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10月24日至11月6日，国民党军队先后取得了金门岛战役和登步岛战役的胜利，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中，沉痛地写道：

“有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和急躁所致。”

战斗结束之后，身在台湾阳明山居住的蒋介石大喜过望，马上给身在美国的妻子宋美龄发送电报，炫耀在战斗中取得的战果。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派出他的儿子蒋经国飞往金门岛进行视察，俨然把这两场战斗当成“反攻大陆”的转折点。

很快，身在台湾阳明山居住的蒋介石，收到了来自时任国民党驻美国大使顾维钧的来电。

顾维钧向蒋介石转述了挪威驻美国大使的密电，在对国民党军队取得两场战役胜利表示赞赏的同时，还要求蒋介石能够亲自前往大陆一趟，这样才能极大鼓舞军队的士气。

从顾维钧的话语当中，传递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要想获得美国更多的军事援助，蒋介石必须亲自奔赴前线指挥作战”。

1949年11月14日上午十时，蒋介石乘坐“中美号”专机从台北的松山机场起飞，冒险深入重庆，亲临指挥国民党军队在西南地区的作战。

蒋介石在当天所写的《蒋介石日记》中，这样记述：

“公记此行之感想，此次飞渝，乃为中华民国之存亡，与全国人民之祸福之最后关键。如蒙邀上苍眷顾，果能转变局势，使国家转危为安，勘乱战事转败为胜，实乃党国之幸。若以现局而论，实已至危急存亡之秋了。言念前途，不知所止，惟内心则不愧不怍，故能无忧无惧耳。”

当天下午四时，“中美号”专机抵达重庆的白市驿机场，蒋介石第一时间给“代理总统”李宗仁发送电报，要求李宗仁前来相见。

不巧的是，就在这一天，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离开重庆，飞往南宁。随后，李宗仁以“就医”的名义飞往香港，然后转飞美国，一去不归。

刚一走下飞机，蒋介石直接前往重庆西郊的林园，在这里居住和办公。

1949年11月25日下午四时，时任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的威廉·诺兰和他的夫人飞抵重庆，被蒋介石接到林园，并奉为上宾，盛情款待。

随着威廉·诺兰的到来，蒋介石似乎又重新看到了希望，威廉·诺兰说道：“国民党军队只要再坚持六个月，美国就会出兵助你一臂之力。不用担心苏联会不会参战，若是苏联参战，美国更加有了出兵的理由！”

有了威廉·诺兰的加油打气，蒋介石十分兴奋，因为这是反攻大陆的最后机会了。

为了坚持六个月的时间，蒋介石决定背水一战，他命令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派出一个军的兵力增援重庆，准备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突然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在酉阳、秀山、黔江和彭水一带没有部署兵力。为了阻止解放军乘隙而入，他紧急命令徐正纲率领的第263师火速开往酉阳和秀山，沿着川湖边界进行布防。

可是，第263师在副师长陈国璋的率领下，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包围，全军覆没。

见此情景，蒋介石更加慌了，他再次给正在四川北部设防的胡宗南发送电报，要求把王牌第一军在十日之内调来成都平原，用八百辆卡车连夜运送，以求扭转战局。

在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刘宗宽的里应外合之下，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和贺龙率领的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将国民党军队打得措手不及。

就连居住在林园的蒋介石，都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激烈枪炮声。

眼看重庆即将朝不保夕，蒋介石下令，将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里面的革命志士全部杀害，并做好了逃离重庆的准备。

纵然有万般不舍，蒋介石也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

逃离重庆，开启在成都的十天倒计时

1949年11月29日夜里，此时的重庆已经乱作一团，蒋介石乘坐汽车前往白市驿机场，路上一度被拥堵了三次，直到午夜时分才抵达机场。

然而，由于白市驿机场没有夜航设备，“中美号”专机无法马上起飞，蒋介石只好在心惊胆战当中等到了天亮。

第二天凌晨六时，蒋介石全然不顾恶劣的天气，依然让“中美号”专机强行起飞。

庆幸的是，“中美号”专机安全抵达了成都。

1949年12月1日，在成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里面，蒋介石把西南地区的高级军官全部召集到这里，准备进行最后的作战部署。

其中包括，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邓锡侯、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四川省主席兼第七绥靖区司令长官王陵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川陕甘边区绥靖公主任胡宗南等人。

随着刘宗宽投诚解放军，蒋介石任命张群接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的职务。

蒋介石的心里知道，此时的局势对自己非常不利，即便如此，他依然想要守住西南地区，企图把西南地区作为在大陆最后立足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之下，身为“代理总统”的李宗仁却选择了临阵逃脱，把国民政府的行政大权交给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阎锡山，蒋介石一定对他恨之入骨。

