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元生

1936年10月，刘英与红军女战友在一起。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长征前后的红军女战士刘英，在毛泽东的关怀指导下，不断成长进步，在革命斗争的火热实践中，做到了智慧与力量的高度统一，事业与爱情的和谐一致。而毛泽东深?的思想，宽阔的胸襟，独特的魅力，则令刘英仰慕不已。

1929年春，刘英从大连经哈尔滨、满洲里进入苏联，抵达莫斯科，被分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第四班。中国同学之间互相用俄文名字称呼，她的俄文名字叫尤克娜。后来，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应国内提出的要求，要在中国学生中抽调一批人，培养训练为搞无线电的专门人才。这样，刘英便于1930年底进入共产国际办的国际无线电学校学习。3年多的努力学习后，刘英离开莫斯科，于1933年6月初到达中央苏区瑞金。

到瑞金后，刘英才由郑杰改名刘英。刘英先同邓颖超接头。邓颖超当时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一见面，她就认出刘英来。在这里，除周恩来夫妇之外，刘英还有许多熟人，如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周以栗，是她读长沙女师时的老师，而周是毛泽东的同班同学。由于这一层关系，所以毛泽东对刘英早就有所了解，而且关心爱护。当时凯丰是少共中央局书记，知道刘英回来了，便要她到少共中央局去工作，得到博古同意。刘英去了，先当少共中央局的巡视员。

到少共中央局当巡视员后，刘英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到福建团委开展巡视工作。福建省委一班人，书记陈潭秋、妇委李坚真、宣委方方等，对刘英印象都很好，要求把她留下来。少共中央局便任命刘英为团省委书记。

1934年1月，刘英回到瑞金，先列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参加在沙洲坝临时政府礼堂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留下担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当了宣传部部长以后，有一次她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见到这位湖南老乡，十分高兴，说：“刘英，你嘴巴子很伶俐，能说会道，不过当了宣传部部长，讲话的对象不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传的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要不得。就是湖南人的口腔也要变一变，要向江西老表学说话呐!”

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扩大红军队伍即扩红，是当时一项很重要的工作。1934年5月，罗迈（李维汉）要刘英到江西省于都县去扩红，她立即带领10多个突击队员，赶到离瑞金90公里的于都，决心掀起一个欢送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的热潮。5月16日，县里召开突击队员与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刘英作动员报告。大会后，突击队员被分派到各区，召开大会，分工落实任务。

于都扩红进展顺利，原定3个月扩红2200名，仅一个半月就超额完成了任务。6月下旬，刘英从于都回瑞金，路上遇到邓小平。邓小平伸着大拇指对刘英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刘英一时莫名其妙。邓小平忙解释道：“这是项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他夸奖你扩红搞得好，都登报了。”

于都扩红的消息的确登上了6月21日《红色中华》报的头版头条。扩红运动总结时，中革军委武装动员部还奖给于都扩红部队一面光荣旗，上面写着“于都扩红超过二倍半”。于都扩红任务完成以后，刘英担任过一段赣南战地委员会委员，负责组织工作。8月，仍回少共中央局，改任组织部部长。

1934年9月2日，中央发出动员令，要求9月27日前动员3万名青壮年加入红军。9月中旬的一天，罗迈找刘英谈话，派她再次去于都扩红。刘英表示为难，因为于都现在妇女是多数，时间又这么仓促。罗迈说：“这是党交给的任务，相信你总有办法。”刘英随后立即赶赴于都。此时，当地才动员了255人参军，离4500人的任务相差十万八千里。刘英急得团团转。于都此时已成了赣南省委所在地，毛泽东恰好来这里巡视工作。

刘英便想着找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打摆子刚好，身体还很虚弱，垫着棉被靠在床上听汇报。他说：“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都找来开会。”刘英说：“再开会，就没有时间了。离规定的期限只有不到10天了。”“不，一定要开会，思想不打通，再有时间也完成不了任务。”“突击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通知也来不及。”“这好办，我有四个警卫员，叫他们跑马到各区去，口头通知。”毛泽东把四个警卫员叫来，让他们把通知内容复述了三遍，立刻出发。

