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进工厂，就毕不了业
大多数人都多少听说过这个群体，中职生。
有些信息很容易在互联网上查到：在2020年的统计中，全国共有9865所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的数字为1628.14万。他们是没有上高中的40%，涌入职业学校。
但有些信息无迹可寻，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中职生往往会被分为三类：参加对口高考的、直升本校大专的和直接毕业的。进入高三之前，他们必须接受学校安排的实习，这份实习无关光鲜亮丽，往往在最基层的流水线。
俊华，十八岁，在重庆郊区的一所职校学计算机专业。他讲述了自己在流水线工厂的实习经历，再次回忆起这里，他说，“在工厂待过之后，就再也不想回去啦。”
过完十八岁生日没多久，俊华离开工厂回到了学校。
2021年三月，他被学校送进县里的一家电子厂，他要在这里完成为期五个月的实习。
能否拒绝？除非有正规医院开具的疾病证明，否则没可能。这是从学校毕业的必要条件。
学生之间，总会流传着一些关于学校与工厂之间的小八卦，各种暗中交易、工资抽成和人头费的传言在大家口中越说越神秘、越离奇也越令人信服，“都有新闻报道过别的学校”，但没人能讲出什么切实的证据。
不过，就算确切地知道学校会和工厂合作、借学生实习的机会赚钱，大家也不会觉得这和自己有太大的关系。
“我们职校生的实习基本上都是进厂啦。”俊华说。
一
就像一颗螺丝钉
在职业学校，俊华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而在电子厂，他负责在流水线上拼装零件。
具体来说，他的工作是插件，前面的人把电路板递给他，他再把零件插上去，每天十小时，重复这一个动作。他并不清楚自己最后生产出的成品到底是什么，可能是电脑、手机的各种充电器，或者电池、适配器什么的。
刚来工厂时，俊华很不适应，双手被零件磨得生疼，根本没办法顾及工作速度。进厂没两天，他的双手就被磨出了血糊糊的水泡。
但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等待，等到水泡结茧，就再也不痛了。
在这家工厂，工作半年以上的工人很少，大部分都是实习生，或者工作不到三个月的临时工。极少数干了一年以上的老员工，通常会成为班长、组长。也只有干了比较长时间、不常请假的工人才能有固定的工位。
其他人都是哪里有空位就去哪里，就像真正的随时可被替代的螺丝钉。
组长是俊华所能接触到的级别最高的“干部”，他们管理一整个大线的工作。俊华所在的大线包括插件、组装和包装，每个具体的工种又有班长负责。此外，每条单独的流水线上都有巡查人员，理论上他们和工人属于同一个等级，但在车间里的地位实际上比工人更高。
俊华每月能拿到三四千的报酬，这和正式工人差不太多。进厂之后，家里没再给过他生活费。除却日常花销，每月三四千的工资还能剩下一点。
而正式工人更多的优势可能是，工厂会给他们买五险一金。可事实上，大部分工人都会选择省掉这笔钱。
六月，做包装的生产线上，两个工人发生口角打了起来，最后一个被开除，一个进了医院。“这大概是我在厂听说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了。”俊华说，“他们一个人抄起板凳砸了另一个人的脑袋。”而工人们讲起这件事情时，都感叹幸好那个人买了社保，不然又是一笔开销。
这让俊华突然意识到，“我们厂里正式工人拿到的钱也只有那么一点点啊。”
在工厂上班，分早班和晚班，早八点到晚八点、晚八点到早八点。俊华通常上早班，中午和晚上分别有一小时和四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上午和下午分别有十分钟上厕所、喝水的时间。“其实想上厕所的话，不到休息时间也可以请假。”俊华补充道，“如果人手足够，忙的过来的话。”
不过他更羡慕上晚班的人。因为晚上领导不会上班，巡查人员也少，就可以戴着耳机工作。在高强度、高重复的流水线上，拥有自由戴耳机的权利就让俊华很满足了。
加班是被习惯的、默认的。工厂名义上是八小时工作制，多出来的两小时属于加班，只不过俊华从未见过有人抵抗。
偶尔，他会因为太累而请假，但大部分时候，他只会请晚上两个小时的假。
“毕竟不上班就拿不到钱，正式工人很少有请假的。”俊华说，“而且他们请假也很难，因为每天都有规定工作量，如果人手不够、完不成任务，线上的组长不会批准请假。”
但实习生会容易一点，因为可以找老师帮忙。
七月，工厂由于疫情而停工了半个月。停工结束后，为了赶进度，九月和十月俊华都只休息了两三天。每个休息日之前的晚上，他都和同学们一起出去吃顿好吃的，再去网吧待个通宵，睡一整天之后，继续回到装配零件的生活。
二
读不读职高，
他们未来的路也没有太大区别
厂里的正式员工，大多数比俊华大不了多少，只有班长、组长是中年人。
中专学历的工人是最多的，有些工人会下班自学，想要再考大专。还有一些人是已经考上了大专，但因为缺实习而拿不到中专学历，只能回工厂再耗掉五个月。
刚进厂那段时间，俊华旁边工位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那会儿他干活还很生疏，很多时候都要靠身边的老员工带，一来二去也就熟悉了起来。女孩来自隔壁省的县城，职高毕业后就开始打工，她胆子很大，白天上班的时候都敢拿手机看电影。两个月后，俊华被分到了另外的线，也再没见过那个女孩。