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对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等人明确表态说：

“今日国家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千钧一发之时，我不忍心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现在只有本着光明正大的态度，决心复行视事，以换大厦之将倾。至于成败利害，一概在所不计。”

当时，西南地区势力最大的军阀分别是“西康王”刘文辉、“四川王”邓锡侯和潘文华、“云南王”卢汉，他们各自掌握着当地的军队，表面上归顺蒋介石，暗中却与解放军进行秘密联络。

蒋介石认为，虽然他们四人“各怀鬼胎”，但想要稳固西南地区，仅仅依靠胡宗南这一支嫡系部队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他们四人的力量。

因此，蒋介石对他们极力拉拢，并委以重任。

早在1949年10月下旬，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带领少数亲信来到成都，与邓锡侯、潘文华等人研究国共内战的走向，企图为自己留出一条后路。

这种行为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于是派出特务秘密监视刘文辉的一举一动。

当时的国民党特务简直是无孔不入，凡是被他们盯上的人，必定是凶多吉少。毛泽东主席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当中，曾经这样写道：

“这些无恶不作的特务，简直比诸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之流，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文辉是一个聪明人，尤其是在解放军解放重庆之后，蒋介石仓皇逃到成都，他意识到，蒋介石的溃败已成定局，是时候跟蒋介石彻底决裂了。

可是，国民党特务一天到晚监视着刘文辉的家里，让他的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于是，刘文辉表面上装作听从蒋介石的指示，暗地里调集了两个连的士兵驻扎在家里，又在外围部署了兵力，准备随时向国民党特务动手。

除此之外，刘文辉还跟邓锡侯商量出来了一套应对策略，那就是“针对蒋介石提出的具体要求，能推就推，实在推不掉的，那就往后拖，拖得住就拖，拖不住就走”。

蒋介石固守西南，企图东山再起

1949年12月2日下午，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奉蒋介石的命令，登门拜访刘文辉，他的目的是与刘文辉商量接下来的“川西会战”。

张群刚一开口，刘文辉瞬间意识到，这是蒋介石派人来试探自己的。

根据与邓锡侯的商定，刘文辉一边表示说，自己率领的第四十二军一定会全力配合胡宗南的“川西会战”。一边又表示说，第四十二军是杂牌军队，武器装备落后，兵力比较分散，短期内很难把军队集结起来。

眼看试探不出刘文辉的口风，张群只好无功而返，连忙回去向蒋介石复命。

根据《事略稿本》一书中的记载，1949年12月3日的整个上午，蒋介石都在跟蒋经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阎锡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兼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主任黄少公等人，商讨“党国大业”。

甚至，蒋介石还打算把国民政府迁到西昌。

随后，蒋介石检阅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全体师生，在走上演讲台发言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同学们”，就眼含泪水，再也讲不下去了......

这天下午，蒋介石再次派人来到刘文辉的家里，要求刘文辉、邓锡侯两人，与胡宗南一起指挥川西作战，平时在一块进行办公。

为了进一步控制刘文辉和邓锡侯，防止他们两人有“异常举动”，蒋介石还以“保护家属”的名义，将他们两人的家属送到台湾，其实是想要把他们的家属当做人质。

此言一出，刘文辉和邓锡侯以“家人水土不服”为由，拒绝了这一提议。

12月4日，解放军攻陷泸州，得知这个消息，蒋介石感慨地说：“泸州失陷，则西昌屏藩之乐山亦必危及。”

然而，蒋介石还要拼死一搏，他命令胡宗南将部队调集到自流井和内江一带，以此来阻止解放军挺进乐山。

可是，蒋介石的命令还没有来得及传达给胡宗南，自流井和内江就被解放军占领，所谓的“绝地反攻计划”再次化为泡影。

这样一来，国民政府迁到西昌也就行不通了，蒋介石手里只剩下云南这一最后王牌。

12月6日傍晚，担任成都北门城防的一个连长匆忙向刘文辉汇报说：“胡宗南部队的盛文已经被蒋介石任命为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的部队将于12月7日晚上6时前来，接替北门城防的任务。”

成都的北门城防原本是由刘文辉的部队负责的，如今蒋介石换成了自己的嫡系部队，这让刘文辉和邓锡侯等人十分恐慌。因为，一旦北门城防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把守，刘文辉和邓锡侯将再也走不出成都，彻底断绝了他们的退路。

此时的刘文辉和邓锡侯意识到，这是蒋介石要对他们下手了。

12月7日上午，蒋介石派人通知刘文辉和邓锡侯，要他们两人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北校场谈话，并趁机实施拘捕。

