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纪念堂，如今早已成为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幢庄严雄伟的纪念堂的修建是在毛主席逝世后进入讨论动工的，前后仅用181天，那是无数工人齐心奋力、日夜拼搏的努力成果。

而关于毛主席纪念堂的很多数据，都是各位专家们经过仔细研究后得出的，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纪念堂方案最终落成

其实，过去的这么多年，毛主席一直对生死极为看淡。

1964年，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一位外宾，他说：“我打了25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

毛主席口中的“25年”实际上也是一个泛指，他投入革命的时间至少也得从1927年的秋收起义开始算了。

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主席同样谈到了生死问题：“按照辩证法的原理，生命总是有限的。”

谈到这个问题，斯诺也觉得毛主席的言语间多了一些苍凉的味道，他赶忙说：“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没想到毛主席却接着说：“我准备了好多次，就是不死，包括你说的战争中存在的危险，把我身边卫士都炸死了，血溅到了我的身上，炸弹没有炸到我。”

斯诺原以为这件事发生在延安时期，但毛主席明确给出的答案是：“好几次，包括长征路上。”

而毛主席口中的这件事发生在1935年6月，当时中央红军从泸定华林坪出发，抵达荥经县三合乡茶合岗的时候，敌人的飞机突然到来，在空中不断盘旋扫射并投下炸弹。

毛主席正走在道路左侧的一条小路上，飞机就在头顶，隐蔽已经来不及了。

关键时刻，警卫班长胡昌保马上冲来扶着毛主席向右边的树林隐蔽，那里也是唯一飞机可能发现不了的地方，可他们还没有抵达右侧，飞机投下的炸弹就炸在胡昌保的身边，胡昌保当场牺牲。

这位警卫班长离自己而去，毛主席也流下了眼泪。

但是，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毛主席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哪怕是新中国成立后亦是如此。

胡志明曾在1965年5月秘密访华，与毛主席在长沙有过一次会面，毛主席在与对方的谈话中提到想去越南，胡志明说：“主席，现在还是不要去了，美国正在狂轰滥炸。”

毛主席说：“我就是要去看轰炸，好几年没有看到轰炸了。”

胡志明看毛主席是认真地在说这件事，但他也知道自己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就说：“越南的孩子都能认出来你，还是等适当的时候再去，我会邀请你的。”

最终，毛主席也没等前往。

1971年之后，毛主席的身体开始明显衰老，他的心态也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一种很难说清原因的孤独感正包围着他，他也会时常谈到生死问题，哪怕对方是外宾。

董必武去世后，毛主席曾对金日成伤感地说：“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烧酒。”

在1976年病重之际，毛主席还会见了尼克松的女儿一行人，他还是艰难地说道：“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

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死亡一直都是个不吉利的话题，但毛主席从不忌讳谈论这些，还对护士吴旭君说：“在世的时候吃鱼比较多，死后就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虾，给它们赔不是，让它们吃肥了去为人民服务。”

9月9日毛主席去世，消息传遍了全国。

显然，老百姓是不答应火化毛主席遗体的。

为了纪念毛主席，很多方案被提出，当时也开始了广泛的讨论。

很快就有人提出：“为毛主席立一块洁白的石碑，看起来朴素又庄重。”

这个建议很快就被其他人给否决了，他们表示：“毛主席身体不能埋葬，虽然他已经去世了，但也要让人民群众永远都能看到他。”

讨论了很久，中央决定建立一座纪念堂用来保存毛主席的遗体，因为中国还有很多百姓没有见过毛主席，要让他们也能获得瞻仰伟人的权利。

这个方案通过后，马上就开始了紧张的选址工作。

9月上旬，8个省市的建筑设计师齐聚北京，开始讨论具体的选址以及建筑设计方案。

不少建筑师一致认为，从朴素的情感考虑，毛主席这一生南征北战，现在应该静心休息，应该把纪念堂放在风景秀丽的地方。

类似的，还有设计师认为应当将毛主席比作“山顶红星”，照耀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在这两个方案进入选址考察后，设计师们先后在北京范围内找寻符合山、水的合适位置，可始终找不到满意的地方。

10月8日，中央拍板了“纪念堂”的决定，将毛主席的遗体放入水晶棺中，这样广大人民群众能瞻仰伟人仪容。

无论是从政治意义、客观条件等角度考虑，这个方案都是最优解，而且选址得是交通方便的地方，若是纪念堂的位置太远，人民群众瞻仰起来也不够方便。

天安门广场就这么成为一个最好的选择，从1949年开始，这里就成为了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设计组也一致同意，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只有安卧在人民群众之中才是最为合适的。