突击队员、区委书记坐了一屋子，毛泽东也拖着虚弱的身体来了。刘英先作报告，把这几天了解的情况、毛泽东的指示、罗迈的意见，都融汇在一起讲了一遍。她讲完后，下面一个劲地鼓掌，请毛主席讲话。刘英连忙解释说：“毛主席打摆子刚好，身体虚弱。我的报告就是传达他的意见。”越这么说，下面鼓掌越来劲，欢迎毛主席讲话。

毛泽东慢慢地站起来说：“好，我就讲五分钟，讲‘决心’两个字。”他围绕为什么要扩红，深入浅出地讲了反“围剿”形势的严峻，又从对待困难的态度，讲如何下决心，不怕困难，去完成扩红的任务。第二天下午，各区开大会动员，很快于都的扩红运动有了转变。《红色中华》9月26日发表长篇报道，说于都“过去最严重的问题是群众逃跑登山，自会议后各地争取逃跑群众回来的工作，收到了最大成效”。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刘英正在考虑着该怎样完成第二次扩红任务，毛泽东突然出现在她面前。那时，他到赣南省委巡视，住地离于都县委近。毛泽东神情严肃地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刘英不知道“特别任务”是什么，就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哩!罗迈没有通知，我可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评哩！”毛泽东见她不肯走，也没有再说什么，带着警卫员先走了。刘英心里嘀咕着，毛泽东又折了回来，对她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毛泽东把“特别任务”几个字说得很重，露出神秘的神色。可是在当时，刘英怎么也没有意识到“特别任务”就是撤离苏区开始长征。过不多时，电话铃响了，是罗迈来的电话，通知刘英快回瑞金。到了瑞金，刘英才知道，所谓“特别任务”就是突围，要从根据地打出去。

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写了社论，作大转移的动员。刘英想找报纸看，立即去少共中央局。凯丰给她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到部队去了，少共中央局的事要她安排。

安排好工作，刘英去看望毛泽东。此时，毛泽东正同王稼祥准备担架。见到刘英，毛泽东说：“叫你走，你不走，不走就把你丢了！”刘英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光讲‘特别任务’！”毛泽东说：“军事秘密，不便明说。”刘英又问他身体可吃得消，因为他9月在于都患疟疾，刚刚恢复，身体相当虚弱。毛泽东说：“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他同王稼祥颇为得意地向刘英介绍他们的“杰作”。他还打趣说：“刘英，你要坐担架吗？”刘英笑着说：“我又不是病号，又不是伤员，我骑着马跑，神气哩!”

回到瑞金之后的第三天，刘英踏上了征途。

出发前，罗迈找到刘英，让她在“红章纵队”当巡视员，跟司令部一起走，管无线电台，做政治工作。那时除野战军团外，军委机关编成一个纵队，叫“红星纵队”；党中央和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编成一个纵队，叫“红章纵队”，司令员是罗迈。

于都河上，工兵已经架好了浮桥。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陆续从浮桥上通过，向西前进。

过了于都河之后两三天，刘英才看到毛泽东。原来他在于都还同留下坚持工作的干部开会。“毛主席，你9月份到于都是有‘特别任务’的吧？”刘英问。

毛泽东这才告诉刘英，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现在部队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泽东选定的路线。

刘英问：“我们走到哪里去呢？”毛泽东答：“不知道。”

“也是军事秘密吧!”刘英说。“确实不知道！”毛泽东正色道。

队伍逐渐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前方部队开路，后方部队保卫，中央纵队好像坐在轿子中间，一路西行。罗迈为了及时掌握整个纵队的情况，又把刘英从电台调回，组织一个突击队，叫她当队长，检查整个纵队的情况，向他汇报。不久，叶季壮的三梯队需要干部，罗迈又派刘英去那里担任政治部主任。

长征出发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行军，称为中央队“三人团”，以同最高“三人团”相区别。中央队跟刘英所在的三梯队行军靠近，宿营地常常相距不远，她得空就去看望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有时也向他们反映些部队处处被动的失利情况。