刘文辉和邓锡侯得知消息之后，经过短暂的商议，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定要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接管北门城防之前离开成都。

刘文辉乘坐汽车走到成都的北门，却发现这里已经是盛文的部队在把守，他们就提前下车，从城墙的缺口处翻墙逃了出去。

邓锡侯则是以出城打猎的名义，顺利离开了成都。

就在同一天，蒋介石单独召见张群，命令他马上飞往昆明，前去安抚时任云南省主席卢汉。

因为刘文辉和邓锡侯已经逃离，随时有揭竿起义的可能性，不能再让云南的卢汉效仿他们。

与此同时，蒋介石一边指示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阎锡山，要做好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的准备。一边给身在台湾的陈诚发送电报说：“中定明日飞西昌坐镇，政府决迁台湾，望台省各民意机关多有精诚拥护之表示。”

在《蒋经国日记》中，有着这样的记载：

“乃父对于中央政府驻地问题，曾经数度研究。其初，拟迁西昌，固守西南，伺机反攻收复失土。到此乃知大势已去，无法挽回矣。故作重要决定，中央政府迁台湾台北，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

12月8日下午，张群在云南面见卢汉结束之后，从昆明乘坐飞机返回成都，第一时间就向蒋介石做了汇报。

张群说道：“卢汉的举动有些反常，他说自己正在戒烟，只想着向我们要钱要枪，完全不顾往日的义气和私情。”

此时的蒋介石还不知道，卢汉已经提前把家属送去了香港，为接下来的起义免去了后顾之忧。

卢刘邓宣布起义，蒋介石逃回台湾

12月9日上午，蒋介石召见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和第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要求他们与张群一同乘坐飞机迁往昆明，继续做卢汉的思想工作。

然而，卢汉已经决心发动起义，不想再把时间浪费在与蒋介石的纠缠当中，起义计划迫在眉睫。

卢汉首先调集云南的部队，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然后把昆明机场的所有飞机扣留，禁止加油和起飞。

当天晚上九时，卢汉以“邀请国民政府中央驻云南军事首脑召开紧急会议”为由，将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等人，统统请到卢公馆，随即将他们的配枪扣下，并将他们囚禁了起来。

卢汉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在表明，自己将要发动起义了。

随后，卢汉向云南全省的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强调指出：

“兹为保全全省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和平和民主统一起见，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中央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

在宣布起义的那一刻起，卢汉宣布成立云南军政委员会，并任命各个部门的官员。

就在卢汉在云南通电起义的同一时间，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在彭县的隆兴寺，共同发布了起义通电，具体内容如下：

“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唯非今是贤者所，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白（崇禧）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私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

看到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在彭县宣布起义，这让蒋介石的心里顿感失落，他担心“西安事变”的事件将会再次上演。

在蒋经国、胡宗南等人的再三劝说之下，蒋介石最终决定尽快离开成都，退回台湾。

但是，蒋介石依然不甘心失败，他命令胡宗南留在成都，继续率领国民党军队镇压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的起义。

蒋介石在12月9日当天晚上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晚接，阅西昌告急，即电顾祝同总长，令速解决刘文辉、邓锡侯所部，并加紧西昌空运。电曰：‘元靖真电谅送，据其电中所称，伍培英已接刘邓灰电，拥护人民政府，服从朱毛政府，则刘邓已叛变无疑，应即速解决勿延。’”

蒋介石在写给顾祝同的电报里面，使用“应即速解决勿延”一句，可见他对刘文辉和邓锡侯的叛变，有多么的痛恨。

然而，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这句命令，成为了顾祝同和胡宗南疯狂屠城和大开杀戒的借口。

当时，在成都城内的大街上，凡是遇见姓“刘”或“邓”的无辜百姓，无论男女老幼，统统杀掉。

尽管蒋介石对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恨得咬牙切齿，但解放军却对他们的举动表示支持，朱德总司令更是对他们在关键时刻的抉择给予了高度评价。

12月10日，贵州也开始响应云南等地的号召，加入到起义的队伍当中，宣布脱离国民政府，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

上午九时，云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处长宋一痕分别会见李弥、余程万、沈醉等被扣押的七名国民党高级军官，并胁迫他们在“拥护卢汉起义的通电”中签上名字。

不仅如此，卢汉还给刘文辉和邓锡侯发送电报，要求他们联合四川的其他将领，重新上演“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扣押在成都。

这样一来，蒋介石不得不赶紧离开成都，晚一步或许就走不掉了。

就在蒋介石即将离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时候，有人前来汇报说：“学校的正门外边有来历不明的可疑人员，总裁的车队是否可以从东门或后门离开，再由装甲车和坦克护送出成都南门。”

