常有人看到你出去锻炼，看来身体还是挺好的。”王光美此话一出，在场众人都笑了，这一笑就表示陈云同意担任经济小组组长职务。（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同志为组员）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话时，特别强调：解决民生问题应当是成为重要的国策，要安排好6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地为人民动谋福利。
1962年4月，陈云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提出：搞活市场、增加供给，把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工业支援农业。农村政策增加自留地，减少城市人口，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等重大决策。得益于陈云集中精力主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196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就。1962年夏，陈云同志支持“包产到户”，主张“分田到户”，却受到不点名批评。加上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他离开了工作岗位，中央财经小组交由周总理主持。到1965年，国民经济经过五年调整，已得到基本恢复和发展。三、陈云与刘少奇：革命友谊深如许此后数年间，政治风向反复发生变化，陈云同志逐渐退居二线。1969年11月12日，他的好朋友亦是老战友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逝世。
1969年4月，陈云被安排到江西南昌进行“劳动改造”，两年后返回北京。1978年12月，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书记，出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78年底，陈云得知王光美获得释放后，不顾众人劝阻，在家里接见了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与小平同志一起积极推动关于刘少奇案件的复查和平反工作。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陈云同志继续主持经济工作，他力所能及地替受到牵连的老同志进行平反。
根据王光美，以及少奇同志的儿子刘源等人共同回忆，陈云同志和少奇同志相处几十载，革命友谊非常深厚。原来，刘少奇与陈云早期革命生涯都起步于工人运动，二人长期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真正有过交集应当是在1932年初。当时，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驻扎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奋起反抗。为支援抗战，沪西17家日商纱厂4万工人成立“抗日总同盟罢工委员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刘少奇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全程参与领导这次反日大罢工。1932年3月，19路军最终被迫撤离上海，工人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为免遭不必要的损失，刘少奇支持复工决定，他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退却。
1932年3月14日，临时中央局会议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由陈云增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华全总工会组织部部长，他与陈云有了更多的工作接触。1932年冬，中华全总工会迁入江西瑞金，刘少奇化名“唐开元”，由上海前往广东，辗转抵达瑞金。1933年1月，中华全总工会与原在瑞金的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重组，改为“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任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他二人在瑞金苏区共事一年半时间，至1934年7月，刘少奇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才与陈云同志分别。1941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陈云同志给予刘少奇高度评价。1949年5月，刘少奇起草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财政经济机构大纲》，邀请陈云返回北京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陈云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他二人在工作上有了更多的交流合作。“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刘少奇再次邀请陈云出山。王光美说的那句玩笑话，可以看成刘、陈二家关系非常好，彼此经常开开小玩笑。1978年12月，王光美获得释放，她带着儿子刘源到了陈云家。陈云明确告诉王光美和刘源：“少奇同志最后的案子是要平反的。”之后数年，陈云为了替老战友刘少奇昭雪，做了许多工作。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陈云当时在杭州主持财政工作，他特意赶回来参加追悼大会。刘源还注意到，一向很少落泪的陈云叔叔在追悼会上大颗大颗地流下眼泪。20世纪50~60年代，刘少奇、陈云为国民经济走出困境、付出了大量心血。他们一贯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弥足珍贵，永远值得后人敬仰与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