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否定了“大搬家”，整个队伍实行大整编。整编把“红章纵队”的编制撤掉了，凡是能战斗的人，都调到前方去。余下的人成立一个队，杨立三当队长，毛泽民当副队长，刘英当指导员。

不久，刘英被调到地方工作部。地方工作部主要是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拥护红军。还有一项做得较多的工作是安置伤病号。

1935年2月，部队到达扎西，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从张闻天的报告中刘英得知，遵义会议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作出了改变领导的决定，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最高“三人团”，由周恩来和朱德指挥军事。2月5日，在“鸡鸣三省”的一个村子里，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称为总书记)。扎西传达以后，干部们心里豁然一亮。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主动灵活地同敌人周旋，完全改变了原先的被动局面。

2月底，红军二占遵义城。第二天吃过早饭，邓小平邀地方工作部的同志：“去逛街呀!”这帮青年男女便有说有笑地跟着邓小平一道上了遵义街。

刚打了胜仗，大家情绪很高。遵义街上，贴了红红绿绿的标语，一派喜庆景象。正走着，迎面遇到了张闻天。张闻天跟大家点头打招呼。他对刘英说：“到我那儿去聊聊，好吗？”刘英说：“好啊！”她就跟他到了中央队的驻地。

红军二占遵义后，张闻天同毛泽东住在一起。刘英到了他们的住地，不见毛泽东，忙问：“毛主席呢？”张闻天说：“他到前方去了。”张闻天招呼刘英坐下。

早春季节，天气相当阴冷，屋子里生了一盆炭火，暖烘烘的。张闻天吩咐警卫员去煮一点醪糟给刘英吃。他们一向谈话比较随便，可这次谈着谈着就冷场了。刘英预感到张闻天有什么要紧的话对她说。沉默了一会儿，张闻天终于开口了：“相识时间不短了，互相都了解，希望不仅做一般的同志……”表达得比较含蓄。此时的刘英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对张闻天虽然一直有种崇敬之情，但从没有往爱情上想过。于是，她便答道：“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

遵义会议后，大约4月间，刘英接到李富春写来的一张条子。条子上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刘英感到非常突然，跟李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我干不了。”李富春笑着说：“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会帮助你的嘛！”

刘英只得拿起条子到中央队去报到。恰好只有毛泽东和王稼祥在。“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毛泽东问。“李富春呗！”刘英答。毛泽东说：“是我提议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刘英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他们两个一齐说：“你做得了。”

就这样，刘英当上了中央队秘书长。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小说熟极了，闲聊起来滔滔不绝。《红楼梦》尤其读得烂熟。有一回他问刘英：“你知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句话是谁说的？”刘英说：“黛玉的‘葬花词’，我背得这句话。”他得意地说：“就是这位苏州姑娘说的啊！”他问刘英：“《红楼梦》里的人，你最喜欢哪一个？”刘英说：“当然是林妹妹了。”毛泽东连连摇头，说：“《红楼梦》里最招人喜爱的是贾宝玉。他鄙视仕途经济，反抗旧的一套，有叛逆精神，是革命家。”

部队到达毛儿盖后，刘英随中央队行军。此时，中央同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之间，电报和人员往来频繁，北上还是西进、南下的争论一直继续着。行军路线迂回曲折，走了不知多少回头路。毛泽东、张闻天等一直商量怎样使红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毛泽东说：“让他当总政委吧。”7月18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一次，毛泽东去找张国焘谈话，把刘英带去了。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我给你带水来了！”张国焘一下没转过来，问道：“什么水啊？”毛泽东笑着说：“《红楼梦》里的宝玉哥不是说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打量了一下刘英，这才恍然大悟，也不由得笑了起来。毛泽东同张国焘相识很早，但二人一向并不投机，现在意见又有分歧，所以毛泽东一开始就说笑，想制造一个比较亲切的谈话气氛。

8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开会，刘英已经离开中央队了，准备到红四方面军去做政治工作。

