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 江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右一）与胡耀邦传记主要撰写人合影。左起：唐非、张黎群夫人王玉如、张黎群、张定、李公天

2025年是胡耀邦诞辰110周年，也是经中央党史和文献部门审阅的3卷本《胡耀邦》出版10周年。到目前为止，这部胡耀邦传记发行广泛，是深受读者欢迎和信赖的版本。

这部人物传记的署名为：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主编，唐非、严如平执笔撰写。全书的写作和修改超过15年。

2003年，在3卷本《胡耀邦》出版前12年，传记署名中名列第一主编的张黎群辞世。为什么将他推为传记写作群体的第一人呢？道理说来也简单，因为张黎群是胡耀邦传记撰写工程的奠基者和组织者，是撰写团队的灵魂。他在20世纪50年代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改革开放后任浙江大学党委第二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中央纪委教育室主任等职。

他和老首长胡耀邦相知一生，二人的交往是古往今来人世间友谊的又一个动人事例。

1918年5月，张黎群出生在四川省蒲江县农村一个富有之家。他在旧中国的黑暗中选择了一条新道路，18岁投身革命。1937年春，19岁的张黎群来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

与张黎群一起到延安的几位同学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学习。四川老乡有时聚在一起聊天，常去找张黎群的有杨华村、刘家言、廖仁等人。这些青年人对经历了长征的老红军颇有些神秘感，张黎群常听他们说起，抗大有个胡耀邦走过长征，是老红军，年龄不大，讲起课来滔滔不绝，还喜欢和来延安的青年学生聊天。

从马列学院毕业后，张黎群来到重庆，在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工作。解放战争中，他进入山东战场办报，济南解放后任团市委书记。1950年调团中央，1951年4月参加创办《中国青年报》，任总编辑（后任社长）、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1952年8月，胡耀邦从川北来到北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张黎群从此和他工作在一起。人世有缘，两人一见如故。一般的仗义执言，一样的火热心肠，人世间一段肝胆相照的故事由此展开。

团中央主办的报刊、书社和中央团校，是胡耀邦去得最勤的地方。如果加以比较，他更是常去中国青年报社，找负责人谈话，向编辑、记者作报告。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青年报社印了一本《胡耀邦同志谈办中国青年报》，约4万字，大部分是他来报社谈话的内容。

胡耀邦任职期间，团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每周到他办公室参加例会，讨论和研究问题。张黎群认为，胡耀邦是“内行领导办报”。“我对这位近在咫尺的‘同行’，尊之如师，亲之如友。我认为他是一位（作为）政治家的新闻学家，（作为）新闻学家的政治家。我处处留心，万分认真地向他学习办报之道。”

《中国青年报》迅速成为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报纸，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记者和编辑。他们之所以脱颖而出，与张黎群的领导和鼓励是分不开的。张黎群豪爽奔放，疾恶如仇，对社会丑恶现象勇于批评。1957年5月16日，他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提出了加强新闻报道、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的建议。这使他马上置身于非常险恶的境地。反右派斗争风暴随即席卷而来，中国青年报社划出17个“右派”，眼看下一个就是张黎群。

反右派斗争行于风口浪尖之上，结束了在苏联访问的胡耀邦回到新疆乌鲁木齐，打电话回北京，听说团中央“反右”的“成绩”，不禁失声道：“损失惨重啊！”

胡耀邦在电话中说：“你们把那么多笔杆子打成右派，你们还编书编报吗？停下来，停下来。不要再抓下去了，我回北京再说！”

张黎群危在旦夕。有两个人伸出援救之手，在危难时刻挽救了他。

一位是他在延安时代的好友，时任毛泽东的主要秘书之一、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田家英。看到《人民日报》刊出张黎群在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被扭曲了原意的讲话片段，田家英情知不好，给张黎群打去电话：“老兄，你把关于办青年报的意见，统统送来一份。”

过了几天，田家英又打电话对张黎群说：“你认真检查办报思想。我向小平同志一再解释：张黎群绝不可能反党，绝不会是右派。”