枯燥、疲惫、无意义构成流水线上的生活，并不是所有职校实习生都能忍受。
“我干的装配零件，听起来也挺轻松，其实很累的，我们刚进厂没多久就有同学受不了。”俊华说，有些同学会申请调到其他流水线，或者直接托关系开疾病证明来逃掉实习。
但这两种方法都比较困难，更多人是一声不吭直接跑掉——这意味着拿不到毕业证，甚至还会被学校记处分。但对很多职校生来说，这些事根本不重要，反正读不读这个职高，他们未来的路也没有太大区别。
俊华的一个同班同学，进厂没两天就跑走了。大家进厂时，保持了原本学校的寝室分配。这个同学当时是整个寝室唯一一个上夜班的人，他每天一个人上下班，没人可以讲话，不光工作累，还总觉得班长在针对他。
“他那个车间的班长脾气不好，看他干活儿慢就老是骂他。他自己也不是唯唯诺诺的人，被骂了就会怼回去，就这样关系一点点恶化，他就很心烦，觉得在这里消磨五个月时间不值得。”
已经临近毕业，离开工厂就相当于白上了几年学，但没有拿到学历。后来俊华听说，这个同学和朋友一起在市里的火锅店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也不知道这次又干了多久。
但俊华不一样，他想参加对口高考，他必须拿到毕业证。
刚来半个月的时候，他也想过要走，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开出疾病证明。“可能也能开出来吧，我以前生过不少病。”他说，“不过还是想赚点钱”。
他计算自己的收入，除去日常开销，如果日子过得紧巴一点，五个月差不多能存下一万块，“过年回家的时候，也能请爷爷奶奶吃饭了。”
三
在工厂待过之后，
就再也不想回去啦
职校学生到了高二之后都会被分为三类：参加对口高考的、直升本校大专的和直接毕业的，在分配实习工厂时，也会考虑到这三种类别。
俊华是要参加对口高考的。考试的时间在三月，十月实习结束离开工厂后，只有不到半年的复习时间了。“我还是想努力一把考得好一点，最好能在大专里升本科，不行的话，至少也多学一点实用的技能。”
起初，他并没有什么学习上的追求。
他是家里的长子，小学时父母离婚了。之后的几年里，他接连有了两个分别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妹妹。尽管俊华被判给了父亲，但离婚后没多久，父亲就去了浙江创业，母亲在县城忙自己的生意，也不常和他见面。上职高住校之前，他一直在县城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从小学高年级开始，俊华就不怎么学习了。他从小身体不好，常常请病假，久而久之，渐渐跟不上同学们的进度，他觉得上学也没什么意思。
直到初中他提出想退学时，父母才警铃大作地跑回家来，又是哭着劝说、又是暴怒责骂，而他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意和任何人交谈。
奶奶心疼这个家里唯一的男孩，出主意让父亲把俊华送去市里读职校，她想着，市里的职校大概不会像县城的一样充满小混混，或许可以真的学到点什么手艺。十三岁的俊华就这样独自离开了县城，面对大人们已经妥协后的安排，他当然也只能选择接受。
到了市里，他降级重新从初一读起。不过，市里的职校并不像奶奶想象的那样。俊华的大部分同学也都和他一样来自县城、因为成绩糟糕而让家长头疼不已。“那时候我觉得同学们都很蠢，跟他们找不到共同语言。”
他喜欢上了动漫，而身边的同学们都热衷于追星、打游戏，在市里，他没有交到什么朋友。
转折点可能发生在俊华初中毕业那年，和他一起长大的堂姐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
在县城的亲戚眼里，北京是个神圣的地方，去那里上大学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俊华也隐隐这样觉得，毕竟这是他身边第一个靠自己离开家那么远、独自去一个那么大的城市的人。
从那时起，他开始觉得，上学的确是件挺重要的事。
追赶并不容易。对于几个月后的对口高考，他还是很担心自己的文化课，“我初中时的基础太糟糕了。”但那些从零开始的专业课，他都学得不错，“现在我的成绩差不多是班上第一名吧。”说这话的时候，俊华有点不好意思。
家里的长辈常用树立榜样的口气向俊华讲起他的姐姐，今年她正好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俊华偶尔会和姐姐联系，互相抱怨各自的工作与生活，他羡慕姐姐在北京的日子，“以前觉得朝九晚六上班好累，现在想想，真是太幸福了。”
结束这段在工厂的实习之后，他对未来有了模模糊糊的想法，“在工厂待过之后，就再也不想回去啦。”他喜欢二次元，想进入动漫行业，尽管他并也不了解，这个行业具体需要哪些工种。
唯一的遗憾是，对口高考不能考省外的学校。俊华不知道自己要考哪里，也无法想象自己未来是否有机会闯进大城市生活，他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
眼前的事情是高考。至于高考之后，他打算把这几个月打工的钱好好存下来，考完试去西藏玩一趟，除了去父亲工作的地方，他还没有独自走出过从小长大的这个省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