真到了建设的时候，又有很多讨论的声音，其中包括了建筑形式、布局规划等等，好在大家群策群力，实现了一个奇迹。

纪念堂终于落定

人们都还沉浸在毛主席逝世的悲痛之中，大家都对毛主席极为怀念，更是认为：只有宏大的建筑才能体现毛主席的崇高。

大多数设计师都是这样的看法，认为建筑应该越高越好。

南京工学院的杨庭宝第一个表示了不同意见，他给出了一个“50米见方建筑”的方案，这个方案也给了人们很大的启发，因为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建筑都不该显得过于突兀，更何况这是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上。

经过讨论，方形建筑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方形建筑可以建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对称建筑给人以稳重、平衡的感觉，符合庄严肃穆的效果。

其二，方形建筑可以设计多个出入口，如此更加方便群众瞻仰。

其三，方形建筑有利于抗震，对伟人遗体形成很好的保护作用。

但杨庭宝的“50米”却存在一定的问题，当站在天安门下、金水桥畔正视纪念堂时，会看到纪念堂正面重叠着一个正阳门城楼的大屋顶剪影；建筑高度的基本要求是既能遮挡住正阳门的屋顶，又不能过高从而遮挡纪念碑。

经过大量的数据分析，纪念堂的高度被定为33.6米。

而且，该纪念堂还打破了我国过去一般建筑坐北朝南的习惯，建筑的正门是朝北的。

也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若是正门朝北，当天安门广场有活动或是群众集会时，群众在面向天安门的时候就会背对纪念堂，这样也会让人感觉有些不安。”

设计组的成员赵鹏飞提出了一个方法：“将纪念堂庭院东西两侧都向里面收缩，使两侧广场的面积扩大，这样一旦有群众大会，纪念堂东西南北就有会有群众环绕了，毛主席也在群众之中，问题就解决了。”

当一切细节沟通完毕，纪念堂就进入了紧张的建设工作当中。

1976年11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现场指挥部正式成立，市建委副主任李瑞环担任总指挥、国务院副总理李牧负责纪念堂建设领导工作。

想要在短短10个月内完成这浩大的工程，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共有78万人参与到纪念堂的建设中，当大家听说自己接到的任务是为毛主席修建纪念堂后，纷纷不顾辛劳投入其中。

不仅是北京，全国多个地方也用各种方式支援了纪念堂的修建，贵州特意将一根千年之久的香樟木敬献出来，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记得：“树拉走的那天，全寨的男女老少都到寨门口相送，原来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八角亭，以示对伟人的爱戴。”

此外，还有上海的钢筋水泥、四川的各种木料、湖南的蜜桔树、云南的山茶树、台湾同胞也送来了樱花。

在整个建造过程中，工程量最大的就是汉白玉石料的开采。

汉白玉是最理想的建筑材料，因为质地优良，房山的汉白玉很快“中标”，但毛主席纪念堂的修筑大概需要1500立方米的汉白玉，房山一年的开采量不过2000立方米，显然难以完成任务。

为了纪念堂，房山人民、石矿工人、解放军、农民几乎全部投入进来，一共挖出了48000立方米的土，成功将4600立方米的石方挖掘出来，如期完成开采任务。

足量的汉白玉挖出后，运输在当时也是一大难题。

北京市运输公司总共只有两千多辆车，为了能顺利完成这项运输任务，所有工作都是限时交叉进行的，按照无休息日来计算，每天运行的车次数量都要上百次。

一砖一瓦都记载着那段历史、一草一木都承载着感情。

1977年5月4日，距离开工才6个月，毛主席纪念堂的主体建筑便正式竣工；8月18日，水晶棺移入纪念堂之中，并于2天后进入纪念堂。

9月9日，距离毛主席逝世正好1年，纪念堂的落成典礼也在北大厅隆重举行。

开放至今，毛主席纪念堂接待数量已达2亿多人次，其中包括很多国际友人。

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就会有各地的群众聚集在毛主席纪念堂周围，无论寒冬酷暑，来瞻仰的群众都会排队前来。

对于那些曾跟着毛主席打天下的老战士来说，能来看看毛主席，已成为一件最为有意义的事情。

2013年11月，86岁的奉孝同老战士在人们的陪同下抵达纪念堂，他曾是抗美援朝期间的战斗英雄，后来还曾在毛主席身边当过5年的警卫员，退伍的那天，毛主席还专门叫他来：“你回家以后，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生活，不要以中央警卫员的身份去搞调查。”

奉孝同谨记毛主席教诲，回家后从未暴露身份，在农村生活了50多年，人们一直都以为他是一位普通的农民，直到他眼含热泪回来探望毛主席。

毛主席纪念堂中，每一个场景都凝结着人民群众对伟人的深厚感情。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