当时的田家英深得毛泽东信任，协助他处理大量日常事务，在中央决策层人所共知。田家英站出来向邓小平说话，分量不轻。

另一位伸出援助之手的就是胡耀邦。他从新疆回到北京，也赶到邓小平处，向老上级陈明情况。他说，张黎群不会是右派，他不可能反党。

邓小平问胡耀邦：怎么看张黎群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耀邦说：“有些话是过头一些，那是张黎群的性格。他一时糊涂，说了俏皮话。”

邓小平听了田家英、胡耀邦两个人的话，表态说：既然如此，要认真检查，但是总编辑不能当了。

张黎群因此逃过一劫，但不得不离开中国青年报社，到陕西米脂县担任县委副书记。

张黎群要去陕北了，胡耀邦找他谈话。向来讲话淋漓畅快的胡耀邦，这次谈话却东拉西扯。说来说去，主要意思是，吸取教训，从头做起。张黎群后来说，胡耀邦这番谈话基本上站不住脚，不少话言不由衷，不能令他信服。但在当时，胡耀邦还能说什么呢？

张黎群向胡耀邦表示，想转入工业建设部门工作。

胡耀邦劝阻了他，让他先去陕北。张黎群又一次体会到陕北的贫穷，还经历了“大跃进”的荒唐。他和县委书记一起，抵制虚报粮食产量。在眼看又要出事的时候，县委书记在电话里向地委领导央求：“我已经虚报产量四分之一了，不敢弄虚作假太厉害了！”

电话戛然而止，上级命县委书记去省里参加“反右倾”会议。张黎群后来回忆，“上天见怜，苍天有眼”，这位书记车到延安，倾盆大雨冲垮公路，不能前进。就在这时，中央纠正高指标的指示下达，陕西省委召集的汇报会中途被取消了。张黎群写道：“我要拜谢陕北人民，他们使我大彻大悟，做合格的共产党人，一定要永远坚持讲真话，坚决摈弃讲假话。”他把这番经历后来都告诉了胡耀邦。

1960年，张黎群调回北京，到中央工业部任职。一次，他到胡耀邦家中和老首长聊天。胡耀邦问他：“你当七品芝麻官的收获是什么？”张黎群应声而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胡耀邦闻言大笑。

张黎群不久后到四川成都任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调查研究之风上扬，张黎群在《重庆日报》和《成都晚报》上开辟《巴山漫话》和《夜谈》专栏，写了20来篇短文。

不料“文革”爆发后，张黎群被诬为“西南三家村”骨干，遭受了野蛮迫害，曾被关押在三国时庞统中箭的四川省德阳县白马关庞统庙，长期“劳动改造”。

当此之时，专案组成员到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向胡耀邦搞“外调”，要从他那里弄些能够加罪张黎群的材料。

专案人员对胡耀邦说：“张黎群窃据《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位置八年之久，形成一条修正主义办报路线。你应该向我们揭发他的这些反党罪行！”

胡耀邦说：“他还没资格犯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因为他只是团中央眼皮底下一个直属部门的负责人。如果说《中国青年报》那时候有过这样的错误，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因为我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

胡耀邦的话掷地有声，专案组办案的人心里不痛快，回去以后提审张黎群，指着鼻子叫骂：“‘胡黑邦’真是顽固透顶！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还大包大揽地死保你哩！”

身陷困境的张黎群听到这番话，心里一阵感动。

2000年7月19日，胡耀邦传记主要撰写人合影。左起：李公天、张定、张黎群、黄天祥、严如平

遭受长期的关押之后，张黎群从1972年起逐渐恢复自由。恢复自由后，他立即和胡耀邦建立了通信联系，往来信件内容多为相互鼓励。

胡耀邦听说张黎群被解除了关押，投身工业建设了，于当年6月18日给张黎群写信：“我很高兴看到你‘毅然承担’那个使人们感到惊奇的工作，尤其高兴的是看到你准备要‘争取办成大庆式的企业再走’。我们这些人要见马克思的日子并不长了，为了给人民做点好事，何必斤斤计较。做什么才带劲呢？斤斤计较做得好上加好，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所在呵！”

1972年8月26日，胡耀邦致信张黎群：“什么时候，我们切实搞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严格进行科学分析，事情就办得好一点，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什么时候主观地、唯心地、盲目地跟着别人乱叫乱喊，不管对人对事，一定要出乱子，一定要遭受历史的惩罚。”

