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此时国民党内一片慌乱，而最慌张的人莫过戴笠。

作为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他负责情报工作和蒋介石的安全工作，而事前他对此事竟然一无预警，二无防备，坐看蒋介石落难，毫无疑问，如果追究起来，他将面临不可推卸的责任。

没过多久，黄埔的同学就打来电话质问戴笠：你负有特种工作的责任，何以使校长受此危险？校长如有不测，我们找你算账！

西安事变这场巨大的危机，对戴笠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事实证明，戴笠在此事中应对得当，最终化“危”为“机”，并完成了他仕途上的又一次飞跃。

戴笠1897年出生于浙江衢州江山县，18岁的时候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他虽然很聪明，但性格不羁，入学没多久，他就因为违反校纪被学校开除，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涯。

离开学校后，戴笠先是投笔从戎，在浙江潘国纲的学兵营当志愿兵，后又脱离军队，跑到上海当了一阵子浪荡子。期间，他结识了还是小学老师的胡宗南，又在上海股票交易所认识了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人，给他们当跑腿伙计。

后来，蒋介石炒股赔本，戴笠失去生活来源，只能离开上海。走投无路之际，他遇到了小学同学毛人凤，毛人凤当时正在黄埔军校当学员，建议戴笠也可以去试一试。

1926年，妻子毛秀丛典当了陪嫁的金簪，拿着这笔路费，戴笠千里迢迢去了广州，并成功考入黄埔第六期骑兵科。当时，骑兵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已经不大，但戴笠却以其精明活泛的头脑赢得了上级的赏识，北伐战争中，他奉命到南京收集情报，从此踏上了情报之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武力清党，戴笠站出来揭发他的黄埔同学，告发了20多名共产党员，吸引了蒋介石的注意。此后，戴笠开始专门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

1930年，蒋介石成立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戴笠成为其中一员。2年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成立特务情报组，指名戴笠负责领导，这个服务于军事委员会的情报组织，实际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军统”的前身。军统就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下辖组织，全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同年，蒋介石还下令组织了“力行社”，即蓝衣社，戴笠在其中的特务处担任处长，并很快成长为头号人物。

西安事变的发生，让戴笠这个特务头子备受质疑，很多人都想借机把戴笠扳倒，尤其是那些桀骜不驯的将军们。

实事求是地说，戴笠当特务还是很尽责的，比如他曾因为“属下援女求欢”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还批评过胡宗南，说他们战区作战不利，“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因此国军的高层中有很多人都对他不满。

如果蒋介石真的死在了西安，戴笠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所以，于公于私，戴笠都必须第一时间赶去西安解救蒋介石，哪怕和蒋介石死在一起也只能认了。

12月23日，蒋介石被关后11天，戴笠召集手下训话，声泪俱下地表示：“此去凶多吉少，我到西安与校长共生死。”

来到西安后，戴笠见到了张学良，当时东北军内也有很多人知道戴笠的厉害，力主除掉他、张学良却知道戴笠对蒋的重要性，于是把他关在了地牢。期间，戴笠写下遗书：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以戴笠当时的资格，还不够参与到西安事变的谈判中，但他能来，心意就得到了证明，这也是戴笠想要的效果。不久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获释，戴笠也脱险，见到蒋介石后，戴笠立刻跪在蒋介石面前，抱住蒋的脚失声痛哭，臭骂自己失职、无能。

其实，在西安事变前，戴笠早就知道了张学良和红军有联系，并把相关的情报送到了蒋介石那里，只不过蒋介石确实没有想到张学良会发动“兵谏”——如果不是事后诸葛亮，谁又能想得到呢？

戴笠的表现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正如蒋介石在1922年登上永丰舰，营救陷于陈炯明之手的孙中山，进而获得孙中山的信任那样。不久后，蒋介石写了一本《西安半月记》，其中专门提到，自己蒙难之际，和宋美龄一起赶到西安的是“蒋鼎文、戴笠、端纳、（宋）子文”。

作家魏斐德曾为戴笠写过一本著名的传记《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他在书中指出，戴笠一生最关键的时刻，就是他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通过在此事中的表现，他成功地强化了他和蒋委员长之间的关系。

西安事变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组建“军统”，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担任挂名局长，戴笠担任副局长并负责实际工作。至此，戴笠真正来到了自己的仕途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