20日，毛儿盖会议之后，右路军就出发过草地了。进了草地，茫茫一片，看不到一点人烟。刘英同蔡畅走一路，两人相互搀扶，晚上宿营，用两条床单搭个小帐篷，躲避风雨。在毛儿盖，刘英向陈昌浩要了块布袋似的粗呢子，缝了一件上衣。在草地走了七天七夜，渺无人烟，到第八天终于看到了村庄。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开会，成立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刘英又回到中央队，当警卫队指导员。大约是21日上午，到了甘肃南部的哈达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从报纸上获悉陕北有革命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于是决定到陕北落脚。

2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正式决定将陕北作为落脚点，到陕北去保卫与扩大革命根据地。第二天到达通渭城，开干部会。毛泽东诗兴大发，讲话时即席吟诵了那首著名的《七律·长征》。

1935年10月19日傍晚，中央队穿过头道川，到达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取得了伟大胜利。

1976年春，张闻天与刘英在无锡梅园

1935年11月初，党中央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行动。随后，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15军团会合，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带领中央机关北上，到瓦窑堡安家。

到了瓦窑堡，张闻天征求刘英的意见：“这下有了家，可以了吧？”刘英点点头。革命有了“家”，张闻天和刘英也终于有了家，于是结成了终身伴侣。他们分到了一孔石窑洞，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两个行李卷合在一起就算成了家。

在直罗镇，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同红15军团合作打了一个大胜仗，情绪很高。到瓦窑堡后，听说张闻天和刘英结婚了，就来看望他们，进门就嚷：“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张闻天一碰到开玩笑的场合，嘴就笨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刘英口齿伶俐，说：“拿什么请客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毛泽东笑着说：“那就不承认！”又说：“我倒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说完念了那首诗，诗的大意是夸张闻天作风民主。可惜刘英事后忘记这首诗了。

婚后，刘英顾不上休息又忙开了。因为当时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日本帝国主义搞“华北自治”，妄图逐步实现其独占中国的野心。

1935年11月底，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统一战线问题。刘英作为少共中央局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2月17日至25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正式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会议是在张闻天和刘英住的小石窑洞里举行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等领导人，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聚集在这间简陋的窑洞里，决定着关系共产党、红军与整个中国命运的大事。

中央红军刚在陕北落脚，毛泽东就同张闻天等商量怎样根据新的形势，提出新的任务。一致认为应该巩固扩大苏区而不是放手休息。至于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方向，在直罗镇战役之后，毛泽东坚决主张过黄河，东征山西。张闻天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为了表示东征的决心坚定不移，张闻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代表常委提出：“中央领导随主力行动，到红军中去。”另外还组织了地方工作委员会，开辟根据地。张闻天还代表常委向中央建议成立军委(当时称西北军委)，提名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

东征的抗日先锋军进一步向东发展，占领同蒲线，直逼太原城，大有东出河北同日军直接交锋之势。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将“抗日反蒋”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会后，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成天忙着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这两个重要文件。紧接着，又在1936年9月中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1936年九十月间，刘英得了一场重病。病了三四十天，当刘英走出窑洞，重新回到同志们中间的时候，红军三大主力已经胜利会师。11月初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团的工作。刘英当时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大病初愈的她参加了这次会议。

1937年1月，刘英被派到西安去巡视青年工作。从延安到西安，她同王稼祥、李克农等坐一辆卡车。路上走了两天。路很坏，车子开起来尘土飞扬。李克农他们坐在车篷里，停下车来，满身满脸尘土。刘英笑他们一个个活像泥菩萨。在西安住了大约一个星期，突然李克农的副官来找刘英，悄悄地说：“洛甫同志来了。”他把刘英领到王以哲的一个副官家里，见到了张闻天。

2月初，刘英同张闻天返回延安。当时，党中央同红军各军团、派出的谈判代表之间，来往电报不断。电文大都是毛泽东、张闻天商量后分头写的，其中张闻天写得不少，这些电文常用“洛、毛”联名发出。著名的《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就是张闻天起草的。

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苏区党代表会议。张闻天在会上致开幕词，指出：“自内战结束以来，革命已经开始了新的阶段。党目前的迫切任务，应该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紧接着又开了白区工作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报告是刘少奇作的。在延安召开的这两个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多月以后，卢沟桥的炮声响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了全国抗战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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