1977年11月，张黎群来到北京，到中组部接受新任务。这时担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对张黎群说：现在有浙江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需要党委书记，你任选一所。

接下来，还不待张黎群选择，胡耀邦就为他选好了，去浙江大学。当时，浙江大学归属中国科学院领导系统，胡耀邦要张黎群立即去找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克实和李昌，落实接手工作。

浙江大学归属教育部领导后，张黎群回到北京，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中央纪委教育室主任等职。在北京的日子里，张黎群时常去看望胡耀邦，他们相知甚深，有很多交谈。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举国同悲。张黎群闻讯赶到胡耀邦家中悼念，见到了胡启立。他们谈起胡耀邦，胸中涌起无限感慨。

胡启立向张黎群提议，约请耀邦当年的战友和老部下，对耀邦的事业、人格品质，以及他的言谈笑貌，写一些回忆文章，以备将来为撰写传记积累第一手资料，使胡耀邦的精神财富得以继承和弘扬。

张黎群承担这个责任，先后找到曾在共青团系统工作的张定、李公天、严如平，随后增加了唐非（曾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在当年夏天着手编撰《怀念耀邦》纪念文集。到1990年胡耀邦逝世一周年时，征集到19篇文稿。这些文章，实际上就是胡耀邦传记的滥觞。到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编辑了4卷本，有100多篇文章、共100多万字的《怀念耀邦》，为撰写胡耀邦传记奠定了基础。

这时，张黎群提议：在《怀念耀邦》文集基础上，继续向前一步，写出胡耀邦传记。这将是我们对胡耀邦的最好纪念。

张黎群说：我们4个人都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对胡耀邦有亲身感受，有生活实际。我们能够写出我们眼中的胡耀邦。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说：我们4个人加起来超过300岁了，平均年龄75岁。孔夫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在晚年就把写胡耀邦的传记作为事业吧。我们4个书生现在就干，我们的努力会为将来历史学家撰写专著打好基础。

没有经费支持，他们每月的工资就是经费。他们走访胡耀邦的老战友、老部下，数次到河北、江西、湖南等地访问调查，还用信函、电报、电话广泛征求史料。胡耀邦夫人李昭给予大力支持，他们可以随时踏进胡耀邦的家，了解和查阅材料，和一些老战友共同回忆情况和细节。

他们经常骑自行车、挤公交车，到图书馆、资料室、档案室查找和抄录胡耀邦的讲话、发言以及其他材料。他们这几位都不会使用录音、录像、复印设备，都不会用电脑，因此使用手抄、复写的方式，一字一字地起草文稿，时常看花了双眼。

张黎群曾问大家：“写胡耀邦传记是什么样的课题？”

他自己回答：是研究进入20世纪的华夏大地上，从世纪初到80年代，一位伟大人物的成长和治国活动史。这个使命我们承担得起吗？困难是很大很多的，我们这几下子恐怕是不够用的。然而，我们担上肩了。虔诚的、美好的、善良的愿望，往往是志气和勇气的源泉。“我们蘸着‘求是’的墨水写传记，谓之不写则已，一写必真。”

传记起草工作始于1998年。张黎群主持设立传记框架，几位老人对每一篇、每一段落、每一问题都聚在一起讨论修改，从篇章结构、史料运用、行文表述，都不断修改。经商定，唐非执笔写童年到“文革”部分，严如平执笔写此后的部分。

张黎群是大家信任的定稿人。

2003年，近百万字的传记初稿差不多写出来了。但就在这时，85岁的张黎群因病辞世。他临终留言，希望由张定负责，团结战友们坚持下去，将胡耀邦传记修订好。

2005年胡耀邦诞辰90周年，胡耀邦传记正式出版第一卷。此后，几位作者不断地修订胡耀邦传记，但这支撰写队伍的人数逐渐减少。2009年，唐非逝世；2012年，张定逝世；2014年，李公天逝世。终于，作者之一的严如平在84岁时看到了《胡耀邦》3卷本的正式出版。

2015年，胡耀邦诞辰百年之际出版的3卷本《胡耀邦》传记，在叙述胡耀邦历史的时候，也展示了这些老共青团员与胡耀邦的真诚友谊、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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