听完这番话，蒋介石恼羞成怒，愤怒地说道：“我是从军校正门进来的，必须要从正门离去！”

为了确保蒋介石的人身安全，时任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杨森只好设法引开军校正门前面的可疑人员。

这天下午一时左右，蒋介石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与顾祝同、胡宗南等人握手告别，随即坐上汽车，从学校的正门离去，径直开往成都机场。

下午二时，蒋介石乘坐的“中美号”专机准时起飞，朝着遥远的台湾飞去。他坐在飞机上一言不发，眼睛直勾勾盯着窗外的大陆，心酸之情不言而喻。

关于当天的危急情形，蒋经国在《蒋经国日记》中这样记述：

“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匪之时，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郭汝瑰起义，粉碎蒋介石最后希望

12月11日，让蒋介石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在他离开成都的第二天，他最为信任的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也背叛了他。

其实，郭汝瑰一直都是解放军安插在蒋介石身边的高级红色特工。

早在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在分析完“敌我态势图”之后，郭汝瑰制定并汇报了作战计划。

郭汝瑰提出建议，让徐州的国民党主力部队经过双沟、五河，与李延年兵团会师之后向北推进，尽快突出解放军的包围。

听完这话，杜聿明忍不住责问郭汝瑰：“在这样河流综错的湖沼地带，大兵团如何运动，你考虑没有？”

面对杜聿明的步步紧逼，郭汝瑰甚至直接找到蒋介石，想要辞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的职务，主动请缨前往正在交战当中的西南地区领兵打仗。

杜聿明在一旁嘲讽地说：“你现在去前线当军长作战，很容易成为挨打的对象，在后方继续当参谋多好！”

郭汝瑰趁机说道：“别人总以为我当参谋，只会在纸上谈论兵法，现在我临危受命，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样才不辜负党国的栽培和希望。”

顾祝同十分信任郭汝瑰，在他的一番保举之下，蒋介石最终批准郭汝瑰前往西南地区领兵打仗。

同时，蒋介石任命郭汝瑰担任第七十二军军长，但这支部队几乎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只剩下一千多人。

刚一接到委任状，郭汝瑰立刻在上海的一所小学里边设立第七十二军军部，将原来的第七十二军的余部召集起来。随后，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向蒋介石要了足够装备一个整编军的武器和车辆，招兵买马之后马上奔赴四川境内。

郭汝瑰指挥的第七十二军，很快成为了国民政府在四川境内的四个机动主力军之一。

1949年11月14日，就在蒋介石从台湾飞往重庆坐镇指挥的当天，他向郭汝瑰问话：“你的第七十二军整训怎么样了？在作战当中有没有把握？”

郭汝瑰坚定地回答道：“请总裁放心，西南地区的战役很有希望，别说其它部队，单我这个成立最晚的军，有三个团正在紧张训练之中，另外三个团是我一路在医院收集的老兵，马上可以投入作战，我认为打仗完全有把握。”

得知解放军进入四川境内，蒋介石马上任命郭汝瑰担任第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二十一军、第四十四军、第七十二军和三个独立师，在宜宾、泸州、内江一线布防，作为防堵解放军的前哨兵团。

除此之外，郭汝瑰还命令第七十二军在长江、沱江沿线布置防御，阻止解放军渡江。

此时的蒋介石就像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徒，把最后一丝希望全部押在了郭汝瑰的身上。

然而，蒋介石虽然对郭汝瑰非常器重和信任，但他哪里知道，郭汝瑰一直都在秘密与解放军进行联系，时刻都在寻找机会分化国民党军队的力量。

11月30日，随着重庆被解放军占领，蒋介石紧急命令胡宗南放弃秦岭，撤回成都，部队分别驻扎在遂宁和内江。

同时，郭汝瑰率领第七十二军的一万三千余人来到宜宾，眼看西南地区的卢汉、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纷纷起义，他知道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2月11日高举义旗，宣布脱离国民政府。

郭汝瑰召开了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公布《起义告官兵书》，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和平解放川南地区的三十三个县。

郭汝瑰的起义，无意是给负隅顽抗的蒋介石又一次沉重打击，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想要“固守大西南”的计划。

蒋介石的这次飞往台湾，则成为了永远，他直到1975年4月5日病逝，期间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大陆。

蒋介石在台湾病逝之后，根据他生前的遗愿，儿子蒋经国和妻子宋美龄将他的灵柩暂时存放在桃园慈湖，以备有朝一日埋葬故土。

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一文当中，这样记述：

“处理治丧有关事宜，请示母亲后，决定暂厝父亲之灵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达成父亲之心愿。”